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江:党内派别、政治对抗与党内民主——以苏共的经验教训为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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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江  

  并决定参加代表会议的代表按照每3780名党员产生一名代表的原则由各级地方党委通过秘密投票选举。后来的研究表明,选举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代表的过程,“变成了党内改革派与党的机构之间的战场”,“而普通党员并没有尝试积极参与党代会代表的选举”。[11](P80)出现这种情况非常正常,因为通过选举成为代表的主要是党内精英,虽然普通党员中也可能有人参与竞选,但绝不会太多,而精英积极参与差额选举的动机则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一旦选举竞争成为精英争夺的战场,党内形成政治派别就是时间问题了。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苏共中央又通过了《在党组织内实行报告与选举》的决定。从1988年开始,选举自下而上,从基层组织开始,在来自中央的压力下,差额选举在1989年8月到达州委一级,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通过差额选举实行干部制度的根本性改革被苏共看做是党内民主扩大的主要环节,但这样的改革将对苏共与苏联国家的统一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苏共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没有进行过思考。历史进程证明,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是苏共走向瓦解的直接转折点,当时苏共所有的领导人都是这一转折的失败者,而最大的获益者是已经被逐出政坛的叶利钦。差额选举和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不仅给叶利钦提供了重返政坛的机会,而且他还利用会议发言的机会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受压制的改革家形象,由此获得了来自民间的大量支持,因为“俄罗斯人民总是同情为真理受难的人”。更重要的是,“他是唯一一位与政权有个人恩怨,同时能够在足够高的层次上对无所不能的官僚制度提出挑战的人”,[12](P385)“他决心为自己的政治复兴而战,也准备为自己对于苏联未来政治秩序的日益激进的观点而战。”[9](P121)因此,叶利钦重返苏联政坛就为开始在苏共党内出现的反对派准备了领袖人物。

  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后,党内政治派别的形成已现端倪,即一些不满意选举结果的党员组成了党内的各种俱乐部。到1989年下半年,在苏共党内已经出现了至少八个具有自己政治目标的派别。按照苏共党章的规定,这些派别的出现已经违反了党章,而禁止派别活动的规定并没有在推进党内民主化的同时被废除。“但实际上,问题是靠政治而不是组织手段来解决的”,[13]即苏共中央没有按照党章的规定对派别活动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其结果是,鼓励了党内破坏既定制度的趋势,派别活动逐渐活跃。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出现如此多的党内派别,是苏共迅速走向瓦解在组织上的第一步。但所有苏共领导人都没有看到这一点,至少是没有人明确提出这个问题,而是一位学者却看到了问题的本质并得出结论:“那个曾经以自己钢铁般统一而自豪的党现在开始逐渐裂为碎片。”[14]

  党内派别形成后,如果没有组织形式的障碍,按照其自身演变的逻辑或者规律,将迅速向“无原则的煽动”和日趋激烈的政治对抗转变。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一切以前所表达的誓言、承诺都会让位于获取斗争胜利的手段,为获取支持,大量令人向往的新许诺会轻而易举地发出,包容、妥协以及大局等一切都会被置之度外。1989年的下半年,在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内出现的就是这样一个演变过程,派别活动在很短时间内即演变为政治对抗,而这时的政治对抗与1920年时的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1920年时的派别斗争主要由观念与理论认识的差别造成,而1989年开始的苏共党内的政治对抗,更主要的是围绕政治权力争夺的对抗。到1990年5月召开俄罗斯联邦人代会选举新的俄罗斯领导人时,苏共已经出现事实上的分裂并正在滑向瓦解的深渊。由于俄罗斯联邦在苏联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戈尔巴乔夫为保住对俄联邦的控制,亲临大会,对出席大会的苏共代表发表讲话。虽然叶利钦得到苏共党内民主派的支持,但当时这个派别的力量仍然有限,如果苏共代表按照中央的要求投票,叶利钦是无法获胜的。在关键时刻,叶利钦打出俄罗斯主权高于一切的旗号,导致200多名苏共代表违背党组织要求,临阵倒戈,投票支持叶利钦,从而使叶利钦获得了更有实际价值的权力。叶利钦获得俄联邦的最高权力,加快了苏共瓦解的速度。此前,苏共党内的政治派别主要通过宣传舆论和街头政治进行政治对抗,现在,通过叶利钦掌握的政治权力,这种对抗就可以引入到政权内部,形成中央与俄联邦的政权对抗。叶利钦利用自己的权力,将本派别的人任命为俄联邦政府各机关的负责人,还利用已经掌握的各种资源支持反对派的活动。这表明苏共正式开始推进党内民主后不到两年,已经深陷全面而深重的组织危机之中,其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过1920年个人反对派挑起争端的局面。此时,党内的政治对抗已经演变为政权对抗,权力争夺成为政治对抗的主线,思想、理念等等的争论虽然还在进行,却已没有多大意义。在任何政治对抗中,一旦对抗转变为权力争夺,其结果只能是零和博弈,赢家通吃。

  苏共在全面的政治、组织危机中迎来了第二十八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次大会除了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分裂与虚弱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大会前,苏共发布了新的纲领草案,苏共党内两大政治派别苏共民主派和苏共马克思主义派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纲领。苏共二十八大恰如曾经担任苏共总务部长的博尔金所说,“会上的情形跟人民代表大会一样,也是不容人反驳,争抢麦克风发言”[15](P340)。会上,来自地方单位和基层党组织代表的发言说明,自1988年后大规模推进的苏共党内民主化,没有取得真正的实际效果。这些代表都是支持改革的,因此,他们有深深的挫败感。“他们的挫败感来自于他们对党的政策和党的领袖的决策没有多大的影响。即使是高级干部,比如普罗科夫耶夫观察到,戈尔巴乔夫从来就没有打算真正实现党的民主化。”“而党的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也发现,党的领导并未建立一个机制来听取或者他们从来就不打算听取党的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的意见。”[16]曾任莫斯科市委书记的普罗科夫耶夫的观察触及到问题的本质,即戈尔巴乔夫将差额选举作为扩大党内民主的切入点与突破口,却并未解决党的决策民主化的问题,而对于领导一个苏联这样大国的党,决策民主化的意义显然远远超过差额选举,因为决策民主化是实质民主的一种体现,差额选举更多的是形式民主的体现。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叶利钦以抗议的姿态宣布退党,“这种抗议性的退党给许多代表和党员留下了印象,对造成党的信任危机以及后来党的瓦解起了不小的作用”。[15](P342)以不可调和的派别斗争和政治对抗为特征的苏共二十八大,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苏共党内民主化的完全失败。

  二十八大一结束,党的瓦解就开始加速。一年内,400万党员离党而去。其中一些党员是因为发现加入苏共不再是实现个人梦想的条件而退党,更多人的则是因为对苏共的失望而离去。在退党潮中,更多的党内政治派别公开亮出了自己的旗帜。苏共在二十八大后实际上已经处于逐渐瓦解状态,不能对苏联发生的一切发挥哪怕微不足道的积极作用,而后苏联局势的演变基本上是由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政治对抗左右的。1991年8月苏共宣布自行解散只不过是对已经实际瓦解的苏共下达了一个正式的死亡证书。

  

  党的统一、党的凝聚力与党内民主发展

  

  苏共从开始推进党内民主到全面瓦解的整个过程只有两年多的时间,这个过程说明党内民主发展对于一个政党来说,至少存在两种前途,一种是党内民主的发展激发了党的活力,形成了党内良好的上下流动机制,党能够始终与时俱进,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另一种则是如同苏共一样,党内民主的推进导致党内的政治对抗,进而导致党的迅速瓦解。所以,党内民主如果作为一种党演变或者发展的动力,它本身并不必定具有将党推向党所希望的方向的功能,即党内民主的发展不一定能保证党因此而不断进步、不断发展,长盛不衰。要使党内民主成为党健康发展的动力,保持党在组织上的统一和党的凝聚力就是必不可少的前提。

  我国学者对苏共失败与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分析时,都将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激进政治改革作为主要原因。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不在于激进还是渐进,而在于改革的方向、目标与具体措施的选择。像苏联这样的大国进行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保证改革者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和执行能力,而这样的能力只能来自执政的共产党的组织统一和党的凝聚力。这就要求,党内民主的发展应该有利于增强党的统一和党的凝聚力,而不是削弱甚至破坏党的统一和党的凝聚力。戈尔巴乔夫推行的党内民主进程,如前所述,其逻辑结果必然是导致党内派别林立,对抗严重,不管是激进还是渐进,都一定会走向破坏党的统一,削弱党的凝聚力的结局,使党最终瓦解,区别仅在于,或是快速走向瓦解或是缓慢地步入崩溃。像苏联这样的多民族大国,国家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首先是苏共的统一。一位立陶宛的老共产党员曾经向斯大林提出为什么在宪法中要写上共和国有退出苏联的权利,而这可能导致国家分裂,斯大林回答说:“统一的党的存在,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位当代俄罗斯学者就此指出:“只要党的凝聚作用在,它就会避免国家的分裂。”[17](P212)从这个角度来认识苏联解体的原因,就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列宁会说,如果由于我们的过错而造成了分裂,那就一切都完了。

  党对社会的凝聚力与党的统一紧密相连,一个内部纷争不断的党,无法使社会相信这个党具备凝聚社会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党的统一是党的社会凝聚力的前提,而党的内部凝聚力又构成党的组织和行动统一的前提。

  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是,党的统一对苏共这样的“先锋队党”才具有实质性意义,而对于西方国家以竞选获胜为目标的议会式政党来说,统一并不成为党关注的重点问题。其实,这是一种没有实证根据的观点。波切克在对西欧国家的政党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选民对政党投票是希望选择一个有效政府,而“政党的凝聚力与政党的统一是有效政府形成的必要条件”,“党内纷争将损害党的声誉,削弱党的竞争力”。他还指出:“在欧洲,普选被看作选择政府的机会,而党的统一被认为是政党能否有效执政的关键,因而党的统一对于竞选成功具有实质性意义。”根据波切克的研究,党内派别活动活跃,主要存在于政党形成的初期,而随着党的成熟,党内纷争逐渐减少。[18]当然,在不同的国家,情况也会不同,但只要党的统一不能维系,议会式政党同样会发生分裂,分裂的结果会造成对政党本身与对该国政党政治的双重影响。如2005年德国大选前夕,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分裂,超过20%的党员在党的理论家拉·封丹的带领下退党与民主社会主义党组建起新的左翼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因此丧失了约30%的基本选民,在大选中遭遇惨败,而左翼党则成为第三大党,德国的政党竞争格局演变为五党竞争。所以,在认识到分裂的危害性后,为了保证竞选获胜,以竞选获胜为目标的议会式政党,也越来越多地高度重视党的统一。

  然而,任何政党都是由众多的个人组成的集体行动者,这些来到党内的个人具有不同的经历、愿望、偏好和动机,会根据党内与外部条件的变化采取不同的行动,所以,无论什么性质的党都面临如何在维护党的统一的同时发展党内民主这个永久的难题,因为,发展党内民主在几乎各种类型的政党内部都一定会出现不同的派别,这就为党的分裂创造了条件。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是发展党内民主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如果我们回到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就会发现,这篇不到2000字的文献,提出了解决这个难题需要研究的问题。这篇文献已经说明了党内派别并不必然导致党的分裂,党内派别导致党的分裂是需要条件的,如果党能够消除这些条件,就可以在发展党内民主的同时保持党的统一。

  列宁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党的杰出领袖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当可能成为党分裂的根源。如果将杰出领袖间关系改为领导集体内部的关系,就可以说这是一个被各种类型政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的真理。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即使党内存在不同的派别,但如果这些派别没有一个能够在足够高的层次挑战中央权威的领袖,派别活动的影响就只有局部性,而局部性的派别活动比较容易控制并最终制止。对于大量构成党的主体的普通党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派别活动中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行为更多地受党的最高领导集体的影响。

  列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分裂的起因在于党内最严重的意见分歧。各类政党历史经验同样证明,意见分歧是党内形成派别的主要原因。产生意见分歧的原因很多,但大体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原则性分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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