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文革:一场游戏一场梦(上)——兼与“人民文革”说商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89 次 更新时间:2013-09-11 21:2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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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 (进入专栏)  

  ……这个就是精神力量,精神力量变为物质力量,这个力量准备好了,就能够打败美帝国主义,中国就能发展世界革命。……一个政治上有眼光的人,要革命的人,对目前还不满足的人,中国革命胜利了,还要世界革命胜利”。直到陈毅已经成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的1967年3月5日,他还在表扬中国驻外“使馆的大多数同志是革命的闯将,……扩大主席思想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世界革命”。[38]在文革高潮时期的报刊上,充斥着“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毛主席是世界革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之类的自慰口号。

  1967年11月24日新华社报道:文革一年多,各类毛著25种,460多万册,发行到148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社为此发表短评说:“《毛主席语录》在全世界广泛发行,将使毛泽东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向旧世界发动声势凌厉的的总攻势,争取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由于对外输出文革,向别国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仅在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就和当时50多个建交国中的30多个发生了外交纠纷,有的断交,有的相互驱赶外交人员、新闻工作者和留学生,有的发生排斥华侨华裔事件。[39]中国的独生子女在家里可以像“小皇帝”一般胡作非为,在社会上则不能随心所欲;同理,中国的毛天师可以在国内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到了国际上就没有多少人买你的账了。中国在全世界的朋友,一度只剩下阿尔巴尼亚一家。而为了维持这个惟一的“铁哥们”,中国为200万阿尔巴尼亚人提供了将近9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和军事援助。[40]这样的玩法是连素来大手笔的毛泽东也玩不起的了。因此,在基辛格、尼克松访华及毛泽东心甘情愿地充当美国反苏战略的小伙计之前,他就收敛了当“天下师”的野心。时至今日,毛泽东的政治继承人已经完全丧失了革命进取心,满足于“井水不犯河水”和“闷声发大财”了,对于尼泊尔毛派共产党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攻城略地,他们完全没有一点“同志”的欢欣和“出手帮一把”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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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金钟:《关于文革的一个建议》,载香港:《开放》,2006年第5期。

  [2]陈东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1208页。

  [3]《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节录)》,1973年2月17日;外交部[73]办文特1号,转引自宫力:《从中美缓和到实行“一条线”的战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载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年第2期。

  [4]李连庆:《冷暖岁月——一波三折的中苏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409页。

  [5]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247页。

  [6]《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热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1968年4月10日。

  [7]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载《风雨苍黄五十年——李慎之文选》,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6页。

  [8]徐贲:《变化中的文革记忆》,载香港:《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总第九十三期)。

  [9]参见“维基百科”网站“游戏”条目。

  [10]参见郑也夫:《走出囚徒困境》,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阅读生物学札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走向游戏的时代》,未刊稿。

  [1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5,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之三十八,12-17页;文集之三十九,15-18页。

  [12]郑也夫:《走向游戏的时代》。下面几段中的引文均引自本文。

  [13]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95页。

  [14]哈贝玛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19、130-131页。

  [15]转引自郑也夫:《走出囚徒困境》,365页。

  [16]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32页。

  [17]《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7年,载“人民网”网站。

  [18]陈东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430页。

  [19]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1970年12月1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174页。

  [20]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18页。

  [21]郑义:《趁机造反——纪念文革爆发40周年》,载“观察”网站。

  [22]余英时在《文革受难者》(王友琴著,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版)序一《挽救记忆的伟大工程》中说:“有此列斯体制及其中国特色,便必然发展出文革,也必然不断出现打死教师和其它各类知识人的惨剧。”程晓农在《中苏文革比较》(参见朱江等:《还原历史文革40年纽约国际研讨》,载“大纪元”网站)中把文革定义为共产党对文化领域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认为文革始祖不是毛,而是斯大林,文革是共产党必然产生的结果,是共产制度的需要。

  [23]张显扬:《生前怕篡权,死后怕鞭尸――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作者赠阅的电子文本。

  [24]霞飞:《“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什么给江青写信》,载北京:《党史博览》2006年第2期。

  [25]陈东林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126页。

  [26]芦笛:《从蒯大富赞江青说到“人民文革”(一)》,载“罕见奇谈”论坛。

  [27]汤本在《不要忘了自由和良知——评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载“华夏文摘增刊”2000年zk0012a)中说:“毛泽东把千百万人的生命的毁灭,把亿万人的生命的虚掷,成就了他的‘实验性革命’的‘成功’则是人类史上的政治灾难和政治悲剧。”

  [28]里夫顿(robertj.Lifton)用类似于宗教心理的“不朽”概念来解释“文革”的发动。他认为,中国的伟大领袖在晚年面临的危机,是一种对死亡后的世界状态的忧虑。毛泽东知道自己在生物意义上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希望他的革命生命、革命精神不会受到修正主义的威胁,希望他的著作代代相传。“文革”是共产主义生命更新的努力,再生的施行者是青春年少、阶级成份纯洁的红卫兵,他们破四旧,攻击老一代,这是向旧时代宣战,用心理学来说就是向死亡本身宣战。参见徐友渔:《西方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载徐友渔:《直面历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251页。

  [29]赵建伟:《析毛泽东对早期道教的原始社会主义的解读》,载“confucius2000”网站。

  [30]《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142-151页。

  [31]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

  [32]同上沈志华:《苏联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反应及其结果——关于中苏分裂缘起的进一步思考》。

  [33]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载《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26页。

  [3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634页。

  [35]綦彦臣:《沈志华作为宗教反动的“人民文革”——答火戈先生询问》,载网刊《议报》,第248期。

  [36]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

  [37]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38]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11-12、134页。

  [39]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134、144页。

  [40]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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