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

——读《<呐喊>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3 次 更新时间:2013-04-07 19: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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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看见扮女人”,按照他在日本时期形成的观点,这就是需要加以批判和改造的中国国民性的病态。再一个就是中医的问题。在《父亲的病》这个文本里,我们可以看到更详细的对于药引子的描述,如蟋蟀一对,“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什么能结红字如红珊瑚珠的“平地木十株”等等。28但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呐喊>自序 》中没有那么突出地加以叙述而实际上处于中心地位的,不仅是药引子的荒谬,而且更是钱的问题。《父亲的病》一开头就是关于名医的故事:出诊费原本一元四角,已不便宜,但特殊十块,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夜,城外人家的闺女生急病,来请医生,但他已经阔得不耐烦,非一百元不去,他们只能依他。去了草草的一看,说是不要紧的,开一张方子拿了一百块钱就走了。第二天再请他去,开方,又一百,再开方,是两百。鲁迅详细地讲述中医到他家来的时候,需要付多少钱。随着家道中落,他在当铺太原与药铺之间往返,由于穷困和屈辱,对于中医索取钱财的感觉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这些人是贪婪狡诈而无能的误人庸医。中医有非常精深的道理,有西医未及的地方,但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混迹其中的混钱的庸医和骗子不在少数。

  《<呐喊>自序》中讲中医问题,引出的是他的第一个梦,就是要做医生的梦。对庸医的反感尚不能提供梦的基础,反感上升为梦,需要一种新的认识框架。在《父亲的病》中,这个认识框架就是中医与西医的区别:

  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我们走过医生的门前,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扁额。现在是让步一点了,连医生自己也说道:“西医长于外科,中医长于内科。”但是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都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轩辕时候是巫医不分的,所以直到现在,他的门徒就还见鬼,而且觉得“舌乃心之灵苗”。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连名医也无从医治的。29

  只有存在一种中-西的对比框架,对庸医的批评才能转化为对西方医学的肯定。现在不再是医术和医德问题,而是中西医的对比问题,将庸医及其治病方式抬高到一个伦理的高度加以批判。与中医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系列相关的伦理问题,例如如何对待将死的人,如何处理子女与病中的长辈的关系,扩而大之,父子关系应该是怎样的,等等。《父亲的病》中写父亲临终时的状态:人快要断气了,但脸色是平静的;就在这个时候,同门内的衍太太催逼他赶快叫父亲。他很犹豫,可被她一逼,他就开始叫了。衍太太说:你要大声点叫,他听不见,你要大声点儿叫。在他的大声叫唤之中,父亲“已经平静下去的脸,忽然紧张了,将眼微微一睁,仿佛有一些苦痛。” 这时衍太太又催促他,他又叫了“父亲!!!”,鲁迅重复几次了“父亲”的叫声,从一个惊叹号,到三个惊叹号,以显示声音之突兀。他的父亲临终时最终的话是低低说出的几句:“什么呢?……。不要嚷……。不……。”就这样断气了。鲁迅在文章的结尾处说:“我现在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这声音,每听到时,就觉得这却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30 在中西对比的框架下,这种对于父亲的内疚感也被置于对立的伦理观内加以检讨。鲁迅说:“中西的思想确乎有一点不同”,因为中国的孝子们只是拼命延长父母的生命,而西医“却交给我医生的职务道: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31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伦理的新伦理,而鲁迅的梦就和对这种新伦理的认同与忠诚紧密地联系着。

  新伦理、新知识到底是什么呢?这是S城的世界中并不知道的。因此,对这种新知识、新伦理和新世界的向往、认同和忠诚只是一个梦,是一个通过对自己熟悉的世界的否定而建立起来的梦。“我要到N去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32这里的N是南京,K是矿路学堂,他是1898年那一年,也就是戊戌变法的那一年,去南京的。这句话中最重要的是“异”和“别样”这个概念:这里没有说是什么路,只说是“异路”;没有说是什么地方,只说是“异地”;也没有说是什么人,只说是“别样的人们”。那么,这是对哪条路而言的异路,对哪个地方而言的异地,对哪些人而言的别样的人们?这一点很清楚,就是对S城的路、地和人而言的异路、异地和别样的人们,而且越异越好。《朝花夕拾》里面有一篇文章叫《琐记》,可以作为“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注解。

  好。那么,走罢!

  但是,哪里去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那时为全城所笑骂的是一个开得不久的学校,叫作中西学堂,汉文之外,又教些洋文和算学。然而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了;熟读圣贤书的秀才们,还集了“四书”的句子,做一篇八股来嘲诮它,这名文便即传遍了全城,人人当作有趣的话柄。我只记得那“起讲”的开头是:

  “徐子以告夷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今也不然:〖〗舌之音,闻其声,皆雅言也。……”

  以后可忘却了,大概也和现今的国粹保存大家的议论差不多。但我对于这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然而学费贵。33

  这段话表达的与其说是对新事物的向往,毋宁说是对旧事物的决绝。那怕是妖魔鬼怪,只要与S城不同,他便要去寻。

  “异路”、“异地”和“别样的人们”与西方有关,这是不是就是如今人们批判的“西方中心论”呢?我们不妨把这段话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段话联系起来解释。毛泽东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34在这里,毛泽东的修辞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而不是西方等于真理。所谓“中-西”对比的框架只是在19-20世纪的特殊局势下形成的、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的临时的程序。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也不能实现。”35学习西方是鸦片战争后的“觉醒”的产物,而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并寻找真理,是在被帝国主义奴役的疼痛中产生的自觉。“真理”不是教条,而只能在寻求的过程中体会,所谓在历史中见证信仰,道成肉身,而历史就是在对人的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一系列事件中展开的。在事件爆发的时刻或作为事件的后续反应的“走”、“逃”、“寻找”的过程中,诞生了深入骨髓的经验。人们无法在S城获得真理,因为S城所确定的道路就是应试科举,循序渐进;真理也不在南京、东京或西方国家本身,它们只是探寻真理的程序。真理的程序存在于异样的-亦即不同于S城的、不同于帝国主义的-方式之中。从S城的眼光看,“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36而所谓追求真理就是与这条正路的诀别。西方和西学就是在这一条件下成为真理的程序。西方和西学并不等同于真理,此后习得的各种教义也不是真理。鲁迅所说的“异路”、“异地”和“别样的人们”与毛泽东所说的“西方”和“西方国家”一样,不是真理本身,而是寻求真理的程序。“异”于什么呢?“异”于世界的非真理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走异路”是探求真理的永恒状态。真理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在事件的展开中产生的普遍性。例如,辛亥革命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不但凝聚了鲁迅早年的梦想,而且凝聚了他从各种深刻的经验中产生的对于人生、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判断。在鲁迅的世界里,有两个辛亥革命,一个是作为划时代的事件的革命,一个是这个革命的现实展开过程,但后者既是前者的展开,也是前者的背叛。鲁迅忠于前者,忠于在这个革命中产生的梦想、形成的生活态度和时代判断,从而展开了对后者的批判,但他同时也从后者中寻找前者的踪迹。

  鲁迅特别提到了畜生和魔鬼,亦即“别样的人们”,他要借助于畜生和魔鬼或别样的人们的眼睛来审视S城,进而在诀别中获取真理或普遍性。这些眼光也就是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中接触的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等等知识构成的,其中“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的严译《天演论》及其物竞天择等观念,更是对鲁迅产生了极大的震动。衍太太的敦促、S城的名医、鲁四老爷、阿Q、祥林嫂、梅兰芳等等都是在这个作为S城的他者的目光注视下才显形的。“异路”、“异地”、“别样”等字眼显示的不是现代认识论的那种主客关系,而是一种并不依托主体而存在的、无法被自我所控制的不确定的世界,它像鬼眼-也就是异于“人眼”的目光-一样,照见了我们生存的世界的朽腐。换句话说,只有通过“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才能重新叙述旧生活。这是鲁迅的全部叙述的一个特殊的调子。在鲁迅的文本中,“走”、“逃”、“寻找”是反复出现的语词,它们表达的是一种并未确定终点的探索过程-真理存在于不断告别的过程之中,而不是存在于确定的地方,这与那些将真理等同于西方的人的看法是大不相同的。

  鲁迅的第一个梦-学医-就是在寻找异样的眼光审视S城的经验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从南京到留学日本(1902年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语,1904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遵循的仍然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路径。“S城那时不但没有西医,并且谁也还没有想到天下有所谓西医,因此无论什么,只能由轩辕岐伯的嫡派门徒包办。”37但在新知的启发下,“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38他的第一个“梦”就这样诞生了: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39

  这个以学医为中心的梦包含了三个内容:一、救治如他父亲那样为庸医所误的病人;二、战争时去当军医,以报效被侵略的国家;三、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这里提及了战争,也就触及了知识与时代命运的关系,也自然地引出了梦的破灭。

  《<呐喊>自序》省略了他后来在《朝花夕拾·琐记》中详细记载的求学过程,而直接地进入了对梦及其幻灭的描述。紧接上面引文的这段话很关键: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40

  1904至1905的日俄战争是日俄围绕甲午战争后的战后安排而展开的博弈的后续发展。战争发生在中国的旅顺口,以日本胜利为结束。这是20世纪政治史上非常重大的一次事件,甚至可以说是20世纪的开端。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日俄战争标志着欧洲殖民史上的一次转折,即第一次有色人种战胜白种人,在亚洲地区推动了黄种民族主义的高潮,在西方标志着20世纪新黄祸论的滥觞。著名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就曾作为旧金山报纸的记者深入远东前线,发表了有关黄祸论的预告。1903年,由于沙俄拒绝归还东北的一些地区,中国留学生成立了“拒俄义勇军”;日俄战争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但在黄种民族主义的浪潮中,很多中国人也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而欢呼。鲁迅叙述的就是这样一个特殊事件。第二,1905年也是20世纪作为一个革命世纪的开端。日俄战争的失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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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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