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梅汝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4 次 更新时间:2013-05-08 20: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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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 (进入专栏)  

  故强调对野心家和好战者个人的刑事责任,将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趋势。

  第二和第三项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国际法对处罚个人早已有了制裁方法,其实践事例也是举不胜举的,从对海盗和贩卖人口的惩罚,到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对这个问题是早已解决了的。

  对于第四项理由即犯罪的意思问题,梅汝璈阐述法庭的判决后指出,第一,人人有知晓和遵守一切现行法(包括国际法)的义务,对于现行法的愚昧无知,不能作为免除个人罪责的辩护理由;[23]第二,被告们在从事侵略的时候,纵使不能精确地了解侵略在国际法上是何等严重的罪行,但是以他们的知识和地位来说,他们决不会不知道他们的破坏条约、攻击邻国的行为是错误的和有罪的。因此,不能说他们没有“犯罪意思”。

  梅汝璈的论述,为二战后国际法上战争犯罪的发展贡献了有益的学术见解。1949年以后通过的各项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保障人权的《日内瓦公约》,所遵循的就是由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所确立下来关于战争犯罪的原则以及梅汝璈等国际法学家所阐述的法理。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第827号决议通过的《审判前南罪犯国际法庭规约》和1994年安理会第955号决议通过的《卢旺达国际法庭规约》,所依据的主要也是上述战争犯罪的概念。只是在表述时作了一些变化。[24]

  第二,该书明确并阐述了经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确立下来的各项战争犯罪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一、追究犯罪者个人的刑事责任(详细理由已如上述);

  二、官职地位(官方身份)不免除个人责任。梅汝璈指出,在旧国际法上,一国的元首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受外国法庭或国际法庭的审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日本代表就是这样主张的。巴黎和会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作出了审判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规定,但后来也没有能够实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就不同了。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确立了审判德、日两国战争元凶的原则,这些元凶,不仅包括国家高级官员,而且还包括元首。因此,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已经在实践上确立官职地位不免除个人责任的法理。

  三、长官命令不免除个人责任。在传统国际法上,这个问题是很混乱的。一些着名的国际法学家如凯尔逊、斯密士之类,都主张上级命令是可以使战犯们免除其罪责的,其理由主要是军队中的森严纪律以及违抗命令对于抗命者的危险。[25]但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则对此采取了明确的立场,即“被告是遵从其政府或上级长官之命令而行动之事实,均不足以免除其被控所犯罪行之责任;但如法庭认为符合公正审判之需要时,此种情况于刑罚之减轻上得加考虑。”[26]

  梅汝璈对此阐述道:两个法庭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法理的根据在于一个人只应该服从合法的命令,而不应该服从违法的、犯罪的命令。倘使他因服从命令而违反了明显的、无可否认的战争规则,他便应该负不可逃避的责任。因为如果不这样来认识问题的话,而只是把责任向发布命令的上级长官推,推到最后,将只有国家元首一个人或高级首长几个人对某些战争罪行负责了。这对于战争法的有效实施是会有极大的损害的。

  当然,在服从上级命令而犯了战争罪行的场合,法庭也应当考虑违反上级命令对于抗命者所可能带来危险在量刑时的因素。对于一个普通士兵或下级军官来说,因抗命所带来的后果将是马上的,极其严重的,故他的选择余地也是很小的;但是对一个高级军官或一名文职官员而言,抗命的危害就不是很大的了,至多不过丧失他的职位或某种利益而已。因此,法庭在量刑时会根据被告的不同情况而酌情处理。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将数以百万记的德、日战俘遣送回他们的祖国,而没有追究他们的破坏和平罪,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只惩罚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也都已经考虑到了上述法理。

  第三,该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为东京审判的亲身经历者和法庭审讯的核心人物,梅汝璈所知道的情况,都是第一手的。而在该书中,梅汝璈利用这一优势,极其详尽地对东京审判开始时法庭地址的选择、法庭的布置、法官席位的排定、法庭的组织机构、英美法诉讼程序在法庭上的具体运用、质证过程、法官与检察官以及律师在法庭上的表现等作了描述。尤其是审判过程中的法官会议,在当时是秘密进行的,除了苏联法官因不通英语、被允许带一名口译和几名笔译人员以外,其他人包括新闻记者等都不得参加。这样,法官会议的情况就只有法官才知道了。梅汝璈作为法官之一,他提供的材料就是十分珍贵的了。[27]

  除了学术价值之外,《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早在1962年,梅汝璈在撰写《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一文 时,针对日本国内有些民众对东京审判之意义不理解的某些情绪,梅汝璈就明确指出:“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然而,日本某些右翼分子就是拼命玩弄手段,试图掩盖这一段历史。在这种形势下,1986年,在余先予教授和我所着的《东京审判始末》一书的序中,我们也指出:

  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的国际审判活动,也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后世界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之一。这次审判,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现代国际法若干重要原则的确立、维护战后世界和平,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东京审判’这页历史虽然已经翻过去了四十年了,但是,直到今天仍然很引人注目。因为,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邪恶、和平与战争将是长期的。

  日本靖国神社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13个甲级战犯的幽灵,日本政界的要员有的甚至公开否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因此,回顾一下‘东京审判’这段历史,让事实说话,教育人们提高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自觉性,就成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们,特别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整整20年,世界和中国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及各种友好往来也不断加深,和平、正义的力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但是,在日本,至今仍然有一小部分人对发生在60多年前的那场侵略战争以及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以及亚太地区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没有认识,甚至还通过种种方式(如修改历史教科书等)来予以否认。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在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所剩无几,60岁以下的人们对战争创伤已没有感觉的情况下,回顾一下东京审判的历史,对当代青年人进行和平主义的教育,尤其显得重要。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法律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梅汝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

  

  八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到第四章戛然而止,第五章以后的内容酝酿并沉睡于梅汝璈的心中,而为此搜集的图片、卡片以及资料、梅汝璈完成的草稿等,因“文化大革命”抄家被造反派拿走后已经散失,我们后人是再也无法看到了。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没有完成。这是梅汝璈的一个遗憾。

  如果说梅汝璈的中年时代是朝气蓬勃的,是灿烂辉煌的,那么,他的老年时代则是心情郁闷的,是悲凉孤寂的。

  应该认识到,东京审判之能够开庭,其背景虽然是美、苏、中等国对日本侵略者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但最终将25名甲级战犯绳之以法,并且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和武藤章等7名罪魁祸首送上绞刑架,不能不说是梅汝璈等法官的贡献了。尤其是在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松井石根这三名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的量刑问题上,假如没有梅汝璈以及向哲、倪征□等法官、检察官的拼死努力,很可能会逃过法律的严惩。

  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一百年,在受到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战争中,中国没有一次是获得胜利的,中国的财富被掠夺、压榨到没有一滴油水的地步,中国人民为此也受尽了种种屈辱和痛苦。只有抗日战争,才是中国第一次真正的胜利;只有东京审判,才使中国人民真正得以扬眉吐气。但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格局的迅速形成,在东京审判的后期,美国事实上已经开始为日本说话,扶植日本使其成为在远东对抗苏联的势力,而在东京审判中,美国的影响又占据着压倒性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梅汝璈将上述战犯绳之以法,其工作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

  梅汝璈的贡献的意义还不仅仅在这一层面。东京审判,不仅仅是对日本战犯的罪行的清算,也是人类的正义力量与邪恶势力的较量。如前所述,日本侵略者的种种令人发指的行为,不仅仅是对中国乃至亚太地区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也是对整个人类所犯下的罪行。他们(包括希特勒纳粹集团),是人类中最为邪恶的势力。因此,东京审判,尽管留有种种遗憾,但却是与反德、意、日的侵略战争一样,是对这股邪恶势力的清算,而且是比战争本身更为深入的清算——因为它动用的不是军队,而是法律;它不仅仅着眼于当事人本身,更昭示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因此,梅汝璈的行为,梅汝璈的人格,不仅仅代表了中国人民,更是代表了人类的正义。他对中国、对亚洲、对世界,乃至对整个人类的贡献,都是巨大的。

  然而,这么一位功勋卓着的法学家,其晚年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1957年中国大陆发生大规模“反右”运动,梅汝璈也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虽然,与法学界的其他右派分子相比,梅汝璈的处境要好一些。比如,在“反右”运动之后不久,有一次陈毅同志特邀他和几位专家共进午餐。席间,陈毅诚恳地说,是周恩来总理特意让我请大家来叙叙的,并转达了周总理的关心。

  1961年春节期间,梅汝璈又应邀参加了陈毅设宴招待中国驻外使节的宴会。宴会上,周恩来总理端着酒杯走过来伸出右手与他紧紧握手。但是,对自己所喜爱的专业——法律到处受到冷落,自己终生所学却派不上用处,其心情郁闷、孤独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梅汝璈受到了更进一步的批判。

  梅小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对父亲梅汝璈晚年的心境有所披露。梅小写道:有天晚上,北京顶银胡同停电。梅汝璈枯坐在家中吱吱作响的藤椅上。黑暗中,他轻轻地哼起了清华学校早年的校歌: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岿立中央。东西文化,荟萃一堂……”。

  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今天,梅小回忆自己的父亲时,一下就想到了这一幕。

  他对记者谈起父亲的晚年时,有些唏嘘。他用了这样一个形容词:“孤寂”。

  梅小说,虽然上世纪60年代初,父亲尚不足花甲之年,可他心知肚明,属于他的那个“东西文化,荟萃一堂”的时代已经逝去了。

  新中国在学科建制上完全照搬“老大哥”苏联,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所大学保留了法律系,且讲授的内容都是苏联的法学。这让毕业于清华学校、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在芝加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精通英美法律的梅汝璈常常感到无所适从。他努力按照党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要求,虔诚地学习俄语,试图不被形势甩下。据梅小说,现在他家里还能找到父亲当年抄写俄文单词的小本。在苏联法学教材上,还有父亲留下的铅笔批注。

  一个世界着名的英美法专家,到了人生的晚年,其擅长的专业派不上用处,而必须去改学另外一个语种并且接受另外一种陌生的法律体系,其心情之郁闷与孤寂是可以理解的。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而言,梅汝璈原计划是将东京审判的整个过程详细地描述出来,可他只写了一半,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就再也没有机会写作了,直至1973年去世。真是令梅汝璈抱恨终生。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没有完成,也是中国法学界的一个遗憾。

  中国在法和法学近代化的浪潮中,有一批留学海外并学成归国的优秀人才,除了梅汝璈之外,还有王铁崖、杨兆龙、王造时、韩德培、钱端升、吴学义、孙晓楼等。他们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陆续回国,至40年代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界的栋梁,成为中国法学各分支学科的领军人物。然而,在1957年发生的“反右运动”中,这批人大多数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在接受思想改造的同时,基本上被剥夺了教学和科研的权利,其一生所钟爱的法学专业,成了裤裆里的跳蚤,不仅无用,更令人讨厌。因此,在梅汝璈身上发生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没有完成的现象,在他们身上也都发生过。

  比如,在东京审判中担任中国检察官向哲的顾问的吴学义(1902—),是武汉大学法律系的教授,在民国时期发表了众多着作,如《民事法论丛》(第一辑,南京法律评论社1931年)、《法学纲要》(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战时民事立法》(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民事诉讼法要论》(上海正中书局1945年)、《事情变更原则与货币价值之变动》(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以及《形成权论》(1921年)、《再审期限》(1925年)等数十篇法学论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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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学》2005年第7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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