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国家能力并非新左派所说“不够”,而是相当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5 次 更新时间:2013-08-22 09:41:17

进入专题: 国家能力  

丛日云 (进入专栏)  

  

  编者注:2013年8月17-18日,“首届中国政治学30人圆桌会议”在京举行,会议由清华大学政治发展研究所、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中央党校世界政党研究中心和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政治学者30人,以及杰出青年政治学者代表15人参加会议,并作主题发言。凤凰网作为特邀媒体全程报道此次会议,现以凤凰网大学问特别版刊发部分学者发言。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丛日云以“规范国家权力: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难题”为主题发言。丛日云指出中国的历史传统是皇权至上,中国古代人思考的是如何行使权力以实现政治稳定和有效的治理,而不是如何限制权力。而在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强大的国家权力建设已经不成问题,中国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众对国家权力的参与、分享,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规范。

  丛日云说,国家权力弱小不是主要的危险,国家权力过于强大才是危险,“权力不稳定、失效或者低效、私人化、腐败等问题不是权力太弱,而是权力太强,不受控制,没有监督造成的”。

  对于当今中国的国家能力,丛日云不赞成新左派所说的国家能力还不够,相反,国家能力已相当强。丛日云表示,如果仍然用强化权力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是没有出路的,“强化权力不是出路,限制和控制权力才是出路;激化权力,垄断权力不是出路,增强权力的公共性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才是出路”。

  以下为发言实录:

  

  丛日云:各位同道,大家上午好,我发言的题目是《规范国家权力: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难题》。

  谈这个问题是基于最近一些年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学术界的一些争论,新左派的一些学者认为当今我们民族国家的建构是迫切的政治主题,他们呼唤强大的国家权力,特别是所谓国家基础能力的建设。前不久,王绍光教授和胡鞍钢教授庆祝他们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出版二十周年,并以此而感到自豪,因为他们报告的出台,可能在座的每一位都多了很多税。

  还有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大体上也有这样一个思路,认为按照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先有民族国家的建构,才会有民主和宪政的改革。也就是说先有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然后才会有洛克、孟德斯鸠和麦迪逊,在今天中国的政治发展阶段上,我们还走在西方现代化早期的路上。

  我认为这样一些观点是对中国和西方历史传统,对中西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及当代中国现实的三重误解。

  

  约束国家权力是西方政治发展的主题

  

  先来看西方规范国家权力的传统,西方历史在古典时期,政治学思考的主题是国家权力的归属问题,到中世纪开始实现政治学思考主题的转换,开始由权力的归属问题转向权力的性质和界限问题,以及因权力归属问题产生的民主思想,又由权力性质和界限的思考产生后来的宪政思想。

  在政治史上,西方政治制度的建构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转换,由权力的分配转向对权力的规范,围绕着不同主题产生相关联的一系列问题,权力归属问题涉及到权力的来源、分配、组织,国民和臣民的身份,公民参与权力的方式等等,可归结为政体问题。古典时代的思想家一般都将对政体问题的研究视为最突出的问题,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掌握国家权力,或者是三种不同政体形式混合起来,建立一种混合政体,这是古典时代西方政治学思考的主题或者说是中轴。

  中世纪以后发生一个转换,权力性质和范围问题提升到第一位,比如权力的属性、权力的界限和边界、规范公权力的方式和方法、个人权利的界定和依据、公权与私权的关系、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边界、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服从与义务的依据和限度、消极自由和个人自由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要在政治思考的主题发生转换之后才会提出来。

  在政治现实中,中世纪国家面临着三重约束,第一是教权和教会的领地,基督教把国家权力定位于世俗权力,国家权力只能在凯撒的领地发挥作用,上帝的领域不属于你管。在基督教把国家权力逼到世俗领地之后,国家权力又受到双重约束和障碍,一是罗马法传统的私法和公法区分,国家权力只在公法领域有效,私法领域是受法律保障的,国家权力不能任意进入司法领域,哪怕是一些主张专制的思想家也承认这一点。世俗领域里的国家权力也要受到封建主义的约束。现在西方的宪政就是这三重传统的遗产。

  到中世纪末期和现代早期,西方国家权力开始崛起,也就是西方政治现代化之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现代化早期,由封建国家到民族国家,现代国家权力逐渐形成。这种民族国家权力的特征一是世俗化,二是形成单一的权力体系,三是有一个进化的权力组织。

  西方现代化经历两个阶段,一是民族国家的建构,以权力的现代化为主;第二是民主宪政,以规范权力为主。但是这两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每一个阶段都不是纯粹的,都包含着另一阶段的内容,也就是说现代国家权力在成长过程中,并不是脱缰野马,而是在受限制、受约束、受规范的过程中成长,而国家权力转向民主宪政第二阶段的时候,是通过民主宪政的方式进一步提升了国家权力的效力,两个阶段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过程。

  

  西方建设现代国家的三种模式

  

  西方建设现代国家实际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德国和意大利模式,为了国家统一和强大,权力不受约束,片面的增长在短期之内有一定效果,但最终走向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实际上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德意两国走向现代化国家建设民族国家过程中就已经埋下祸根,它们必然要走向这样一个方向。

  第二个模式是法国,王权取得压倒性的优势,社会没有制约它的力量,结果导致暴力革命和长期的动荡。

  第三个模式是英美模式,以加强权力的公共性、规范性来提升权力,受到规范的权力成为强大而高效的权力。

  英美模式是比较成功的,德意模式是失败的,法国处于两者之间,确立王权压倒性的优势打破权力平衡,结果导致权力的溃败。但是法国国家权力的失衡是暂时的,最终权力的天平又摆回来,只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经历更长时间。

  英国的模式是通过规范王权来提高国家权力的效能,以民主宪政的方式加强国家权力,通过君权抽象化、非人格化和机构化,通过司法途径来强化王权,因为司法权蕴含着被动性、规范性、独立性、保守性和非人格性的特征,使它对权力的人格化和私有化具有天然免疫力和抵抗性,可以按照自身的逻辑运作,自然能够展现其法治的品质。通过司法的方式加强王权,必然导致司法权越来越独立,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构成对王权的限制,这是一个必然的走向。而具有相对独立性、公共性和竞争性的议会也和王权形成一个结构性的统一,构成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而并不是相互捣乱、破坏的关系。

  因此,英国模式的现代国家建设之路的特征在于,通过提升王权的公共性来加强王权的合法性,通过扩大王权的社会基础来强化王权的社会控制能力,通过对王权的规范来扩张对王权的权力范围,通过权力分工和机构分化来提高王权的效率,王权在成长过程中实现非人格化和抽象化、去私人化,实现王权与王国的结合,实现王权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这样一种国家建设之路,规范权力之路,注定是通向民主宪政之路。后来民主宪政的因素从思想上和制度上都已经内置于前一阶段王权成长的过程中和结构中。十七、十八世纪的民主革命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原有制度内部的一种结构调整。

  美国比较特殊,在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同时,实现对权力的控制。麦迪逊提出的这个问题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他说首先要建立权力,同时权力本身也要受控,不然它就是一个祸害。美国建国时的制宪会议当然是想建立强大的联邦政府,但不是那种一边倒的压倒性权力,而是国家力量和个人利益之间、联邦和州权力之间、在政府内部的三种权力之间,实现一种有张力的平衡。那么,制宪会议争论的平衡点在哪?有人要朝左一点,有人要朝右一点,大家都是要找到一种平衡,没有人主张一面倒的权力建构方式。

  

  中国自秦汉开始强大的国家权力成为首要祸害

  

  中国的历史传统是一种皇权至上的传统,中国古代人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是权力如何行使以实现政治稳定和有效的治理,是治国之道的探讨,两千多年或者是三千多年都是在这一路上去探讨。

  中国人不思考权力的所有和分配问题,不考虑权力的性质和界限问题以及个人利益和国家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两个规范和控制国家权力的基本问题,中国古人是从来不想的,不在思考范围之内。

  中国古代的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西方国家在现代化早期才出现的许多特征,包括国家权力的世俗化,全国最高权力的确认和单一权力体系的建立,实现对国内全体居民的直接统治,国家权力组织的结构性分化,中央政府控制的财政税收系统,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常备军,权力集团平民化向全社会开放。也就是说西方政治现代化第一阶段的大部分内容,中国从秦汉开始已经基本完成。

  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在于国家权力强大,形成一边倒之势,扫平所有障碍,也就没有对它的有效监督制约,更没有民众的参与。有人认为中国的皇权也是受限制的,礼法、天道、天下为公的要求,江山社稷的利益,内部权力的分工等,都是对皇权的限制,最近也有人提出中国古代有宪政,我认为这是一种思维的混乱。

  限制君权要考虑这样几个纬度:一是限制君权的主体是什么?是君主的丞相还是独立于君主的权力主体?是平等的权力主体还是权力体系中的下一级体系?第二,是恳请、劝阻式的还是依法实行裁判制止的权力?第三,限制和约束君权的程序是否能够独立运行,不受君主的控制和干扰?第四,约束君权的要求是由民权出发,将民权视为君权不可逾越的障碍,还是出于君主的长远和整体利益的考虑,要求君权有所克制,以实现君主家族统治的长治久安?第五,约束君主的规范是刚性的还是弹性的、柔性的?

  从这几个方面考虑,我认为中国古代对于君主的所谓限制都是弹性的、柔性的,或者说在制度上都是无效的。

  从秦汉开始的强大国家权力成为首要的祸害,权力过分强大没有分割、监督和制约,必然会任意压榨社会并导致自身的溃败。中国古代治乱循环,乱的根源就在于治,一乱就不得了。秦晖教授有一篇文章谈中国古代无数次的大乱,一次次的大乱,动不动就导致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正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皇权,造成世界上最严重和最频繁的动乱。

  

  国家权力过于强大才是危险

  

  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是什么?国家权力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所以,不是那些新左派所说的国家能力还不够,而是国家能力相当强。

  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国家统一、独立问题、国家强大的权力建设已经不成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民众对国家权力的参与、分享不够,对国家权力的控制规范不够,国家权力弱小不是主要的危险,国家权力过于强大才是危险。权力不稳定、失效或者低效、私人化、腐败等问题不是权力太弱,而是权力太强,权力不受控制、没有监督造成的。

  如果我们还是延用两千多年的治理思路,仍然用强化权力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是没有出路的,是死胡同。强化权力不是出路,限制和控制权力才是出路;激化权力,垄断权力不是出路,增强权力的公共性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才是出路。因此,当代中国国家建构的主题是规范权力,以现代的方式规范权力,而这对中国来说尤其困难。

进入 丛日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国家能力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学演讲稿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6969.html

1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