顾銮斋:托克维尔的“多数”概念与“少数”心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14 次 更新时间:2013-09-25 12:5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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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銮斋  

  接受人民群众的品说、评判、指责和抨击。讨论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一个相对完善、并能代表大多数群众心声的方案。这个方案不仅吸收了支持者的建议,也在一定程度上汲取了反对者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所谓少数与多数的对立,一般来说是比较缓和的。正如我们所理解的国家的概念,国家的形成从阶级分析的角度说是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国家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被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是统治阶级实施统治的工具,同时面对对立的阶级又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一种缓冲力量或协调角色。同理,法案的形成,也反映了两方面甚至多方面意见,与国家一样具有自身一定的稳定性和相对稳定的期限。托克维尔说:“只要多数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讨论就得继续下去;但是,一旦多数做出不可更改的决定,所有的人便默不作声了,不管是决定的支持者,还是决定的反对者,现在都合在一起,表现拥护决定。”[9]但在我们看来,所谓“多数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讨论就得继续下去”,正是法案充分听取广大群众意见的过程,听取支持者建议,吸收反对者意见,修正、完善法案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一经完结,由于反对者的意见已经得到受理或一定程度的受理,再加上法案已在多数人或大多数人中获得通过,他们自然“默不作声”了。所以,“默不作声”主要不是民主立法带来的负面效应,而主要是对法案表示同意的反应。

  至于“立法的不稳定性……来自民主制度不断改换新人执政的本性”一说,恐更难使人信服。从古代雅典的“民治”、古代罗马的共治,经中古基督教会的教职遴选,到近现代英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选,大都表现为“改换新人执政”的形式。这恰恰是民主之为民主的理由所在。很难设想民主制下可以其他形式取代改换新人执政,因到那时为止,人类历史创建的政体形式主要是君主制、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而无论哪一种政体,无不是君主一人执政,采行终身制或世袭制,与民主制的精神原则恰相背驰。而且,以立法的稳定性衡量,迄托克维尔时代止,还能举出哪种政体拥有更加稳定的立法形式吗?

  如果一定认为民主政治下必然存在“立法不稳定”的现象,那么这种现象也绝不是民主政治下的孤例。首先,不要以为君主制或君主专制因君主之位世袭而立法就稳定。历史证明,正是因为这种专制加世袭,君主之下的立法才更加随意,更不稳定。皇帝的喜怒哀乐常常对法律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以致朝令夕改,废立频频。中国中古政治制度是世界历史上最典型的专制政体,自春秋战国以迄宋元明清,绵绵3000年,朝代变换,皇位更替,岁月流转,不断有旧律废止和新律出台,刑、法、律、令、诏、敕、诰、命、格、式、科、比……,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不暇稍息,难以尽述,到哪里去寻找立法的稳定性呢?其次,与民主制近似的共和制亦如此。上至罗马共和国,中古意大利共和国,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下至近代法兰西共和国都如此。大革命爆发以来,法国先后制定了1791年宪法、1793年宪法、1795年宪法;拿破仑统治时期又先后制定了1799年宪法、1802年宪法、1804年宪法和1815年宪法;此后又先后有1814年宪章、1830年宪章、1848年宪法、1852年宪法、1875年宪法等。在80多年时间里,如上面不完全统计,先后制定了12部宪法,平均每7年就有一部宪法出台。而比较看来,民主政治下的立法反而比较稳定。雅典早在梭伦时代就已确定了等级制,在克利斯提尼时代就已确立了部落制,一直到伯里克利时代,中经百余年或半个多世纪,迄无实质性变化。伯里克利时代的民主政治仍然以梭伦时代的等级制和克利斯提尼时代的部落制分配政治权力,运行民主程序。

  既然以托克维尔“立法不稳定”的尺度衡量,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全部政体都存在不稳定现象,而比较看来,民主政治下的立法反而比较稳定,那么,民主政治立法不稳定也就成了一个假问题。

  根据历史实际,以我们的理解,托克维尔所谓民主政治下的“立法不稳定”更应该表述为“法律的更新”或“革新”。通过改换新人执政而组成的新的政府,不仅在主观上,更重要的是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废止一些旧的法律,制定一些新的法律。民主制度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府轮番为治,因为如上所论,它必须体现公平公正原则,最大限度地使政府合乎人民意志和尽可能吸收更多人才参与政府管理。恰恰是这种轮治,才使民主制下的官员任期与君主制下的终身制与世袭制区别开来。既然如此,便不宜将“来自民主制度不断改换新人执政”视为民主政府的弊端,更不能苛责新任政府一定不折不扣地执行前任政府的政策法规。因为一般说来,在往届政府执政过程中,一些法律的陈腐过时和一些法律拟制的漏洞空白等,已经为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精英阶层所察觉和认识。同时,前任政府所以改选,新任政府所以产生,除了制度规定的任期原则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法律制定和落实方面的需要。从这种意义上说,法律的不断更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另外,构成新任政府的人选往往正是来自这个对前任政府行政过程中的法律问题有了一定的观察、认识和思考的社会精英阶层,而且新任政府的立法改革必须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意愿。这就使法律的更新更具有了必然性和规律性。所以,所谓“法律的不稳定”并非民主政治使然,实因法律制度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所致。而民主制度下立法的更新不仅不是“民主政府所固有的缺点”,而且恰恰是民主政府优良特质的必不可少的功能体现。君主制、君主专制政体下虽也不无法律的更新,例如,中国中古历代王朝以及这些王朝的历代皇帝,无不有旧律的废除和新律的制定。但由于法律的废立更多反映君主的喜怒哀乐和个人意志,这种立法才真正具有“不稳定”的特征。

  托克维尔指责当时的美国是“世界上法律寿命最短的国家。30多年来,美国各州的宪法几乎全都经过修改”。[10]对于托克维尔描述的这种现象,我们又应该作出怎样的解释呢?

  首先,选择特殊历史时期或历史环境证明立法的是否稳定缺乏应有的说服力。这里必须重视历史环境与宪法拟制的关系。历史环境处于承平年代,动乱年代,还是战争年代,可以直接制约或影响宪法的制定,而作者恰恰将这一重要因素忽略或忘记了。所谓30多年,当指作者于1831年登上北美大陆考察美国法律之前的一段时间,即1800年前后以来的30多年。由于这时修改的宪法是在独立战争期间制定的,要探究频繁修宪的原因,须从30年之前主要是独立战争期间谈起。战争开始于1775年,结束于1781年,而作者赴美时去独立战争不过20年。对于年轻的美国来说,那是怎样的一段岁月:宗主国兵临城下,十三州匆忙应战,结盟松散,将士短少,军需匮乏,前途未卜。而大战过后,千头万绪,百业待兴;在边境,欧洲列强虎视眈眈;在国内,地方势力桀骜不驯;新生国家出生入死,时时刻刻都面临被颠覆的危险。尤其,这是一个年轻的国家,虽从英国继承了议会政治,从法国接受了启蒙学说,但它从事的毕竟是史无前例的伟大探索,没有任何经验可资借鉴,一切都处在试验之中,何况法律制度建设又是其中最艰难的事业。而从一般意义上讲,通常所谓宪法文本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理论在付诸实践之前与社会实际永远存有距离。只有在这个文本付诸实施继而发现不足并进行修改甚至多次修改后,这个宪法方成为一个贴近社会、比较可行、相对成熟的宪法。也就是说,经受实践检验并据以修改完善是一个文本宪法走向成熟的先决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宪法修订甚至反复修订乃是法律制度确立、完善过程中符合规律的现象。美国如此,法国如此,民主共和国家都如此。和平时期如此,战争时期更是如此。

  各州宪法就是在独立战争期间、在无任何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之下制定的。宪法制定者和各州人民不得不一手操戈御敌,一手捉笔立宪。他们无法排除干扰潜心研究宪政问题,所以很难制定或选择一个最佳方案付诸实践。1777年《邦联条例》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制定出台的。正是这部宪法给了各州太多的自由,而给了联邦太少的集权。可是,在付诸实施之前,又有谁能断定并使全民认同这部宪法适合当时美国社会实际呢?但在宪法实施从而它的缺陷充分暴露之后,特别是面对英国军队和谢斯起义而不能组织有效的社会动员时,情况不同了。人们认识到,缺乏适度的集权就不能建立强大的国防和维持社会的稳定,所以修宪大势所趋,刻不容缓。于是又有了1787年《联邦宪法》的制定。《联邦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邦联条例》暴露的问题而颁行的,自然克服了后者的许多缺陷,例如限制了地方独立,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它本身又非完备,所以到1790年,又有了10条宪法修正案的出台。显而易见,从《邦联条例》经《联邦宪法》到宪法修正案的拟定出台,新生美国的立宪、修宪之所谓频繁,盖出于时代之原因。另外,联邦党人于1787-1788年发表的系列论文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我们的结论。这些论文是美国国父们在上述纷乱错综、处境维艰的背景下构思写成的,主要是一种宪政理念的阐述,构想大胆却有欠论证,观点新颖但缺乏周全,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时代留下的印记。上述情况的特殊性决定了修宪的必然性,所以一俟战争结束,修宪工作马上启动。我们可以将这种立法称为特殊条件下的特殊立法,并相应将这一时期称为特殊立法时期。可以说,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不止一次经历过这种时期,而每个这样的时期无一例外地伴随着法律的修正和法制的健全,比较而言,美国的立宪修宪并无特异之处。而既然这时的美国正处于特殊的立法时期,而法律的频繁废立又是特殊立法时期的普遍现象,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将这种现象归咎于民主制度呢?

  法律拟制的依据是什么?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宗教等诸多社会活动的现实或实际。社会现实的变动、立宪条件的缺失,以及立法规律的制约,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决定了新生国家的修宪活动的必然性,这与是否选择民主制度无关,至少可以说无主要关联。而且,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也必须伴随现实的变动而变动,这样才不至于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如果相反,各州及联邦宪法未行修改,美国立法机构停止了活动,中断颁布新法而停止修改旧法,那就真的不正常了。强调特定或一定时期内法律的稳定是必要的,没有这样的法律稳定,社会就会成为脱缰之马,社会秩序将无所规范,国民行为就将无所依凭。但是,不顾现实条件或具体环境而一味强调法律稳定,同样会导致社会失范甚至动荡。当人民普遍感到法律已经成为紧箍咒而不是安全帽的时候,社会革命的发生也就为期不远了。那时,国家机器也许不仅显得渺小萎缩,而且必然软弱无力了。

  其次,孤立地、缺乏比较地说明这时美国的立法不稳定同样缺乏说服力。相反,如果我们由独立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或历史场景放眼战后的美国历史,我们会发现,随着战争的结束,随着民主政治趋于健全,美国的立法业已呈现完全不同的特点。1787年《联邦宪法》颁行之后一直到今天的200多年,美国再没有重新颁布过宪法,换句话说,今日美国使用的仍然是1787年宪法,只是在此后的某些年份作过一些修正。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从191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制定到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的颁行,也先后出台了5部宪法,其他三部为1924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1936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和1977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像这样,同样处于和平时期,美国200年颁行一部宪法,苏联或俄罗斯70年5部宪法。立法频率如此迥异,这就不能不说,在承平年代,在民主制度健全的情况下,民主立法具有稳定的立法形式。只可惜,对于这些,托克维尔都没有看到,否则,他会怎样撰写他的大著呢?

  

  三、关于“民主暴政”的实例

  

  我们认为,关于“民主暴政”的实例应该进行具体分析。托克维尔将1812年巴尔的摩事件视为“多数人专制”或“民主暴政”的典型案例。但在我们看来,要确定事件本身的性质,即确定“暴政”是否确由民主政治所致,首先应确定事件发生时政治制度的性质,即当时的美国是否已经建立起完备或健全的民主政治?

  如前所论,1812年的美国还刚刚获得独立,民主化过程还刚刚开始,民主政治还远未健全。在这种情况下,事件的发生有可能由两种因情况所致:一由非民主因素所致;一由尚未健全的民主制所致。前者因与民主政治无关,无需讨论。后者则因民主政治不健全,容易发生“暴政”。所以,在对相关事件定性时,须注意两种案件的分类。而托克维尔讨论的概念是“健全民主”的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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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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