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红:“九一三”四十年有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21 次 更新时间:2013-05-19 23: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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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红  

  吃午饭时还专门坐过来,和颜悦色地跟我聊天,问东问西。然而,我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生产队长在一旁陪坐,几经犹豫,还是很尴尬地当着我的面把我的身份告诉了他。这个马司令立即把碗往桌子上一放,对我翻脸了!大声斥责道:你要划清界限,好好改造!我也把脸一绷,二话没说站起来,把没吃完的饭菜往碗里一扣。在众人的注视中傲然离去。身后的食堂里一片寂静,鸦雀无声。事后我越想越绝望:我到底是谁?我代表我父亲吗?我竟如此之臭名远扬?空军司令竟如此没有水平?“党的政策”竟如此之遥远?

  尽管“九一三”时我未满十七岁,但我真的不应该这么天真、单纯,因为就在“九一三”前夕的暑假里,因为家里的事情,我负气给江腾蛟伯伯打电话,问有没有去广州的训练飞机,要提前回学校。父亲得知后匆匆赶回家来,大概因为我这个从小到大最听话、最让家长放心的孩子,在气头上居然跟他说了一句“再也不回这个家了”的话,让他很是意外和伤心,耐心地听我把情况说完,长叹了一声,坐下来和我做了一次长谈。就是这次谈话,吐露了他们的一些迹象,只不过我当时没有真正领会而已。现在看来那就是一次“路线交底”,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他对我说,你不要看咱们家现在这些条件,以为我们和吕果(即林立果)一起工作,一切都风平浪静,路线斗争很激烈,有人要整林副主席,随时都有风险。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林副主席这样打下大半个中国,这么大功勋的人还要被整,是卸磨杀驴啊!

  他眼里含着泪,空气很凝重。第一次见到父亲流泪,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同时也被这些话的内容镇住了,我不再抽泣。凭着自己的那点文学知识,脑子一个劲儿地思索着怎么把成语与现实结合起来:谁是狡兔?谁是走狗?文革时期的思维模式使我根本不敢大不敬——谁把林副主席当“驴”?但还是怯怯地问了父亲一句,谁还敢整林副主席啊?

  后面的谈话里他提到了江青的外号“白花蛇”,张春桥的外号“眼镜蛇”,姚文元的外号“响尾蛇”……说要“清君侧”;他说“现在军队受压”,“国民经济倒退”,“笔杆子要压倒枪杆子”,形势“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他还说“上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二桃杀三士”;他对着周围一挥手,说:“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这一切,说没有就没有了!”

  我虽然懂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和“卸磨杀驴”这两句成语的含义,但仅停留在字义上;对“二桃杀三士”则不太明白,父亲耐心地给我讲了典故,解释是借刀杀人的意思。

  父亲对子女要求一向很严格,很注意督促我们学习、看书,看完了还要让我们谈读书心得,比如我们入伍前都是在他要求下读完《共产党宣言》,并且谈了心得,他通过了之后,才同意我们走的。此时此刻的讲解,使他刚才流露出来的义愤和忧虑缓解了许多,又恢复到了平时对我们循循善诱的状态,但仍然流露出一丝疲惫。这是与平时不一样的一次谈话,父亲和我是平等的,我倾听了他的内心,他跟我讲了他的工作,虽然不能分担什么,但我不再是以孩子的身份。可惜我“只缘身在此山中”,除了记住了“路线斗争很复杂”、“很激烈”这一类平时也听到过的话,并没有感到事态严重。

  时值八月底,从这次谈话来看,林彪已经被整,是在“九一三”前就感觉到了。《纪要》里他们对“四人帮”的反感,已经到了针锋相对、你死我活的地步。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完整史料,能反映林彪对此的立场和态度;那几个充满了悔恨的不祥成语,倒是反映出深知林彪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利用”了的无奈,只是出自我父亲之口,不知道悔恨的是林彪本人还是林立果,起码是林立果吧?事后我明白了,庐山会议之后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发生了动摇,军委办事组势力由盛到衰,跟着汪东兴积极发言的军队干部全部吃瘪……林立果他们感到大势将去,所以才有了后来“破釜沉舟”的一搏。

  而我的暑假里的那句气话,竟一语成谶——从此无家可归。

  (右图:周宇驰生前全家合影。)

  很多人描述“九一三”那一夜,都会使用“惊心动魄”一词。我不会,因为当时我没有和家人一起亲历北京那一夜。但从他们的描述里,我听出父亲除了一如既往的“忙碌”、“疲劳”,还有从来没有过的“紧张”、“情绪低沉”,但至今我都想不好用哪个词去形容家人面前的父亲,因为在家里他不是“周副主任”,他只是一个同时兼有儿子、兄长、丈夫、父亲身份的普通人……痛定思痛,接下来的四十年里,随之而来的疼痛,像是在心底慢慢融化,这种痛彻心扉的感觉挥之不去。

  九月十号,接到我父亲拍去“母亲病重”的电报的二叔,带着三岁多的女儿从外地赶到了我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父亲已经常常忙得夜不归宿了。但那天晚上,我父亲特地回来见他,神态很正常。

  二叔问他,妈没病呀,你怎么拍电报说妈病了?

  他说,最近要开九届三中全会,开四届人大,这是一个权力再分配的会。江青、张春桥要整军队这些人,形势比较紧张,北京是个火药桶,我因为和林立果的关系,已经卷到他们的纠纷里去了。今后我就顾不上家,也顾不上管妈了,你把妈带走,以后你要多照顾弟弟、妹妹们。这个“他们”是谁,当时二叔没问,他知道搞政治的人,忌讳别人问。

  二叔问:我什么时候走?我父亲说,不着急,先在北京玩玩,过两天再走。还说:你不用惦着我们,我们跟林副主席到广州去。家里你想拿什么就拿,有猎枪嘛,你拿走。他知道自己弟弟的爱好。

  二叔看他情绪一点也不紧张,就像平时的样子,也没觉得情况很严重。他俩谈话时间很短,谈完他就走了,看来是专门回家跟弟弟交代怎样安置母亲的事情来了。

  十二号晚上我父亲又回来了,他跟二叔说,你和妈准备准备,收拾收拾东西,明天早上有人给你们送车票来,把你们送到车站。我们也收拾东西走,去北戴河,然后和林副主席一起去广州。说着他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大概有三千元,给了二叔,让他以后给母亲用。当然后来二叔被办班时,这笔钱都被搜走了,至今没有归还。

  我哥哥和弟弟听说要去北戴河,很高兴,因为能见到林副主席了。

  接着他告诉我奶奶:妈,我睡五分钟,你叫我。看上去他很累了。

  我父亲和我妈妈收拾东西时,二叔不放心,怕眼下这事是因为军队之间的派系斗争闹的,就过去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说,你不要问。

  二叔还是问他:主席的态度是怎么样?是不是支持你们呢?

  他冲口而出:都是他搞的!

  二叔是他们兄弟中唯一的大学生,历来淡泊名利,对政治没兴趣。这在我父亲看来属于政治上不要求进步,所以哥俩经常辩论。

  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二叔来北京出差,后来他告诉我:那次我想打听一下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和你爸谈到政治上的、国内的、文化大革命的事情——

  我问他:国家这么搞,不是胡来吗?

  他说:都是主席搞的。

  我问:将来怎么办?

  他说:他搞的,将来他负责嘛。

  我问:你对像章感兴趣吗?

  他说:不感兴趣。

  我又问:将来林副主席上台是什么政策?

  他说:搞经济建设,搞科学技术。

  我问:对知识分子什么政策?

  他说:将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他根本不同意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但是谁给他(指毛)提意见他打倒谁,就整谁,像彭德怀、陈毅……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有问题。

  我父亲还说,有一次他和我妈妈到林彪家里去看了两个电影,其中有一部是苏联电影《祖国在召唤》,讲的就是国家建设需要知识,国家应该需要知识分子。

  二叔的话,让我想起“调研小组”的一位叔叔也跟我讲过,我父亲跟他们讲过,林彪对文革的“看法当然有,跟毛泽东完全不一样。林说……马上改革!”

  “九一三”事件之后传说毛家湾有一书法条幅: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我不知道父亲讲的是不是真的,也可能是出自于林立果之口。这些话虽然听了真会“惊煞人”,但仍然使人感到那么有希望,那么真实,那么好!

  当时,二叔说:咳,这都是阶级斗争嘛。

  我父亲听了情绪有些激动:什么阶级斗争?他们完全就是整人!争权夺利,整人!你知道吗?中国有多少人是冤枉的,是被他们整死的!?我父亲接着说,我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我是下不来了,只有尽力去干了!

  二叔听了他的话,知道哥哥这回真的是卷进政治漩涡里去,想出也出不来了。

  我妈妈在旁边一边收拾一边也说,他们都想打倒(指林家),想把林家斩尽杀绝!

  我父亲接着我妈妈的话说:他们也好不了,将来也会有人收拾他们!

  我妈妈又补充了一句:他(指毛)听江青的。

  我妈妈是个医生,是个非常本分、老实到木讷的传统女性,家都交给婆婆管;她很信任我父亲,也从来不过问我父亲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们和父母一直是传统的子女与长辈的关系,从来也不交谈这些政治上的问题。我听了二叔的描述,很难相信他讲的是我妈妈——从什么时候开始,她也明白这些事情了?我很震惊,但二叔的话我是相信的,暑假时父亲不也给我打“预防针”了吗?他要是不跟我妈妈“交底”,我妈妈怎么跟他走呢?

  就在那个夜晚,他们的几番交谈揭开了中国红色铁幕最深的一角,揭示了一个涉及国家的最高机密。多年来,它犹如闷雷一直在我心头滚动!

  直到后来在里屋接了一个电话,我估计是林立果让我父亲“北上”的那个电话,他才显得有些着急了。他匆匆忙忙带着我妈妈和我兄弟走了,家里安静下来,就剩下二叔陪着奶奶,他的小女儿早就睡了。

  谁知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了,我父亲自己上楼来,二叔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吴法宪在机场呢,走不了啦。二叔当时也不懂“吴法宪在机场”是什么意思。

  他要马上送二叔去火车站,并且说:你把向阳带走吧!我把你们送走,你们买明天早上的车票走。妈就留下吧,要不家里没个人。

  在去车站的路上,我父亲说:到时候什么都顾不了啦!谁也顾不了啦!

  我二叔当时就明白他的意思是要逃到国外去。“到时候……谁也顾不了啦”,这个“谁”指的就是家人。但要是我听见了这句话,无论如何也猜不到它的真实答案,我妈妈可能也是如此。我父亲从火车站回来,在我家楼下让妈妈和弟弟下车,车没熄火,马上又开走了,妈妈很不放心,匆忙中问了他一句:什么时候回来?他的回答淹没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里,妈妈隐约听他说了一句——

  别等我了!

  这句话就成了我父亲留给我妈妈的临终遗言。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我哥哥回忆,我父亲在九月十二号晚上已经有了赴死的准备了。因为没走成,他知道事情已经败露,前途肯定是凶多吉少,从西郊机场回来的路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边开车一边说:过去都说,人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我现在也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了。

  他是准备去死了。

  于新野叔叔的爱人李雯阿姨也告诉我们——她在一九七一年暑假结束回西安第二军医学院以后,收到过一封“九一三”前于叔叔发自广州的信。信上说,如果以后有什么事,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于在信里的口气挺内疚的。

  以前他俩之间就经常开这种玩笑,李阿姨说:我如果先死了,两个孩子交给你哦。于叔叔也说:我要是先死了,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两人笑着,说:那就看谁先死吧。于叔叔最后这封信,等于是他的遗书,是向李阿姨交待后事。

  他也准备去死了。

  “九一三”事件中每个人的行为举止以及整个过程,对我无疑也是陌生和突然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读懂他们。我走访过一些父亲以前的领导和同事,他们对父亲的本质和能力的评价使我宽慰。

  正像于新野叔叔曾经说过的那样:革命就不怕流血,怕流血就不能革命!在我心目中,他们怀着美好而壮丽的理想,做着自己认为是反独裁、正党风、平天下的大事,是明知会牺牲也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他们舍生取义,是现代的荆轲,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倡导改革开放的先烈,他们用生命谱写了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也曾经迷茫过,一路走来,我始终认为:人活着就要追求人生的正面价值,要活得有意义,不能蝇营狗苟;对正义的东西应该坚持;父亲是想努力做到忠孝两全的。我遐想,如果我当时也在北京,说不定我会不下车,和父亲在一起,说不定也会跟他一样向妈妈高喊一声:“别等我了!”绝尘而去……“虽千万人,吾往也!”

  四十年来,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未平息过,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善,随着真相的不断披露,学者和世人们已渐渐脱离了固有的模式去解读他们,对他们留下的令人震撼的文字资料的研究也越发深入,这是令人欣慰的。每个时代都有领先于时代的进步思想存在。从《纪要》中不难发现,也许除了可以从中读出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外,其愤慨的后面,更多的是对国家已经背离了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就提出的“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一理想的失望,以及对当下时局的焦虑。他们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入党、参军,曾经抱着这一理想出生入死。《纪要》之所以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一直被否定、被批判、被鞭挞,就是因为它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了一些真话,因为它那“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

  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陌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今天,即使作为“反面教材”,《纪要》的历史使命也并没有终结,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

  四十年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也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我想,父亲他们在天有灵,一定仍然希望党是健康的,希望国家有序发展,希望军队强大,希望老百姓能真正富裕起来。

  “九一三”——四十年前这个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们命运的日子,我们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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