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政法系:与公民社会一起成长

————兼论公民社会与公民政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782 次 更新时间:2005-04-10 12: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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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 (进入专栏)  

  鄢烈山认为:“公民”是一个宪政框架下自我定位的概念,若以“世界公民”之类广而言之,则与“人”是等价的,所谓公民权即为国际社会包括中国政府承认的基本人权;“公民写作”要求作者有自由的心态、平等的观念以及法治、人权、宪政等现代意识,清醒地体认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依法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参与国家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可以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又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而朱健国认为,“公民”只产生于“公民社会”和“公民时代”;“有资格参与公共政治的人”才是公民,只有这样真正的公民才可能有真正的“公民写作”;争取当“公民”的时代并非“公民社会”。笔者认为,鄢烈山表述中有一个模糊的地方,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朱健国的论说在概念上有一个混淆,由此演绎出更多的误解。

  

  鄢烈山所说的公民权即基本人权,而不是特指公民政治权利。因此,当他说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巨大进步”时,并非违心之言。“说真话”的初级标准是不说假话,鄢烈山不难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已经签署了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尽管还没有正式批准,更没有切实遵照施行,但是,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方面,中国的确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无须否认的。在公民政治权利方面,也不能说没有一点进步——譬如在保障公民(包括政治异议人士)人身自由方面,已经比“文革”时期好了许多,但仍有大量违宪违法的做法存在;可是从总体上说,还远远达不到清末民初的水平。譬如在新闻出版自由方面,基本上还处在“鲁迅时代”即相当于国民党统治下的三十年代,可以打打擦边球,放放暗箭,相同之处是都有新闻出版审查,不同之处是当时有民营出版社和民办报纸,现在则技术条件有了很大的进步,可以方便地复印、盗版还有了互联网。既然还是“鲁迅时代”,就还需要“鲁迅笔法”(不是“鲁迅心态”)。笔者以为,在杂文领域里,鲁迅式的冷嘲热讽是主流,周作人、梁实秋式的“小资”情调是支流,胡适的杂文简直可以说是不入流。这样说并非全面否定胡适,在笔者与何家栋先生合写的文章中,我们多次强调是梁启超和胡适先后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新道统。笔者非常乐于见到鄢烈山以“胡适笔法”撰写的论文或专著,但不希望他告别以“鲁迅笔法”撰写的杂文,毕竟后者有更大的读者面。笔者也不赞成笑蜀所转述的“对杂文家要小心点”的说法,杂文家是公民社会乃至公民时代的瑰宝,人们应当亲近和呵护他们。

    

  朱健国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混淆了公民社会和公民时代。他援引了泰勒(Charles Taylor)理论对“公民社会”的三个定义——“弱定义”、“强定义”和“更强的定义”。“在弱的定义中,公民社会是指那些不受国家力量支配的民间团体的存在;在强的意义下,当透过不受国家支配的民间团体,社会可以自我建设并协调起来时,这才是公民社会。”更强的定义是:“当民间团体能够有效地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时,这才是公民社会。”简单概括一下,就是民间团体的存在,民间团体的自主自治,民间团体有效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当朱健国说“只有实实在在‘当民间团体能够有效地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时’,才是‘公民社会’,才能进行‘公民写作’”时,他选择了“更强的定义”。然而,这个与“民主社会”同义的定义恰恰是最没有用的定义。公民社会理论通常用来研究民主化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一旦实现了民主化转型,公民社会便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当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通常表述为: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福利社会、多元文化。公民社会可以在非公民时代存在,并成为从非公民时代向公民时代转化的内在动力,这才是公民社会理论的魅力所在。公民时代应当是公民权利充分得到保障、公民真正当家作主时代的简称,或者说是“公民政体”的时代。范亚峰说:“中国现有公民社会已经可初步促进自由主义的成长,交往权力的不断积累和扩展有可能使中国社会最终形成中国的宪政民主架构,即公民政体。”虽然“公民政体”尚待将来,而公民意识、公民写作、公民权利的争取以及公民社会的部分实现,就在我们脚下。 所谓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其实都是civil society的对译,它们所指的都是不受国家力量直接掌控的那一部分社会(团体及活动)。由于其理论前提是“国家—社会”的两分法,有时候直接用“社会”也可以表达类似的意思,譬如崔卫平在“重建社会”系列文章中就是把“社会”作为“公民社会”的同义词。但是,如果我们依据历史细致地划分,也可以给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有所差别的涵义。

  

  三代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诸国,都是“家国”混一的“共同体”,根据腾尼斯的说法,还不能被称为“社会”。秦汉帝国时期的中国,虽然血缘共同体的性质有所淡薄,但仍旧是“兵民一体”、“政教一体”的“总体性社会”,在这个时候,还不存在所谓的“民间社会”。魏晋南北朝时期,县以下的乡里体制逐渐解体,出现了居民自建的“村”、“庄”,又出现了道教和佛教的团体组织,以及各种慈善性、互助性的“会”、“社”,民间社会开始出现。宋代城市中的“坊墙”坍塌后,市民社会逐渐展现出其不同于乡村社会的一面。清末“自强”、“变法”、“新政”,“公民”、“社会”等新概念传入中土,人们开始关注市民社会“更强的定义”,即保障公民政治权利以及民间社团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力的方面。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民间资本、民办大学、民营报纸、社会贤达、国民运动、在野政党在那时所具有的份量,至今还没有被超越。国民党“联俄容共”,实行“以党治国”后,公民社会逐渐萎缩。中共掌握全国政权后,通过五十年代的“土改”、“镇反”、“肃反”、“三大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运动,彻底扫荡了残存的公民社会,建立了“党政合一”、“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的“单位社会”——即中国特色的极权社会。

  

  极权社会的两根支柱是:绵密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组织网络,强势的、进攻型的意识形态。当这两根支柱发生动摇,极权社会就会演变为后极权社会,公民社会则获得了复苏的机会。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从执政三十年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极权社会有利于统治而不利于发展,如果坚持毛泽东的路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国力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到时候你尽可以在国内称王称孤,但在国际上将会变得一文不值(就像现在北朝鲜的金正日)。出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考虑,邓小平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改革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放松管制。现在,原有组织系统的三条线有两条已经萎缩,党群系统在基层社区和单位已经没有多少实际功能,行政系统已经无法进入到非公有制单位内部发挥作用,惟一得到强化的是公安保卫系统。然而,“警察社会”是一般专制社会的共性,其统治效能远远比不上极权主义的“单位社会”。

  

  “特务专政”没有“群众专政”厉害,早在国统区和共统区(“西安和延安”或“重庆和延安”)并存时就有过一次对比。因为后者有强势意识形态这样一种“软权力”作为配合。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共产主义在全球处于攻势,中国多数的仁人志士和普通民众都被它征服了,其覆盖面之广,从单位人事部门的“马克思主义老太太”一直到街道上的“小脚侦缉队”。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连“两报一刊”的笔杆子在理论上、心态上也处于一种弱势,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笔者曾说,“官方意识形态已经意识到自己无可挽回的衰败,只能满足于九斤老太式的喋喋不休来机械性地充塞官方媒体。”“不争论”是他们无可奈何的选择。从战略上说,防守要比进攻困难,进攻者是主动的,他们可以选择防线上的任何一个漏洞。当人心所向已经发生变化,公民社会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破土而出时,仅靠少数警察和特务是挡不住的。更何况“警宪特”也是人,他们在执行命令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对于当前政法系的凸现,也可以理解为法律人和警宪特两种力量扩张的共同结果,前者是公民时代来临的曙光,后者是极权时代的回光反照。既然同属于政法系,这二者的博弈及其权力再分配就可以视为一种民主化转型的体制内动因。

  

  三、 服务社会、矫治社会

  

  政法系(这里主要是指其中的“法律人共同体”)有一种独特的社会功能,其本身既是新兴的公民社会的一个指标性团体,又通过自己的活动推动着公民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萌生与成熟,也就是说,它是公民社会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它在向公民时代的演进中承担着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既要服务社会,又要矫治社会。

  

  政法系服务社会的使命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全方位参与,服务与援助,寻求社会平衡点,凝聚国民共识。

  

  范亚峰说:“政法系需要把握的主要关系,包括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法律与行政的关系。”他们要深入到社会所有的领域中去,参与利益凝聚、政治表达、政府决策的全过程――立法、行政、司法、监督。因此,他们最有条件成为熟悉诸方面国家事务的全才。

  

  如果一个律师把自己视为商业人,他会更多地选择为社会精英阶层提供法律服务;如果一个律师把自己视为政治人,他会更多地选择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个别律师和整个律师界都会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更多地把自己视为政治人的律师,将会得到社会弱势群体以及正义人士的拥戴,具有成为民主政治家的潜在资质。

    

  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不等于是奉行平民主义或者民粹主义。范亚峰说:“政法系需要成为调和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中介。中国的法治民主建设实质是用中介整合质料与形式,生成新的意义和物质、制度整合的样式。为此,政法系作为中介十分关键。法律程序的核心在于中介性。司法是中介,政法系、法律人共同体则是主体型的中介。”“司法系统乃是调和社会冲突、走向社会和谐的政体程序。其含义是司法成为社会中权利和利益冲突的仲裁者,从而起到解决社会纠纷的作用。”

  

  政法系不满足于在操作层面的平衡作用,更要追求“人权之理和维权之势合一”,凝聚新的国民共识。范亚峰说:“政法系力求实现实践逻辑与普通法法治传统的结合。政法系尊重现实中行之有效的实践逻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受到普通法的法治逻辑的影响,强调对于社会矛盾、冲突的中道整合。”“中道”抵制任何一种极端,寻求以新道统作为未来中国新政统之根基。笔者在《合作主义与国民意识形态——兼评“精英联盟”论与“反精英主义”》中曾指出:“中国需要的不是一种新的极端意识形态或阶级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中道意识形态或国民意识形态。”“极端的意识形态会加剧社会矛盾和紧张,中道的意识形态则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紧张局面。”“这种国民意识形态应当衔接传统、与国际接轨并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格。”它不能建立在种族主义或者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而应当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法爱国主义”或者喻希来所说的“中国人本位的世界公民主义”。

  

  范亚峰指出:“从刘涌案、人口准入争论等事件中社会民众的激愤表现可以看出,在主张权利的开局时代,民意还处于一个宣泄期。这个时候,法律系统的恰当运作,与舆论疏导相结合,可恰当引导包括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内的社会情绪,使民意成为一种建设性的思潮。”政法系不仅要追随舆论,而且要引导舆论;不仅要服务社会,而且要通过重塑政治文化、建设制度程序、积累宪政惯例来矫治社会。

  

  人们常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治社会。“人治大于法治”,“暴力是元规则”,并非只是统治者的信条,而是弥漫整个社会的一种政治文化。要用法治精神取代“人治”、“暴治”文化,离不开“法律人共同体”的率先倡导和身体力行。“政法系在民主法治建设中应逐渐学习并善于平衡各种不同的价值理念。通过法律的治理应实现自由、平等、安全和效率等多种价值,而最核心的理念则是正义。”“第一个是正义观念,……在西方主要是来自于自然法的背景,以及基督教神学的约法的背景,在中国和政治正义相对应的是天命、天道的观念。”“《大学》讲‘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义就是正义。”我们说,法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因为法理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正义的论证。“法律人共同体”的基本共识是“正义”而不是“利益”,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担负起匡正人心的责任。

  

  范亚峰说:“宪政的正义乃是一种程序的正义。”“宪政正义还通过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司法程序、联邦制等社会决策程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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