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文章大家毛泽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43 次 更新时间:2013-03-01 19: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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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衡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他离开这个世界将近37年,对他的功过已有评说,但对作为文章家的他还研究不够,这笔财富有待挖掘。毛泽东说,革命夺权靠枪杆子和笔杆子,但他自己却从没拿过枪杆子,笔杆子倒是须臾不离手,毛笔、钢笔、铅笔,笔走龙蛇惊风雨,白纸黑字写春秋。那种风格、那种语言、那种气派,是浸到骨子里,溢于字表、穿透纸背的,只有他才会有。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佳作迭出。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比肩竞秀。毛泽东算一个,是历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

  

  思想与气势

  

  毛文的特点首在磅礴凌厉的气势。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文章之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气、行事之势。势是不能强造假为的,得有大思想、真见识。古今文章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纯文人,一是政治家。纯文人之文情胜于理,政治家之文理胜于情。理者,思想也。写文章,说到底是在拼思想。只有政治家才能总结社会规律,借历史交替、风云际会、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扬自己的政见。毛文属这一类。这种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作者全身心社会实践的结晶。劳其心,履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而为文。文章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如冰山之一角,是虎之须、凤之尾。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些段落来看毛文的气势: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比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的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民众的大联合》)

  这还是他在“五四”时期的文章,真是鸿鹄一飞,便有千里之志。可以明显看出,这里有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影子。文章的气势来源于对时代的把握。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整个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能高瞻远瞩,甚至力排众议,发出振聋发聩之声。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颇有微词时,他大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却用诗一样的浪漫语言预言革命高潮的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许多人苦闷、动摇时,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再看解放战争中他为新华社写的新闻稿:

  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我军摧枯拉朽,敌军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你看这气势,是不是有《过秦论》中描述秦王震四海、制六合的味道?

  再看他在1949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致词: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口吻,时代巨人的口吻。解放后美国搞核讹诈,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古今哪一个文章家有这样的气势!

  为文要有丹田之气,不可装腔作势。古人论文,讲气贯长虹、力透纸背。唐朝韩愈搞古文运动,就是要恢复汉朝文章的质朴之气。他每为文前要先读一些司马迁的文章,为的是借一口气。以后,人们又推崇韩文,再后又推崇苏东坡文,认为韩文苏文都有雄浑、汪洋之势。苏东坡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他们的文章为什么有气势?是因为有思想,有个性化的思想。毛泽东的文章也有思想,而且是时代的思想,是一个先进的政党、一支战无不胜的队伍的思想。他也论文,但不以泉比,而是以黄河比:“文章须蓄势。河出龙门,一泻至潼关。东屈,又一泻到铜瓦。再东北屈,一泻斯入海。行文亦然。”他在《讲堂录》中说:“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无论才学,他都是立志要超过古人的,也的确超过了古人。如果说苏文如泉之涌,他的文章就是如海之波涛了。

  

  说理与用典

  

  毛文的第二个特点是知识渊博、用典丰富。

  我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重在继承,小孩子从入私塾那一天起就背书,先背一车经典,宝贝入库,以后用时再一件一件拿出来。毛泽东青少年时正当五四前后、新旧之交,是受过这种训练的。他自述其学问,从孔夫子、梁启超到拿破仑,什么都读。作为党的领袖,他的使命是从外国借来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中国。要让广大民众和党员干部懂得自己的思想,就需要用中国人熟悉的旧知识和人民的新实践去注解,这就是他常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一种真本事、大本事,需要革命理论、传统知识和革命实践三样皆通,缺一不可。特别需要对中国的典籍烂熟于心,还能结合当前实际翻新改造。在毛泽东的书中,几乎随处可见他恰到好处的用典。这有三种情况。

  一是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这是在一个战士追悼会上的讲话,作为领袖,除表示哀悼之外,还要阐明当时为民族大业牺牲的意义。他一下子拉回两千年前,解释我们这个民族怎样看待生死。你看,司马公有言,自古如此,一下子增加了文章的厚重感。司马迁的这句话也因他的引用有了新的含义,更广为流传。

  忠、孝、仁、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毛泽东对它们给予新的解释:

  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人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仁义。(《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到经典中找方法,以之来作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毛泽东的文章大部分是论说文,是写给中国的老百姓或党的中基层干部看的。所以,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以典证理,成了他常用的方法。这个典不一定客观存在,但它的故事家喻户晓,蕴含的道理颠扑不破。如七大闭幕词这样重要的文章,不但简短得只有千余字,而且讲了一个《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真是一典扛千斤。他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这样来阐述战争中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作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作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1938年4月在抗大的一次讲话中,他还从唐僧的坚定、八戒的吃苦、孙悟空的灵活概括出八路军、新四军的“三大作风”。这样重要的命题,这样大的方针,他都能从典故中顺手拈来,从容化出。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进了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三是为了增加文章的渲染效果,随手拿来一典,妙趣横生。在《别了,司徒雷登》中,他这样来写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弔’,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里用了中国古典散文名篇《陈情表》里的句子。司徒雷登那个孤立、无奈、可怜的样子,永远定格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毛泽东的用典是出于行文之必需,绝不卖弄,不故作高深地吊书袋。他是认真研究并消化了经典的,甚至认真到了考据癖的程度。如1958年刘少奇同志谈到贺知章的诗《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来说明唐人在外为官不带家眷。他为此翻了《旧唐书》、《全唐诗话》,然后给刘写信说:

  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这里引出一个问题:领袖应当首先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一个熟悉自己民族典籍的人。他应该是一个博学的杂家,只是一方面的专家不行;只读自然科学不行,要读社会科学,读历史,读哲学。因为领导一个集团、一场斗争、一个时代,靠的是战略思维、历史案例、斗争魄力和人格魅力。这些只有到历史典籍中去找,在数理化中和单一学科中是找不到的。

  

  讽刺与幽默

  

  毛文的第三个特点是充满辛辣的讽刺和轻松的幽默。

  人一当官就易假,就爱端个架子,这是官场通病。越是大官,架子越大,越不会说话。毛泽东是在党政军都当过一把手的,却仍然嬉笑怒骂,这不容易。当然他的身份让他有权这样,但一些人就是洒脱不起来。权力不等于才华。毛泽东的文章虽然大都是严肃重要的指示、讲话、决定、社论等,又大都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生成的,却并不死板,并不压抑。透过硝烟,我们随处可见文章中对敌辛辣的讽刺和对自己人轻松的幽默。讽刺和幽默都是轻松的表现,是一种举重若轻的动作。我可以用十二分的力打倒你,但我不用,我只用一根银针轻刺你的穴道,你就酸痛难忍,哭笑不得,仆身倒地,这是讽刺;我可以长篇大论地阐述一个问题,但我不用,我只用一个笑话就妙解其理,让你在轻松愉快中茅塞顿开,这是幽默。总之,是四两拨千斤。这是一个领袖对自己的事业、力量和韬略有充分信心的表现。

  先看他的讽刺。

  对国民党不敢发动群众抗战,他说:

  可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你们国民党人把人民手足紧紧捆住,敌人来了,不让人民自己起来保卫,而你们却总是“虚晃一枪,回马便走”。(《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

  辽沈战役敌军大败,他这样为新华社写消息:

  从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十一天内,蒋介石三至沈阳,救锦州,救长春,救廖兵团,并且决定了所谓“总退却”,自己住在北平,每天睁起眼睛向东北看着。他看着失锦州,他看着失长春,现在他又看着廖兵团覆灭。总之一条规则,蒋介石到什么地方,就是他的可耻事业的灭亡。(《东北解放军正举行全线进攻》)

  他讽刺党八股像“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 ,“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真是个漫画高手!

  再看他的幽默。

  他一生担军国之重任,不知经历了多少危急关头、艰难局面,但在他的笔下常常是付之一笑,用太极推手轻松化开。长征是人类史上少有的苦难历程,他却乐观地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到文化的重要性时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德)总司令的,一支是鲁(迅)总司令的(正式发表时改为“拿枪的军队” 和“文化的军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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