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

——读《<呐喊>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3 次 更新时间:2013-04-07 19:40:51

进入专题: 汪晖   鲁迅   呐喊  

汪晖 (进入专栏)  

  而是救治作为国人一分子的“我”,成为“回心”的契机。因此,不是“启蒙”,而是赎罪,才是鲁迅“弃医从文”的动力。

  竹内好从《藤野先生》的描述中发现鲁迅离开仙台的动机不只是幻灯事件,“在幻灯事件之前还有另一个事件”,也就是“找茬事件”。通过两者的关联,“他在幻灯的画面里不仅看到了同胞的惨状,也从这种惨状中看到了他自己。……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有关,却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关系。我想,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幻灯事件本身,却并不意味着他的回心,而是他由此得到的屈辱感作为形成他回心之轴的各种要素之一加入了进来。”46从这里出发,竹内好将赎罪的文学与爱国的、功利的或为民族的文学区分开来,他并没有否定鲁迅是一个热烈的民族主义者和爱国者,但强调鲁迅的文学根基并不是从这里发源的,而是“在其根源上是应该称作'无'的某种东西。”47竹内好将“幻灯事件”与“找茬事件”联系起来寻找鲁迅离开仙台并走向文学的契机,是一个精彩而深刻的洞见。但有三个局限。第一,他没有看到鲁迅的学医与《父亲的病》中的描述之间的联系,从而未能涉及鲁迅的第一个梦与第二个梦之间的连续关系-让我们想一想《父亲的病》的末尾的叙述,鲁迅在衍太太的敦促下大声呼唤父亲却搅扰了父亲临终前的平静,他由此产生了无法忘却的罪孽感。这个罪孽感的知识的根源正深埋于他所接触到的有关“西医”的临终伦理之中,学医的选择与一种植根于中西对比的伦理自觉有着深刻的关联。因此,鲁迅发现自己也是国人之一分子,并同时发现自己的伦理困境或罪孽感,不但早在“找茬事件”和“幻灯事件”之前就发生了,而且也是他学医的内在动力。第二,鲁迅的这个发现与他决意“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之间有着直接的关系。“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前提不正是意识到自己正是S城的一员、从而告别S城也正是告别既定的人生轨迹以创造一个新的自我吗?如果没有在异路、异地和别样的人们中获得的“鬼眼”,鲁迅又何从发现自己的“原罪”呢?学医与从文不过是在“走异路”、“逃异地”和“寻求别样的人们”的同一个逻辑上的延伸与跳跃而已。第三,非但如此,鲁迅在“五四”之后,对于文学的否定,也同样没有偏离这个逻辑。1926年,他反复地对许广平提及文学无用的观点,除了说过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之外,他又说:“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文学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48从文学转向战争,鲁迅的批评集中在文学者是否真心为社会这一点上,因此,他对文学的否定表达的仍然是对于改造社会的决意的忠诚。

  竹内好对“回心”的执著产生于“回心”与“转向”的对立。在竹内好的解释中,“转向”与“启蒙”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即许多“启蒙者”不过是“转向者”,即《破恶声论》中所说的“伪士”。他们是“伪士”,所以“转向”正是他们的必然选择。因此,站在“转向者”的对立面的,是有确信、不自欺的“一二士”。鲁迅的罪孽感和屈辱感都与他对新的或别样的知识、伦理和视野的忠诚相关,用他的语言说,就是“正信”。说鲁迅文学的契机是“无”未免太抽象了,鲁迅对于“正信”的追寻恐怕是一个根本性的动力。如果由“弃医从文”而产生的文学是与启蒙无关的、经由“回心之轴”而产生的赎罪的文学,那么,他决心走异路、逃异地去学习医学以救治他父亲式的病人是否已经在同一个轴线上了呢?通过对《父亲的病》的分析,我们不是也可以说他的学医也产生于“赎罪”、在父亲病终前的呼喊不也是形成所谓“回心之轴”的要素吗?父亲的病是一个事件,一个已经转化为内心事件的事件,正如弃医从文是一个事件,一个同样已经转化为心理事件的事件。但它们之为事件,离开了那个“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决意,是无从解释的。事件与我们的认知、判断和感情的改变有关;事件意味着转折,意味着此后的一切决定均是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从而事件经常与人对事件的忠诚与背叛有关。在鲁迅的语汇中,忠诚与背叛是通过遗忘与无法遗忘来表达的-他尽力遗忘却终于无法忘却的那一小部分,才是鲁迅的文学的根源。他对中医、对京剧、对S城的决绝,他对父亲的病、“找茬事件”、“幻灯事件”的各种叙述,都是那个决意的系列性的展开。这个决意,终其一生,从未放弃。鲁迅的文学世界,就像他之前的学医,之后的杂文时代一样,均来源于这一对那个决意的忠诚-它的另一个表达,便是“苦于不能全忘却的梦”。

  梦的成立,是在其破灭的时刻。如果梦无限绵延,所谓梦想成真,我们便无法判断它是不是梦了。在“幻灯事件”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坎坷,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意味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49与第一个梦一样,文学之旅尚未启程,便胎死腹中。:

  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己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50

  “弃医从文”之梦是在《新生》杂志创刊失败的时刻成立的。这几段的叙述都是为了解释《<呐喊>自序》第一段所说的“精神的丝缕还牵着”的、“苦于不能全忘却”的、“已逝的寂寞的时光”。从未诞生的《新生》是一个寓言,釜底抽薪,不但是对“新”的解构,也是对“生”的否定。

  但对新、对生的忠诚却在破灭的时刻诞生了。这个在破灭之际诞生的忠诚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呢?鲁迅说: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51

  这段话中的前半部分常为人引用,也易于理解,但比较曲折的句子是9 P& U5 M; H9 D! p7 x% r8“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两次提及“我”的功能是将我的意志、感觉与所思、所感的对象区分开来,即寂寞不只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而是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感觉的独立存在物。我们看接下来的一句对“寂寞”的描写: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52

  这是一个具象的寂寞,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如毒蛇般一天一天长大起来的寂寞。它的意志便是缠住“我”的那个脱离身体而去的游魂。1925年,鲁迅在《野草·墓碣文》中再次提及毒蛇:

  ……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于陨颠。……53

  这是梦中所见的墓碣正面所写的文字,在它的背面还有几行:

  ……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

  ……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

  ……答我。否则,离开!……54

  “寂寞”如同游魂,是脱离了身体和意志控制的力量,它如大毒蛇咬啮自身,而不是咬啮他人,目的是寻回心之“本味”。在这个意义上,“寂寞”是对心之“本味”的忠诚与追究,它宁愿承受咬啮的痛苦而不愿放弃初衷。但“我”不愿再承受毒蛇的纠缠。因此,除了难以最终消除的记忆的丝缕之外,我的消沉或遗忘与由逝去的时光孕育而来的寂寞之游魂暂时地分道扬镳了。 鲁迅说: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55

  “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是一种告别和遗忘的形式。除了在教育部上班、去琉璃厂买书之外,鲁迅几乎每日在吊死过女人的屋子里钞古碑、收拓片。《破恶声论》中提到的第一个“恶声”便是“汝其为国民”,但他现在要“沉入于国民中”了。这是怎样的“国民”呢?鲁迅在《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中这样描述道:

  我并非将半农比附“乱党”,——现在的中华民国虽由革命造成,但许多中华民国国民,都仍以那时的革命者为乱党,是明明白白的,——不过说,在此时,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而已。56

  这篇文章写于1926年,已经是新文化运动退潮或者说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成立之时。在新的革命浪潮中,鲁迅决心沉入到国民中去,但“使我回忆从前,念及几个朋友,并感到自己的依然无力”却透露了那个咬啮自身的寂寞的长蛇依然在游动。鲁迅的语言有一种将主观的感受客观化的能量,寂寞变成了脱离身体的游魂、咬啮自身的长蛇便是一例。《狂人日记》描写狂人的癫狂,却说“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抖了一会,就大起来,堆在我身上。万分沉重,动弹不得……”这个大起来的、在膨胀起来的东西是无法控制的,它挤压着狂人写下日记。在这样的文字诞生之后不久,1927年,大革命失败,革命者再度被视为“乱党”,无数人慑于暴力而“转向”,鲁迅在极大震撼中,转向了新的政治。这或许是另一种文学的诞生。对我而言,与其说这是赎罪,不如说是以无法摆脱的梦的形式表达的忠诚。

  以上是《呐喊自序》的第一部分,对于梦的叙述。

  

  五、什么是“反抗绝望的文学”?

  

  《<呐喊>自序》的第二部分交代金心异的来访,以及《呐喊》的由来。自序写于1922年,不但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过,而且1919年“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也落幕了。但他对“寂寞”的叙述实际上在回应这场著名的论战,以及“五四”学生运动的发生。文字所传达的寂寞与荒凉因此是一种政治性的叙述。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57

  这里写钱玄同怕狗,与1918年鲁迅发表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开头有某种神秘的呼应: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58

  月光与狗是狂人成为狂人的契机。若将这种互文关系引申至此,则《新青年》的创办如同狂人的发狂,同样是极不真实的-只有与周边的环境相脱离或者相对峙,才能产生这样的状态。但这不就是鲁迅所说的“异路”、“异地”上的“别样的人们”吗?通过这样的描述,鲁迅将他在《新生》失败后所感到的“寂寞”客观化了。鲁迅说: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59

  通过对《新青年》同人的情感共振,鲁迅发现“寂寞”不再是“以我所感到者”,而且是许多人“所感到者”,他在另一个层次上回到了早年“寂漠为政,天地闭矣”的诊断,即我们所以寂寞是因为我们身处无声的中国。这种对于“寂寞的关联性”的发现不但将寂寞社会化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汪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汪晖   鲁迅   呐喊  

本文责编:banx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2760.html
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6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