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鲁迅文学的诞生

——读《<呐喊>自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83 次 更新时间:2013-04-07 19:4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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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在分析文本各要素的关系的同时,还要通过这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互文性分析,揭示这些省略、强调、淡化及其含义。

  

  二、寂寞的能动性与呐喊的被动性

  

  过去中国有个文学批评家叫李长之,他在鲁迅逝世前夕曾评论说:鲁迅一生有很多变化,但这些变化大多非主动发生,而是对他偶然碰到了这件事或那件事的反应或回应。在考察了鲁迅一生的几次重要转折之后,他这么说:

  我们可以这样说,倘若不是陈独秀在那里办新青年,鲁迅是否献身于新文化运动是很不一定的;倘若不是女师大有风潮,鲁迅是否加入和'正人君子'的'新月派'的敌斗,也很不一定的;一九二六年假若他不出走,老住在北平,恐怕他不会和周作人的思想以及倾向有什么相远,他和南方的革命势力既无接触,恐怕也永久站在远处,取一个旁观、冷嘲的态度,是不会太向往,也不会太愤恨的;一九二七年假若他不是逃到上海,而是到了武汉,那么,也许入于郭沫若一流,到政治的漩涡里 去生活一下;一九二八年一直到一九三○年,假若他久住于北平,则也敢说他必受不到左翼作家的围剿,那末,他也决不会吸收新的理论,他一定止于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不驯的战士而已,也不会有什么进步;——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的,事实乃是陈独秀办了《新青年》,女师大有了风潮,一九二六年他离开了北京,一九二七年从广州到了上海,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年他没有打算再久住北平,所以,他成就了现在的鲁迅。环境的力量有多大。5

  但是,这些话也是可以反过来说的。李长之又补充说:

  然而,我们更必须清楚,就是倘若不是鲁迅的话,他不会把环境这样选择着!不是鲁迅,不会在会馆里寂寞地抄古碑,已经作佥事了,他满可以心安理得地作官,然而他不,他感到寂寞,他偏驱除不净那些少年时受自农村社会的悲凉的回忆,他于是呐喊!不是鲁迅,他可以安稳地教书,学潮可以不理,然而因为是鲁迅,他又不耐了,绅士们的纸冠,他也必得戳一戳,结果被迫,结果得出走。随便逃走也就好了,但他还有新的梦想,要治两年的学,于是到了厦门,在厦门能耐的话,他可以像林语堂似的,在那儿停一停,然而他不,他终于是鲁迅,他痛恨于 “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苦恼于一般人之“语言无味”,他以“离开了那些无聊人”,“心就安静得多了”,所以他就又被广州的情形所诱引,而到了广州。……求刺戟,要生气,这也只有鲁迅那样的人才如此,所以他终究久住于上海了,因此,他始终没脱离了作战士。一个人的性格,对于环境的选择又多末明显。6

  说鲁迅被动,似乎与我们通常的印象不一样。鲁迅的一生发表了很多跟别人论战、对骂的文章或集子,看起来很好斗。但是,鲁迅很少主动去骂人,大多是被别人骂了以后,或者是被别人的文字、行径刺激之后,他开始回骂或论战。许广平曾回忆说,鲁迅也是择其重要的而加以回击,许多事情他是不理的,并非锱铢必较。他虽然被动,但一旦卷入,却不依不饶,你骂我,我就陪你骂到底,大部分人熬不过他。他的一生与论战相伴随,一直到临死,他还说“一个都不宽恕”。但他的执着态度的起点却多是被动的。不仅是论战,就是其他的许多事情,从写作《呐喊》、《彷徨》,变成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个小说家的代表,到奔赴广东的革命策源地,再到上海时期加入“左联”,每一回都是被别人逼出来的。他从来没有准备发动文学运动,或宣称搞左翼文学运动。他不是一个组织者,也不是一个自己非得要做什么事的人。在“左联”的时代,别人把他拖出来做盟主,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时期,也是别人把他拖出来写小说。

  他的文学写作有很强的被动性。他的第一部小说集题为《呐喊》,题目好像战士冲锋一样,但其实他的“呐喊”很勉强。从根本上说,他不想喊,认为喊亦无用,可是被别人一说或一刺激,就忍不住还得喊一声。结果他真的喊了一声,比别人声音都大,接着就不停顿地喊了好多声。这一连串的喊声就成了现代文学之父诞生时的标记。这里有一个理解鲁迅的大困难,就是他到底是怎么变的?是如何从觉得不必喊、喊亦无用转向连串呼唤?换句话说,鲁迅的动力到底是什么?他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动力的?因为他有这个被动性,他每一次都是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想要去做一件事,而每一次起手做时又都旋即失败,所以等到过后他去回忆的时候,笔端都有点窝火的感觉。

  昨天讲《破恶声论》的时候说到文本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寂漠为政,天地闭矣”。这是一种很大的寂寞。年轻的时候爱说寂寞呀寂寞,整个宇宙都是寂寞,但不满之态溢于言表。等到中年的时候再说寂寞,鲁迅没有早年说寂寞时的那种浩叹的口气了,毋宁是说自己已经渐渐地安于寂寞了。寂寞不是宇宙和世界的状态,而是自我存在的状态。他的笔调写到这里,有沉痛,但没有激昂。在鲁迅的追忆文字里面,《纪念刘和珍君》很突出,那是一篇有非常大的沉痛压在里面的文章,你阅读时,仿佛感到那沉痛要穿破纸面喷薄而出,而作者却拼命地压抑着不让它冲将出来。文本因此而具备了沉甸甸的力量。这是鲁迅文字上的魅力所在。

  但《<呐喊>自序》不同于《纪念刘和珍君》那样的文字。在进入文本之前,我先简单地回顾一下鲁迅写作之前的一段背景。注意到鲁迅这个时期的重要性的,是前面提及的李长之,而对这个段落加以更深入阐释的,是日本学者竹内好。竹内好可以说是日本的鲁迅研究之父,也是现代日本思想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在鲁迅传记中,最弄不懂的部分是他发表《狂人日记》以前在北京的生活,即林语堂称作'第一个最质朴的时期'。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又接着解释说:

  我认为对鲁迅来说,这个时期是最重要的时期。他还没有开始文学生活。他还在会馆的一间“鬼的屋子里”头钞古碑。没有任何的动作显露于外,“喊”没有爆发为“呐喊”,只让人感受到正在酝酿着呐喊的凝重的沉默。我想象,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7

  “回心”是一个特别的概念,我们后面分析“弃医从文”时还会专门讨论。竹内好说:“我想象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他此后的思想趋向,都是有迹可寻的,但是成为其根干的鲁迅本身,一种生命的、原理的鲁迅,却只能认为是形成在这个时期的黑暗里。”8所以他说,如果要理解鲁迅的话,就需要理解从1912年到1918年,也就是鲁迅写作《狂人日记》之前那几年的时间里,鲁迅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

  在这个时期,鲁迅做的事情非常有限,我们不妨做一个最简略的概括。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是教育总长,他邀请鲁迅-那时还只是周树人-去教育部工作。鲁迅因此从浙江跑到南京去做教育部的部员,然后没有几个月就随中央政府转到北京来了。这几年他一直在教育部工作,先做科长,后做佥事,相当于处长这样一个中低级官僚的位置。如果阅读他的年谱的话——年谱的写作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做年谱的人,在把一个人的生平事迹写出来的同时,还会标注出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你会发现,在那段时间里,那些民国初期的重大事件几乎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二次革命,张勋复辟,袁世凯称帝,他都经历了,但从未卷入,我们只是在他后来的小说中发现这些事件的印迹,可以探知这些事件在他心里留下过深刻而长久的烙印。深刻而长久,却波澜不惊,如同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这些事件与文本的形成之间,没有戏剧性的故事,只有这些事件的烙印逐渐发酵、变异的心理过程;如果鲁迅后来没有加入《新青年》的运动,也不会成为文学家,这些痕迹也大概就像从未发生一般而彻底消失。

  每次重大事件爆发的时候,志士仁人们奔走南北,做着各种各样的努力,民国史的写作充斥了这些内容。但鲁迅似乎停在那儿,天天上班,下班回家以后躲在闹鬼的屋子里头钞古碑,要不然就跑到琉璃厂去找各种各样的旧书。他生活在与这些事变各不相关的世界里。这些工作与他受教育总长蔡元培委托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有一定关系,因为他的职责是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务,以具体推进“以美术代宗教”的方针,但他沉浸于古籍的状态恐怕并非工作所致。他的好朋友,曾经同住在绍兴会馆的老友许寿裳回忆说:“自民二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他又“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也是考证精审,一无泛语”。9这种沉迷于“无意义”的事情而又极认真的状态,我们可以称之为颓废。我说“无意义”,或许有人会反对,毕竟校勘《嵇康集》还有些意义,但他校勘、抄录的精细,与他记录一文、一厘的方式也差不多,后者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随便打开鲁迅日记,1913年年末,12月31日晚上,鲁迅在灯下仔细地录下了“癸丑书帐”,全部是古典文献,并在末尾记上“本年共购书三百十元又二角二分,每月平匀约二十五元八角五分,起孟及乔峰所买英文书籍尚不在内。去年每月可二十元五角五分,今年又加增五分之一矣。”10再看《甲寅日记》1914年4月4日,“晴,风。午后往留黎厂神州国光社买《古学汇刊》第八期一部,一元五分,校印已渐劣矣。又至直隶官书局买《两浙金石志》一部十二册,二元四角。”1118日,“晴。下午往有正书局买《选佛谱》一部,《三教平心论》、《法句经》、《释迦如来应化事迹》、《阅藏知津》各一部,共银三元四角七分二厘。次日”晴。星期休息,午后往有正书局买《华严经合论》三十册,《决疑论》二册,《维摩诘所说经注》二册,《宝藏论》一册,共银六元四角又九厘。晚宋子佩来。夜小风。写《沈下贤文集》卷七毕“。12鲁迅不但买书,而且记账准确到分和厘,对于印制的质量也很挑剔,这种沉迷于物的态度正是”遗忘“的准确注释。上面这段日记提及誊抄《沈下贤文集》,规模与他誊抄《嵇康集》相差不多,从甲寅四月六日”聊写《沈下贤文集》目录五纸“起,至5月24日止,陆续写下,誊抄完毕。1927年8月,他在《<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中说他最初所见版本为影钞小草斋本(小草斋为明代谢肇淛的书斋名),1912年6月9日,他从琉璃厂购得善化童氏刻本《沈下贤集》,1913年3月30日又收到周作人从绍兴老家寄给他的《沈下贤集》抄本二册。他用心于誊抄和校订古籍,对于版本和印制不厌其详,其他世事不入他的脑际,于此可见一斑。我们或者可以说这种沉迷于物的精细正是忘却或将自己疏离于自己曾经热衷的事务的方式。

  除了沉迷于”有“之外,他还沉迷于”无“,而沉迷的方式是一样的。许寿裳回忆说:“民三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13这里的书目也正可为证。后来许广平有一个回忆,说他1928年到杭州去游西湖的时候,有个知客僧向鲁迅大谈佛学,结果被鲁迅说倒,发现鲁迅佛教修养太深,就借故离去了。14鲁迅后来还跑到“佛教经典流通处”捐了二十块钱。他做这样的事情,自然说明他沉浸之深。昨天说到1907年、1908年时,鲁迅在跟章太炎学习的期间,一边学小学也就是文字学,主要是《说文解字》,另一方面就是读佛经。那个时候章太炎研究佛教,倡导建立宗教,1908年,他发表《建立宗教论》,目的无他,是为了鼓动革命。所以章太炎的佛教是为了革命的,是以无为有或为有而无。他是个菩萨样的革命家,学佛也是革命的一部分,他主编的《民报》登了很多佛学论文,弄得他的许多革命同道大惑不解。鲁迅在那个时期开始念佛经,也是沿袭章太炎的路子。但是,在我们现在讨论的时期,他用功之猛,甚于早期,读了更多佛经,心无旁骛,真正浸淫其中。但鲁迅怎么跟别人说的呢?他尊释迦牟尼为大哲,但认为“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15这个调子与他在日本读佛经的味道大不一样,读佛并不是因为佛教多么重要。沉浸其中,而又并不稍带希望,这就是颓废。不是为了什么,而只是“念经”而已,或者说为念经而念经。他能把和尚驳倒,恰恰是因为无为而念,功夫精进了。要不然的话,不要说是他自己,就是他的老师章太炎,也曾被人批评不是真正的佛学者。他们学佛与时代之间的关系太密切了。

  在读佛之外,鲁迅还收集各种各样的古代小说和文学的资料,为他日后的文学史研究奠定了根基。我自己到鲁迅博物馆查过他在这个时期抄录的一些古碑的文字,除了前面提及的《沈下贤文集》外,最重要的就是他七次校勘《嵇康集》,全部是蝇头小楷。看到这些一丝不苟的文本时,我不由得想,一个人的心要静到什么样的程度,才能这样誊抄呢。鲁迅还收集各种各样的汉魏拓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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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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