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天可:罗马法上的法律错误溯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8 次 更新时间:2013-09-04 08: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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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天可  

  尤里安所想的是继承人不知道自己有继承资格的案件(对“自己的权利”的错误),帕比尼安所想的是信托遗赠的受益人不知道自己有请求权的案件,两者都是“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就不应救济的法律错误,尤里安所想的是遗赠人不知道法律禁止在遗赠上附解除条件的案件,帕比尼安所想的是保证人不知道法律禁止女性作保的案件,两者都是“对禁止性规范的法律错误”。尤里安和帕比尼安在具体问题上的结论是一致的![30]综上,再结合帕比尼安在古罗马的特殊地位,可以说,相比于保罗的“原则例外说”,帕比尼安的见解才是当时最广为接受的立场。[31]

  (五)小结

  罗马法中,法律错误的救济条件比事实错误严格。保罗认为法律错误原则上不救济,只有25岁以下的人、女性和军人是例外。但在保罗之外,拉贝奥、涅拉茨、彭波尼、尤里安和帕比尼安都曾对法律错误提出过独自的标准:拉贝奥认为,法律错误有害的前提是行为人有接触和理解法律的可能;涅拉茨认为,法律错误有害的原因在于法律的“确定性”;彭波尼和尤里安认为,行为人对自身权利状况的错误可以获得救济,例如,受遗赠人即便不知道自己有取得遗产的资格,也不影响遗产的取得;帕比尼安认为,法律错误只对“想获利的人”有害,而对“请求返还的人”无害,例如,依据法律,遗产信托的受益人有权向遗产的受赠人请求遗产,但出于无知未能行使权利,此时受益人的权利不会因对法律的无知而失效。彭波尼、尤里安和帕比尼安的观点虽然措辞不同,但在案件处理上是一致的,即“对赋权规范的法律错误”予以救济,而“对禁止性规范的法律错误”不予以救济。相比之下,尤里安、彭波尼和帕比尼安的观点才代表着当时的通行见解。

  综上,罗马法中,救济和不救济的法律错误兼而有之,救济的标准可谓学说林立。被后世认为是“法律的无知有害”原则生身之父的保罗恰恰是众法学家中给出最苛刻标准的人。不得不说,后世对罗马法的总结未免失之偏颇。

  

  三、罗马法上法律错误的诸类型—适用范围的问题

  

  从刑事责任到继承承认的期限,从遗产信托的强制力到时效取得,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似乎渗透于罗马法的各个角落。据此Haupt认为,《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适用于一切法域的错误—意思表示的错误(如契约的错误)和非意思表示的错误(如刑责的错误)。[32]这是罗马法学界的传统观点。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周枏先生在谈到法律行为的错误时会说“(法律错误)原则上不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33]但近年,Haupt的观点受到质疑。包括Zimmerman和Schermaier在内的中坚学者都认为,罗马法的错误论是双轨制的。[34]所谓双轨制,指非意思表示的错误才是真正的错误,适用《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而意思表示领域的错误则属“意思欠缺”,虽冠以error的名号,却不是真正的错误,对应的规范群应在《学说汇纂》第18卷第1章。[35]

  总之,根据新的观点,《学说汇纂》第22卷第6章所规定的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的区分不适用于意思表示的错误,尤其不适用于契约。

  (一)物的权属和法律错误

  对物的权属的错误只是看上去像法律错误而已,在罗马法中是不折不扣的事实错误。《学说汇纂》不止一处提到这一点。

  Ulpianus, D. 5, 3, 25, § 6:关于“知道财产不属于自己的人”;知道事实情况的人和对法律发生错误的人都属于“知道财产不属于自己的人”吗?因为他可能以为遗嘱的执行是有效的而实际上无效;或者,他可能以为自己有权取得遗产而实际上有比他顺位在先的人。我认为,没有欺诈意图的人不应归为盗贼,即便他的错误和法律有关。

  Ulpianus, D. 43, 20, 1, § 10:虽然依照法律此处的水不属于任何人,但是他相信自己依法有引水的权利,而且一直这样做。这种情况不属于法律错误,而是事实错误。依据我们的法律习惯,他有权申请引水禁令,因为他相信自己有引水的权利,而且他引水时没有使用暴力、秘密手段和虚假头衔,这就足够了。

  D. 5, 3, 25, §6中,乌尔比安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根据法务官告示,恶意占有人—“知道财产不属于自己的人”—即便在纠纷之前就已将占有物消耗殆尽,所有权人依然可以主张原物返还之诉,恶意占有人须返还物的价值。乌尔比安认为,对遗产的权属发生错误的继承人不是恶意占有人,如果他在善意的状态下消耗了占有物,无须返还原物的价值。这里,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没有区别。而在D. 43, 20, 1, § 10中,乌尔比安明白无疑地表示,对引水权的权属的错误不是法律错误,而是事实错误,不妨碍占有人申请禁令。总而言之,罗马法中物的权属错误不被看作是法律错误。

  (二)非债清偿和法律错误

  当行为人基于法律错误而对不存在的债务作出清偿(condictio indebiti)时,倘依传统的理解—“法律的无知有害”,非债清偿似乎不能得到救济。但情况并非如此:罗马法上,“若有人因无知而作出清偿,可依该诉权请求返还。但是,若他明知债务不存在,则丧失返还请求权。” (Ulpianus, D. 12, 6, 1,§1)也就是说,无论非债清偿起因于事实错误还是法律错误,只要不是“明知”,就不会影响不当得利之诉。下面介绍两个条文:

  Valens, D. 36, 1, 70,§1:当你被要求返还所有遗产,你自愿地接受了,而且返还时没有扣除四分之一。尽管很难相信你返还财产是基于错误而不是出于履行遗产信托,但如果你确能证明没有扣除遗产的四分之一是基于错误,那你还是可以把多返还的四分之一讨回来的。

  Ulpianus, D. 36, 4, 1 pro:如果某人被禁止请求提供担保,但他还是这样做了,继承人可否请求返还保证金,以使自己从担保中解脱出来?如果继承人在交付保证金时明确知悉自己没有必要提供保证,那继承人不能获解脱。但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无须提供保证,那将如何呢?他可以请求返还。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无须提供保证是基于对法律的无知,他也可以请求返还保证金吗?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人都会说出正确的结论:他可以请求返还。可是,如果他们为此甚至订立了相关条款,那保证人可以被赋予一个抗辩权吗?有力的见解是,他可以享有一个抗辩权,因为保证的提供是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做出的。

  D. 36, 1, 70, § 1记述了遗产信托的继承人对贝加苏元老院决议(SC Pegasianum)的法律错误。根据公元前40年的法尔其第法(lex Falcidia),被继承人用于赠予法定继承人之外的财产不能超过总财产的四分之三,类似近代民法中的特留份请求权;此后,贝加苏元老院决议又扩展了法尔其第法的适用范围,规定遗产信托的受益人向继承人请求返还财产时,继承人也有权留下财产的四分之一。但倘若继承人不知道自己可以留下四分之一,误将全部财产返还的情况下,他可否主张法律错误?瓦伦斯认为,尽管证明“返还财产是基于错误而不是出于履行遗产信托”很困难,但只要继承人完成了举证,就可以讨回那四分之一。

  D. 36, 4, 1 pro也涉及遗产信托。自奥帝时代起,遗产信托被赋予强制力,受益人有权向遗产的继承人请求返还。为了避免无力偿还的出现,法务官创造了一种叫做遗嘱恪守担保(cautio legatorum servandorum causa)的制度。法务官可依受益人的申请,命令继承人交纳一定的保证金,以预防遗产损耗(D. 36, 3, 1 pro)。这样的措施固然确保了受益人的利益,但对继承人却略显苛刻,作为一种回避策略,被继承人经常在遗嘱中明文禁止受益人向继承人请求提供担保。但问题是,继承人往往误以为这样的禁止条项在法律上是无效的,错误地向受益人交付了本无须交付的保证金。此时,继承人可否向受益人请求返还保证金?这就是D. 36, 4, 1 pro所处理的法律错误的问题。乌尔比安认为,继承人当然可以请求返还,即便保证金的交付是基于对法律的无知。

  综上,非债清偿的案件中,虽然在举证上多少有些困难,但只要克服了困难,无论清偿行为是基于事实错误还是法律错误,行为人都能够获得救济。

  (三)刑责和法律错误

  罗马法中,对刑事责任的法律错误原则上不救济,但有例外。正如前文中的保罗意见中所示,对家子的借贷是一种罪,但是25岁以下的贷款人可以例外地得到救济(Paulus, D.22,6,9 pro.)。Mommsen补充说,女性和无经验的人可获免责,但前提是,法律错误的对象不能是“以道德为基础法律”。[36]例如,通奸罪中,即便是女性也不能主张法律错误;而在乱伦罪中,只有违反万民法的罪行才不允许主张法律错误,市民法则允许(Papinianus, D. 48,5, 39, pro et § 2)。相反,说起“不以道德为基础的法律”那就要数税法了。

  Marcianus, D. 39, 4, 16:§ 5神圣的哈德良规定,主张无知的人也应支付关税的罚金。§ 6神圣的马可·奥理略皇帝和康茂德皇帝在复函中规定,海关承揽人没有向通关的人讲解税法的责任,但是不能误导前来咨询的人。

  可见,在古罗马,不懂得关税规则的人只要去问,海关承揽人有正确解答的义务。咨询的可能性是不允许主张法律错误的前提。如果海关承揽人误导了通关人,那通关人就可以主张法律错误。这样判断标准在现代刑法中依然有生命力。[37]

  (四)时效取得和法律错误

  Pomponius, D. 22, 6, 4:时效取得(usucapio)中,法律错误不会带来利益,相反,事实错误则会带来利益。

  Paulus (Pomponius) , D. 41, 3, 31:时效取得中,法律错误永远不会给占有人带来利益。对此,普洛克鲁斯说,如果监护人在买卖开始之时或在买卖完成很久以后因错误而作出追认,不可能发生时效取得,因为存在法律错误。

  彭波尼认为,时效取得中法律错误不会带来利益。至于原因,D. 22, 6, 4语焉不详,必须参考D. 41, 3, 31,因为两者在彭波尼的原著中系前后文关系。[38] D. 41,3,31记述了占有人(买受人)对监护人的事后追认的错误:罗马法上,监护人必须当场同意被监护人的买卖行为,事后的追认无效(Gaius, D. 26, 8, 9, §5),物的所有权也不会发生转移,买受人只是物的占有人,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一点。一年后,监护人请求买受人返还标的物,买受人可否主张时效取得?彭波尼的立场是,不知道监护人的事后追认无效是对法律的无知,会妨碍占有人的时效取得。

  总体而言,彭波尼说“法律错误不会带来利益”时,只针对时效取得的案件,而且只针对其中的占有人,不可推而广之。这里,彭波尼只是以法律错误为工具,为时效取得设立尽量严格的要件:占有人必须对占有物的所有权保持充分的确信且确信不能基于法律错误,毕竟取得时效是一个建立在牺牲他人所有权之上的制度。在现代民法中,这一目的是依靠对“自主占有人的善意无过失”要件的严格解释而达成的,而在罗马法中,相同的目的却在法律错误的视角下完成了。

  (五)期间和法律错误

  对期间的法律错误的话题,在保罗的意见中也出现过(Paulus, D. 22, 6, 9, § 1)。身为军人的家子被战友立为继承人,但不知道有利于自己的谕令,误以为自己没有继承资格,错过了承认继承的熟虑期间(cretio vulgaris),但因军人的身份而例外地得到救济。除了承认继承的熟虑期间,遗产占有制度(bonorum possessio)也时常诱发法律错误的问题。罗马法上,除了市民法(法律、元老院决议和谕令)的继承制度之外,还有一种基于法务官法的类似于继承的制度—遗产占有。如果遗嘱上有七位证人的封印,法务官可以不审查是否践行了市民法规定的要式,直接允许继承人按照事实对遗产的占有。[39]这个制度的启动以继承人的申请(agnitio)为前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程序要求,就产生了法律错误的问题。《法典》中有这样两条规定:

  C. 1, 18, 3:如果你从父权中解放出来,却未能在一年之内请求遗产占有,你不能以不知道法律为由要求保护。

  C. 6, 9, 6:关于《永恒告示令》(edictum perpetuum)中规定的遗产占有的申请期限,即便是妇女也不会从对法律的无知中获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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