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留学运动与中国现代政治抉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8 次 更新时间:2013-03-04 11: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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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 (进入专栏)  

  

  读过任剑涛撰著的《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令人兴奋。其中的主题也是我长期思考过的一个问题:留学生群体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负面作用,他们又是如何误入迷途的?但我只形成了一些零星的想法,还不成系统。这本书出来,第一次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以往有史学界的人研究留学生和留学运动的历史,主要是一个历史的记录和整理,也有学者对留学生个体进行过传记式的研究。但是,此书头一次对长达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分布在六个主要国家的留学精英的整体做了宏观的考察,这具有开创性意义,也为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高的起点。

  这部著作主要是一个政治思想史的分析。由于作者对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政治思想、西方现当代政治思想都非常熟悉,这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一些留学精英的局限,准确地发现他们在选择、理解、阐释和运用西方政治思想时的迷误,对一些问题产生透彻和深刻的洞见。比如他清晰地阐述了英国从洛克、斯密到密尔的转向,再到拉斯基和吉登斯的思想发展脉络,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留学生是怎样切入、怎么选择,又是怎样对中国政治开药方的,从而清晰地揭示出留英学生的双重错位:落后于西方却要超越西方,拒绝西方主流思想却将国家主义转运到中国。没有对英国思想发展本身的深入了解和研究,就发现不了留学生们是如何误入迷途的。他的论述,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很强的透析能力。

  作者的研究侧重于留学精英群体对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负面影响,这个角度选得很好。自八十年代以来,走在中国思想界前头的,带领思想潮流的知识精英的主体不是留学的归国人员,而是本土成长起来的像秦晖、朱学勤这样的学者。而新左派和民族主义群体里,留学生的分量要相对重一些。但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不是这样,从整体上看,这些人是从西方窃得火来,启蒙一代代国人,用他们接受的新知识、新思想,改造传统社会,推动中国进步。这是人们熟知的事实。只是以往人们过多地强调这一面,而任剑涛这部著作揭示出,留学精英对西方社会的诊断、对西方政治思想的选择,以及对中国政治变革所开的药方,都有误导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使其遭遇挫折和走了弯路的成分。

  

    认识西方社会、借鉴西方思想资源,这是我们思考当代中国问题的基本依托。对西方认识上的迷误,会误导中国的发展道路。在历史上,中国曾经出现过两次思想大争鸣,结果都形成逆向淘汰,最终走入误区。春秋战国那次,终结为秦始皇的集权和暴政,接着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窒息思想的两千年困局。二十世纪新文化运动到四十年代,大家一窝蜂地转向左倾,最终投入斯大林模式的怀抱,中国的政治发展走了一个痛苦而漫长的弯路。在这个过程中,学习、研究和传播西方政治思想的精英们负有重要责任。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作者采用的是个案研究、典型分析的方法。从每个国家的留学精英中抽取出若干典型,进行深入细致的解剖,对总体情况的概括依据的是作者的印象。这种方法有其价值,但它的局限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典型毕竟不是全体,也不能代表全体;其二,典型的选择不可避免地有作者的主观性。所以,典型研究须辅以现代科学的定量化研究,引入必要的统计数据,才能更有说服力。但我们不能要求这本书同时也是量化研究,做典型分析,自有其价值。

  从研究视角上看,作者的研究主要是思想史的梳理,这个梳理做得相当扎实。它通过梳理西方思想发展的脉络,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这些留学精英的政治思想是怎么形成的?他们到西方是如何选择的?选择的是什么?误读的是什么?他们如何开错了药方?这些问题基本上是在思想史的范围内进行讨论的。如果我们全方位思考留学精英问题,进一步拓宽视野,需要超越纯粹思想史研究的界限。我想主要有三个角度供我们进一步去思考。

  第一个是政治文化的分析。

  政治文化的分析不仅停留在思想的层面、理性的层面,实际上,留学精英到国外,他们的选择不但是理性的,也有非理性的因素,非理性的因素可能更根本。政治文化的分析会告诉我们,这些留学精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人格特征是怎样的。读任剑涛的著作,留学精英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认识、对中国政治现代化道路的设计,仿佛都是纯粹理性思考的结果。思想史的分析揭示了他们思考的误区,但是,政治文化研究会让我们追溯到他们深层的政治心理,他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是什么?他们的政治心理或政治人格的缺陷在哪里?或者说,他们政治人格的形成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阶段?我们会发现,胡适是一个基本上形成了现代民主政治人格的人,他的理性判断和选择与他的人格特征是一致的。但胡适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异数,一个特例。大多数留学精英没有形成现代的民主人格,这是他们偏爱国家主义、集权主义的基本原因。

  在中国传统社会和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权威主义人格是主流。留学精英在国内形成的权威主义人格,在他们浸润于西方文化环境之后会有所改变,但他们作为成年人,其人格特征的改变是很难的。从权威主义人格到最终形成现代的民主人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中国人的整体上来看,需要几代人的进化。具体到一个留学精英,我们需要确认,他是处在怎样一个现代政治人格的形成阶段,他身上有多少权威主义人格特征,多少现代民主政治人格的因素。一个形成民主政治人格的人,无疑会认同和选择民主宪政的建国方案,即使他偶尔接受威权政治,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但基本上属于权威主义人格的人,则会有两种情景:有的会选择民主宪政,但不会很彻底,容易动摇;大多会选择各种威权政治方案。

  晚清和民国时期出国留学的中国人,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权威主义人格,其中一些人,在国内已经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八十年代出国的留学生,则是毛时代几十年教育下塑成的一种特殊的权威主义人格。九十年代的留学生,在国内则主要受到民族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也是有缺陷的。人格分析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种方法,一个路径。我以前曾分析过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人格特征,这是政治学上的一种分析方法。

  如作者所批评的,一些留学精英拥抱国家主义,误导中国政治进程,如果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考察,正是这些人没有形成现代的政治人格,或其政治人格上的某种缺陷,使他们没有确立起尊重个人的价值观。在这方面,国内成长起来的学者反倒从总体上超过了他们。因为这些人就生活在这个国家里,每日每时就在与这样的环境相遇。许章润的文章曾经谈到他所经历和感受到的“日常性的羞辱”和“制度性的羞辱”。他也是“海归”,大概在国内就形成了民主的政治人格,海外的经历又滋养了他。有这种受羞辱的感受,本身就是形成民主政治人格的标志。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个性已萌发,个人的权利意识在生长,个人的尊严意识也不断发育成熟,我们就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不能忍受这种羞辱。所以,国内一些学者更容易认同民主宪政。因此,在近几十年思想发展的过程中,引领思想进步潮流的学者的主体不是“海归”而是本土学者。

  八十年代的海外留学生特别是长期在海外工作的学者,没有国内学者这种刻骨铭心的感受,也不太容易像我们这样,从每日每时的生命体验中升华出来对个性、个体生命、个人尊严、个人价值和权利的珍重与追求。我们把这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一切发展、稳定、强国、GDP、小康、现代化,都要排在个人权利和尊严之后。海外一些留学生没有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这样的价值观念。有的人甚至也没有经历国内学者的思想历程:经过痛苦的自我洗练,把深入骨髓的思想毒素清洗出去。他们一些人的思想甚至还停留在出国前的状态。出国使他们增加了一些新知识,但却没有价值观念的更新,更没有实现人格的重塑。何况,一些人还感受到了来自异邦的羞辱。这样,感受到国内羞辱的人与感受到国外羞辱的人,对国内政治发展的认识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第二个角度是政治发展的分析。

  中国处于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考虑到政治发展的阶段性以及各个阶段的主题、任务和特征,来分析和评价一百年来不同的留学生群体的选择。任剑涛对留学精英进行了国别研究,突显了每个国家的特殊情形。但是,这样也就缺少一种宏观政治发展的视角。为什么一些留学精英做出错误的选择?为什么那么多人都误入歧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那是时代的错误。中国当时处于那个发展阶段上,留学精英政治选择的悲剧,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悲剧。

  从政治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要承认,非西方国家接受和实现民主宪政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经历若干阶段,这是无法超越的。我们需要具体地研究,不同的留学精英群体处在中国政治发展的哪个阶段上。我们不能指望他们都成为严复和胡适,即使他们都成为胡适,也会脱离中国大众,仍然不能成事。晚清、民国和八十年代的留学生,处于中国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面对的中国社会的问题是不同的。所以,虽然他们持相同的立场,开出类似的药方,但晚清和民国时代的人或可原谅,而八十年代的人则另当别论了。在三四十年代,如果一些留学精英接受暂时的威权政治,但把它作为一个过渡,一种临时状态,是为民主做准备,也就是说,最终目标仍然是自由民主,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其中有的人连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都弄不清,那是他们的糊涂,判断上的失误,但与当代一些“海归”的情况毕竟不同。

  本书侧重于分析中国留学精英对西方思想的错误选择,他们忽略或舍弃了对中国真正有用、对症的思想,却搬来不对症甚至有害的思想。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政治发展所处的阶段,就能够理解,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留学精英,为何会与西方的某些思想而不是另一些思想产生共鸣和亲近感。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个人刚刚开始挣脱传统社会的纽带,个人开始成长,但远没有成熟,所以,他们面对西方思想中带有权威主义、集体主义特征的思想而产生共鸣是很自然的。即使一些人认同西方的民主思想,但是,一般说来,从理性上认同西方的民主价值,也有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中国人首先选择卢梭,那时还认识不到洛克、麦迪逊的价值,理解简单化的民粹主义的民主易,理解较为精致的宪政民主难。这是中国人认识和选择西方思想必然经历的过程,过了很长时间,几代人之后,人们才有能力批判卢梭,发现洛克和麦迪逊的价值。而从在理性层面上认识西方民主宪政的价值,到形成真正的民主人格,需要更长的过程。这几乎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全部。

  试图使本国实现现代化和同时超越西方,这几乎是发展中国家精英群体的共同误区。尽管迄今为止,在非西方国家中,大概只有日本和以色列在现代政治建设方面达到了西方的水平,超越西方的国家尚未出现,但政治发展研究提供的大量材料证明,这种意向和努力在非西方国家几乎普遍存在。如果有了这样一种观察视角,我们就会认识到,中国留学精英的做法有其不可避免性,其失败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个角度是比较文明的视野。

  留学精英来到西方,处于两种文明相遇、冲突与融合的前锋。作为中国人,必然会戴着文化的有色眼镜或滤镜,也可以说是哈哈镜,来认识和选择西方。所以,留学精英的认知和选择误区,可以通过比较文明的分析得到部分的解释。

  为什么一些留学生没有树立起对英美的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的信仰,而是偏好于背离西方主流文化传统的各种学说?为什么一些留学精英青睐于部分西化的日本和“不东不西”的俄罗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浸淫于中华文明的留学生一时还不能理解、无力消化和吸收西方主流文明的价值体系,只能认识和选择其中与他们本土文化相近相似且有契合性的部分。

  留学生们到西方国家,不是单纯地在知识与思想范围内活动,他们感知的是整个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观察、认知、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政治思想的选择。如果他们认为西方文明问题多多,甚至要衰落了,而原因就是自由民主制度,那么,他们还会选择民主宪政吗?

  民国时期的留学生,遭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动荡与危机,这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判断。八十年代的留学生来到西方,西方的大学里已经是左派的大本营。任剑涛分析了美国大学对西方主流价值、文化传统的忽视,我觉得这样说还不够。不是忽视主流价值的问题,而是否定和拒斥主流价值成为风气。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最容易与西方左派思想产生共鸣和亲和感。尽管在国内官方的宣传教育中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和否定与西方左派各种批判理论完全不是一回事,但这并不妨碍一些留学生援后者以支持和加强前者,使其对前者的信念更加坚定。

  左派主导西方知识界也只是一个表象,其深层原因在于,西方文明在战后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对内,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失去了方向,失去了进取精神和锐利性,不断向非主流的势力让步、妥协;对外,西方文明也失去了自信,否定西方文明,肯定和拔高非西方文化成为风气。任剑涛分析了英国“思想的钝化”,但从文明的大视野来考察,“思想的钝化”是文明走向的一个表征。他所指的“英国病”其实也是西方文明之病。西方文明本身出现的一些衰落迹象,还有其不自信的各种表现,都影响了八十年代的一些留学精英。在他们看来,这正好证实了他们在国内即坚信的对西方文明的判断。所以,西方的各种后现代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和左翼思潮,都被他们援引来拼成其为中国所开的国家主义的药方。那些持反西方立场的留学精英,其实对西方思想资源的依赖是最强的,他们拒绝的只是西方的主流思想传统。

  如果有了上述三种考察问题的角度,我相信,对留学精英在“摹仿建国”问题上的失误的分析,可能会更深入一步。

  

  原载于《读书》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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