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梅汝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4 次 更新时间:2013-05-08 20:34:14

进入专题: 梅汝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何勤华 (进入专栏)  

  12月2日,第三次逮捕令又指定了59名日本重要战犯,包括前首相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等。第四次逮捕令于四天后再次发出,逮捕战犯不多,仅9人,但里面有三次出任首相的近卫文磨(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后自杀)以及日本皇室事务的总管(宫内大臣)木户幸一。综计盟军总部四次逮捕令共逮捕战犯118人。

  在对上述战犯的逮捕过程作了详尽介绍后,梅汝璈转入了对国际检察处的起诉准备工作的论述。当时,起诉的准备工作,主要分为六个步骤:一、侦讯犯人,录取口供;二、从浩如烟海的日本政府档案中搜集可以作证的文件;三、实地采访调查,录取证人的书面证言及约定证人出庭口头作证;四、联系各盟国政府及有关机关,收集证据文件;五、决定首先受审的被告人选;六、草拟起诉书及其附件。

  在以上论述中,梅汝璈对国际检察处检察长季楠率人乘专机来中国实地调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作了客观的评价。梅汝璈指出,季楠来中国,虽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旅游——因为他自己明确对他人说:中国的名胜古迹甲天下,到了远东而未去中国,那将是一件极大的憾事。但既然名义上是为了调查南京大屠杀而来,就不能不进行一些收集证据、访问证人的工作,并且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即他们就1937年的“芦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事件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证据,并且约了一批证人上东京法庭,从而使后来的审讯工作中对这两个事件的审理做得有声有色。

  在起诉准备工作基本结束的情况下,确定第一批需要审理的战犯的名单就成了又一个难题。显然,将全部逮捕的战犯都提交法庭是不合适的,纽伦堡审理的第一批战犯也就是22人。虽然东京审判所涉及的范围要远大于纽伦堡审判,但被告人数过多是不利于审判工作的展开的。同时,确定战犯犯罪的年代从何时算起,也是一个争论很大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和争论,最后国际检察处决定对日本战犯提起控诉的犯罪行为是从1928年(皇姑屯日军炸死张作霖事件)11起至1945年(日本投降)止,总共约17年时间。而第一批被起诉的甲级战犯,则为东条英机、广田弘毅、松冈洋右、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28人。

  接着,梅汝璈用了整整20多页的篇幅,详细介绍了每一个被告的犯罪历史。梅汝璈指出:将这28名战犯的地位和罪行分析一下,便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八类:一、政界要人,对外侵略活动的首要分子,如东条英机等;二、老牌军国主义分子,如荒木贞夫等;三、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者,如土肥原贤二、坂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四、对中国经济掠夺狂人,如星野直树等;五、太平洋战争的主要策划者,如永野修身、木户幸一等;六、太平洋战争期间对菲律宾和缅甸等犯下重大罪行者,如木村兵太郎等;七、积极推行侵略战争的老牌外交家,如松冈洋右、重光葵等;八、对外侵略的宣传家,如大川周明等。

  梅汝璈认为,这一分类大体上是正确的,他们构成了日本战犯的代表性人物,将其作为甲级战犯审理基本上是对的。因为法庭原来设想这批人只是审判的第一案,后面还将有第二案、第三案。只是由于后来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其他的战犯才得以逃脱了法律的惩罚。对审判的虎头蛇尾,日本民众也曾提出质疑:为何犯有差不多罪行的人,有的受到审判甚至被处绞刑,有的却逍遥法外?梅汝璈认为,要合乎逻辑地回答这一问题“是很难的。因此,我们唯有承认,东京审判,正如纽伦堡审判一样,只能被认为是对战犯们的一种‘象征性’的惩罚”。

  确定了被告之后,法庭便进入了起诉程序。1946年4月2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全体法官集中在会议室内,接受了检察长季楠递交给书记官登记的起诉书原本。前后用掉了不足10分钟时间。起诉书开头写道:“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第一号起诉书”。第一号标题内容为:“美国,中国,英联合王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菲律宾控告荒木贞夫……(共28名,次序依照其姓氏的英文字母先后排列,此处从略)。”起诉书控告被告们的罪状共为55项。在分别陈述这些罪状之前,它有一个简短的“前言”,扼要地说明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集团犯罪活动的政治意义和特征。55项罪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破坏和平罪(第1项至第36项),第二类为杀人罪(第37项至第52项),第三类为其他普通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第53项至第55项)。

  在起诉书正文之外,还附了五个文件:第一,国际检察处用以支持其对被告们第一类(即破坏和平罪或侵略罪)各项罪状的控诉之主要事实细节的综合说明;第二,列举出的20个日本侵略者所违反的条约的名称及其有关条款;第三,列举出的15项日本政府关于不侵略或不扩大侵略所作的声明或保证(以说明战犯们是如何自食其言的);第四,摘录了一些国际公约中关于作战行为的重要条款以及日本保证遵守这些条款的诺言;第五,分别记载28名被告在1928年至1945年各自在日本政府中担任的官职,借以表明他们个人在日本侵略战争期间所应负的责任。

  在这一章中,梅汝璈最后对起诉书的特点与缺点作了分析。梅汝璈指出,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每个人都亲自到庭,这是与纽伦堡有缺席审判的第一个不同。第二个不同是,纽伦堡审判起诉书除了控告22名首要德国战犯之外,还要求法庭在审讯过程中审查若干重要的纳粹组织,判决它们为“犯罪组织”;东京审判受其宪章规定限制没有这么做。此外,纽伦堡审判起诉书控告被告的罪状仅为4项,而东京审判有55项之多。由于这一不同,使东京审判时法庭感到应对55项罪状的证据也嫌单薄,力量也嫌不够,故法庭最后将罪状减缩为10项,以此作为审判的基准和定罪量刑的尺度。梅汝璈认为,庞杂繁琐和缺乏逻辑上的严谨性是东京审判起诉书的最大缺点。

  

  六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讯程序,是本书第四章论述的内容。

  梅汝璈指出,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5条的规定,审讯程序为8个步骤,具体实施时,又被分为11个阶段:一、检察方宣读起诉书;二、法庭讯问每一被告是否认罪;三、检察长致“始讼词”;四、检方提出证据;五、被告辩护方提供证据;六、检方驳复辩护方的证据;七、辩护方反驳检方的驳复;八、检方作总结发言;九、辩护方作总结发言;十、检察长致“终讼词”;十一、法庭作出判决并宣读之。除了由检察长作最后陈述(“终讼词”)而不是由各被告所作之外,其他方面与纽伦堡的审讯程序几乎是一模一样。

  由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用的是“证据主义”,所以诉讼双方最重要的事情便是用全力去搜集有利于自己的证据,并促使法庭采纳。在整个审讯过程中,法庭耗于听取和采纳证据(包括证件和证人)的时间几乎占全部审讯时间的三分之二,共约16个月左右时间。可见法庭及其双方当事人对证据的重视。与其他审判一样,证据也分为证件(物证)和证人(人证)两种。与其他审判不同,东京审判的证件要全部译为英文或日文,这一工作占用了检察方和法庭的大量时间。而证人的作证更为复杂,故梅汝璈花费了更多的笔墨来予以叙述。

  证人有两类,一类是检察方提供的,另一类是由辩护方提出的。证人必须遵守一些英美法上的规则,如不得与对方当事人或其代理人有任何接触;不得擅自出席法庭观察或旁听;证人出庭必须自愿等。证人出庭作证及受讯有四个阶段:“直讯”、“反诘”、“再直讯”、“再反诘”。如果证人因某种原因无法(或不愿)出庭的,可以以提出宣誓书的方式来提供证据,这种宣誓书共有775件,占了整个审判证据的相当比例。

  在对法庭审讯程序作了如上详细介绍之后,梅汝璈对其矛盾和问题作了批评。梅汝璈指出,东京审判之所以旷日持久,除了审判工作量大等客观原因之外,法庭宪章本身也有问题。即宪章关于审讯程序的规定,无论在精神实质还是具体条款上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一方面,宪章要求对日本战犯作出“迅速”的审判,因此要求简单明了;另一方面,为了要使审判“公平”,宪章又规定了许多复杂繁琐的规章制度。这一矛盾贯穿了审判的整个过程,但法庭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此外,东京审判程序对被告辩护一方过于宽大,对出庭证人名单没有进行严格审查,对“受命法官”的“庭外审讯”没有有效地加以利用,对证人执行反诘的人数太多,等等,也是法庭审讯程序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由于这些缺陷,使东京审判无法做到迅速、便捷、利落、干脆,从而变得长夜漫漫,拖延了两年半之久。

  

  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只完成了前四章,相当于梅汝璈构思中的七分 之四的内容。[22]但即使是这四章,也已可以使我们领略到此书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学术价值来说,此书既是对传统国际法原理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现代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基本原则的充分阐述,尤其是它为以后国际战争罪犯的审判提供了充分和坚实的法理基础,在现代国际法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第一,该书明确并阐述了经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所确立下来的现代战争犯罪的概念。格老秀斯早在300多年前出版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就指出,对于违反国际法的犯人,捕获者或审判者有权处其死刑。这就是说,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也就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战争犯罪的概念仅局限于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的行为。纽伦堡和东京审判,将战争犯罪的概念予以扩展,增设了破坏和平罪与违反人道罪。而本书的贡献,是对这两种由上述两个审判实践确立下来的犯罪予以法理上的进一步阐明。

  梅汝璈指出,一切违反战争法规和战争惯例的罪行大都是残酷的,违反人道的;但是“违反人道罪”在这里却有它特殊的含义,即它是对和平人口实行灭种性的集体屠杀,或基于种族、政治或宗教的理由对它们实行集体迫害,如纳粹对犹太人、苏联人以及东欧其他国家人民的惨无人道的大规模的集体屠杀等。倘若仅仅因为公约上没有规定或者习惯上没有先例,便对这些罪行不加惩处,那是极不公平的。因此,在纽伦堡和远东军事法庭的宪章中增设的“违反人道罪”,补充了违反普通战争法规和惯例罪之不足,是普通战争罪的引申和发展。梅汝璈指出:“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对于纽伦堡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宪章中关于违反人道罪的规定,便容易明白。同时,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便可进一步地认识到这个罪名确有设立的必要。”

  纽伦堡和远东军事法庭创设的第二项战争罪是破坏和平罪,对于此项罪名,远东军事法庭审理中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被告方以两个质疑试图否定法庭的管辖权:一、被告们参与战争时,侵略战争是否已被定为犯罪?如果当时不定为犯罪,那么即使到了现在(审判时)定为犯罪,被告也是无罪的,因为“法律不能溯及既往”;二、纵使当时已定为犯罪,参与其事的个人是否也应该负责?

  梅汝璈指出,上述两项质疑,早在纽伦堡审判时即已解决,其法理依据为:侵略战争早已在国际法上被公认为是犯罪,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罪行”,这已由一系列的国际公约如1923年国际联盟《互助公约》草案,1924年日内瓦《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议定书》,1927年国联大会各国代表(包括德、意、日三国代表)一致通过的将侵略战争定为国际犯罪的决议案,1928年8月27日的《巴黎非战公约》等所证明。梅汝璈指出,纽伦堡审判大量引用上述文件说明侵略战争是犯罪在法理上是充分的,它没有创设而只是以实践行为适时地宣布了侵略战争是犯罪这一项国际法原则。梅汝指出,纽伦堡和东京审判的缺陷是没有能够进一步揭示,侵略战争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剥削和掠夺制度,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便有产生侵略战争的土壤,因此,消灭侵略战争必须首先消灭帝国主义。

  至于个人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法庭上被告以及西方某些国际法学者(包括东京审判的个别法官)提出了四个否定理由:一、侵略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行使或表现,对其负责的应该是国家而不应该是个人;二、侵略战争是国际法上的犯罪,国际法是以国家而不是以个人为主体,个人在国际法上是没有责任的。三、国际法对于违反它的规定的国家有制裁,但对于违反它的个人因没有规定制裁方法而无从着手处罚;四、按照刑法原理,犯罪必须有犯罪者的“犯罪意思”,个人参加战争时不可能有犯罪的意思的。

  梅汝璈指出,关于第一项理由,由于国际法对国家和个人同时规定了义务,因此,对于破坏国际法的个人进行处罚是有法理根据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奎林案”等所支撑的。梅汝璈指出,说个人应对侵略战争负责,并不等于国家可以免除责任。但由于现代国际法对国家责任更强调的是民事赔偿,而加重民事赔偿又会增加各侵略国人民的负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何勤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梅汝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刑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3757.html
文章来源:《法学》2005年第77期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