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志勇:宋明理学论域中的“颜子之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33 次 更新时间:2013-07-26 20: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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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志勇  
“问:‘乐是心之本体,不知遇大故,于哀哭时,此乐还在否?’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了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即是乐,本体未尝有动。’” 15

  

   乐是体相对于乐是用来说,无疑表明王阳明的诠释较之程朱的诠释进一步提升了“颜子之乐”在儒家成圣之学中的地位,“颜子之乐”不仅仅是学颜子之学、学为圣人的自得之乐,而是本身就是成圣之学的自身要求。

  

   在以上分析中,虽然没有直接指出“颜子之乐”的“乐”是什么,但通过分析“箪食瓢饮与颜子之乐”、“自乐与乐它”,一条宋明理学家阐发、诠释“颜子之乐所乐何事”的理论线索能较清晰的呈现出来,如果一定要对“颜子之乐”的“乐”是什么给出一个答案的话,那么在宋明理学家看来,此“乐”是一种境界,只不过在不同的理学家那里这种境界的内涵是不一样的。程朱的“乐”是心体无累、心理合一的境界,王阳明的“乐”是心体自身,我心澄明、自然呈现是他认为的“乐”之境界。

  

   三、何处寻颜子之乐

  

   正像周敦颐对“颜子之乐”问题的提出一样,宋明理学家论域中的“颜子之乐”问题包括两个方面:“所乐何事”和“何处寻”,前一方面指明为学方向,后一方面则在于如何达至这一方向,前一方面更多的是形而上学式本体反思,后一方面则更加侧重形而下学式功夫磨练,在理学家的学为圣人的为学、为道中,在明了“颜子之乐”的圣贤境界的吸引力之后,“何处寻”即如何通过后天的努力达至这一境界则显得尤为重要。

  

   “颜子之乐”是和“颜子之工夫”分不开的,要求“颜子之乐”,须行“颜子之工夫”。何为“颜子之工夫”,程朱认为,主要是“克己复礼”和“博文约礼”。朱熹在注释“何处求颜子之乐”时,明确点出,“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 16真德秀对朱熹上面的话提出解释称:

  

   “颜子工夫,乃是从博文约礼上用力。博文者,言于天下之理,无不穷究,而用功之广也。约礼者,言以礼检束其身,而用功之要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约礼者,克己复礼之事也。”“朱文公恐人无下手处,特说出博文约礼四字,令学者从此用力,真积既久,自然有得,至于欲罢不能之地,则颜子之乐,可以庶几矣。” 17

  

   “博文约礼”在程朱理学的理论系统中具有纲张目举的特殊意义,“程子曰:此颜子称圣人最切当处,圣人教人,唯此二事而已。”朱熹引用侯氏论语注的话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朱熹本人更认为,“博文约礼,教之序也。” 18宋儒对于博文约礼的解释有很多,但总体来看,博文约礼是格物致知的为学之序,博文是惟精,是分殊,约礼是惟一,是理一。

  

   对于“何处寻颜子之乐”,这一问题的发轫者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

  

   “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周敦颐认为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如果把人生和为学的目标放在追求其上,那么就可以见其大而忘其小,进而达到心体舒泰、富贵贫贱都能处之一的境界。“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朱熹在《通书》的注解中认为是“即周子教程子,‘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者也。”朱熹的解释并不具体,而且如果把这一解释放在周敦颐的话语中,则显得有循环论证的嫌疑。明朝理学家曹端在注释《通书》中则提出了一种更为具体的解释,

  

   “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者,仁而已。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受以生者,为一心之全德、万善之总名。”

  

   既然“仁”是本体,那么根据这一解释,他认为“寻颜子之乐”的切要在于“体即天地之体,用即天地之用,存之则道充,居之则身安。”即“存仁”、“安仁”、“守仁”。“曹端提出的求仁的方法,抛弃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说,直接以体证仁体,居敬涵养为本,他的学说代表了明初儒者的一般情况。” 19

  

   王阳明心学一系相对于程朱理学一系在“何处寻颜子之乐”的工夫上则要简便的多。王阳明认为,乐是心之本体,只要“一念开明,反身而诚,则即此而在矣。” 20在他看来,只要体悟到了心之本体,那么只要诚此体,就能获得颜子之乐。王龙溪在接受阳明“乐是心之本体”思路的基础上,认为只要守住、顺从先天之至善心体,就能达至意所动自无不善的“颜子之乐”。“乐是心之本体,本是活泼,本是洒脱,本无滞碍系缚。尧舜文武之兢兢业业,翼翼乾乾,只是保任得此体,不失此活泼脱洒之机,非有加也。”“乐是心之本体,顺之则喜,逆之则怒,失之则哀,得之则乐。” 21王襞认为,获得颜乐之工夫在于“复初心”,“乐者,心之本体也。有不乐焉,非心之初也。吾求以复其初而已矣。” 22

  

   “颜子之乐”和“颜子之学”也有密切关系,只有志“颜子之学”,才能得“颜子之乐”。何为“颜子之学”,宋明理学家给出了多种解释,周敦颐认为是“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之学,程颐认为“颜子所好何学”是学为圣人。王龙溪认为,“颜子之学,先天之学也。”张元忭认为,“知行合一以成其德,其颜子之学乎?” 23理学家们这些解释在词语的表述上虽然呈现为多而不同,但在内在的指向上则惟精惟一,都是认为“颜子之学”在为学方向上是学为圣人,在为学的内容上则呈现为圣人之学的特点,是先天的、知行合一的。圣人之学,是理学家眼中最为高尚的学问,王阳明年轻的时候曾说,学为圣人是世间第一等事。而作为学为圣人的“颜子之学”,是通向圣人之学的路径和阶梯,也应是世间高尚的学问,学者在其中能得到无边的快乐。正是因为如此,宋明理学家才不约而同的关注颜子之学、体会颜子之乐。王艮认为,“天下之学,惟有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有无边快乐。若费些子气力,便不是圣人之学,便不乐。” 24有学者认为,王艮的这段话夸大了“乐”在为学的意义 25,其实,王艮的观点是宋明以来从自乐角度解释“颜子之乐”的必然结果,从程朱的自乐到阳明的乐是心之体,再到王畿的顺从心体则乐,王艮提出乐是自然获得的则显得非常符合逻辑。

  

   关于“颜子之乐”和“颜子之学”的关系,王艮提出了精辟论述,

  

   “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便然后学,学便然后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 26

  

   这段话之中,“学”不是“乐”的工夫,而是和“乐”并列为一体两面的存在,“乐是学,学是乐”,也就是说,在王艮这里,“何处寻颜子之乐”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颜子之乐”不需要刻意的去寻,一有刻意便离了心体。“颜子之乐”是学“圣人之学”的自然结果。“颜子之乐”和“颜子之学”的关系,在王艮这里得到了一个非常圆融的处理。从理论的内在逻辑发展来看,“何处寻孔颜乐处”这一问题在王艮这里得到了终结,后世儒者很难再突破他“乐学”不分的观点。刘宗周在总结宋明理学家关于“颜子之乐”的各种诠释时以王艮的观点为是,认为“孔颜乐处即孔颜学处。”

  

   “茂叔教人,每令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此个疑案,后人鲜开消得,一似指空花、踏幻影,无有是处。程子说不是贫,又不是道,朱子又说未尝不是道,若有极口道不出者,毕竟是何事?此事不从言说得,不从妙悟得,学者须实学孔颜之学始得。孔颜乐处,即孔颜学处。王心斋氏之言曰:‘乐然后学,学然后乐。学即乐,乐即学。天下之乐无如此者,天下之学无如此者。’”

  

   时代更后一点的李颙也认为王艮的解释是定论。“颜子克复之后,俯仰无作,故胸次悠然有以自乐,不因贫困少改其常,此天趣也。善乎,王心斋之歌有曰…(乐学歌)。” 27

  

   四、“颜子之乐”论题兴起的原因分析

  

   “颜子之乐”之所以能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论题,和颜子从北宋以来的地位不断上升有关。北宋初期的学者接续唐朝的古文复兴运动,提倡文以载道,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科举,而是学为圣人。按全祖望的说法,北宋初期三先生就是“力肩斯道之传”的代表。其中,胡安定就有目的的启发门下弟子应学圣人之学,“先生在太学,尝以‘颜子所好何学论’试诸生。” 28颜子之所以成为北宋学者学习、效仿的关键人物,这和颜子的特点有直接关系,据程子的说法,“孟子才高,学之无可依据。学者当学颜子,入圣人为近,有用力处。”“又曰:学者要学得不错,须是学颜子。” 29吕祖谦认为,“当以颜子功夫为样辙。” 30在北宋理学家看来,颜子是最为接近圣人的人,被成为亚圣,更为关键的是颜子之学有阶梯可寻,这一阶梯是学为圣人的途径。正是在这一点上,颜子的例子指明圣人可由学而至,这对于希望学为圣人的学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圣人仅仅是先知先觉,都是天生的,不可由学而至,那么人们对于圣贤之学如何提得起兴趣?这种忧虑不是空穴来风的,“后人不达,以谓圣本生知,非学可至,而为学之道逐失。” 31从宋明理学家的论著来看,颜子之学值得关注的重点有四个方面:一是克己复礼,二是博文约礼,三是不迁不贰,四是非礼勿视听言动。这四个方面,从后世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的发展来看,都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阶梯作用,可以说,宋明儒者正是通过颜子提供的阶梯,发展出了新的学问。

  

   “颜子之乐”受到理学家重点关注的另一原因是颜子贫而不忧的人生示范作用。宋明时期的许多理学家不是出生于寒门,就是家境不好,且宋朝党争学禁比较频繁,理学家从事研究的政治社会氛围并不好,如何在贫困的艰难环境之中坚持圣人之学且自得其乐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寻求“颜子之乐”则有更深的意义。对于宋儒来说,这一命题既是启发追求圣人之道、指向圣人境界的重要论题,也是学者反照自身生活现实、激励自己于困苦中求道的重要格言。“问:学者固贵有以自乐,然家贫亲老,甘旨无供,亦岂能乐?曰:贫莫贫于‘箪瓢陋巷’,夫不有颜路在耶?而颜子无营无欲,恬然安之,所谓以善养,不以禄养也。” 32不少学者都是像颜子一样,不断激励自己,在困穷中安乐。陈了斋曰:“于苦处中习行安乐法。” 33而且,颜子的人生经历为理学家处理贫与乐、贫与学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思路。像周敦颐那样要实现“富贵贫贱处之一也”是理学家的共同目标。

  

   注:本文已发表于台湾《鹅湖月刊》2013年第5期(总第455期)。

  

   作者介绍:姜志勇,1980年生,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处副处长,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在《鹅湖月刊》、《原道》、《中和学刊》等两岸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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