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许纪霖谈莫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11 次 更新时间:2013-01-21 09: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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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   许纪霖 (进入专栏)  

  过去说,文学为时代写作,为民族写作。后来,有些作家说,为自我写作,今天我们看到很多作家,开始为金钱和市场写作,现在又多了一个为诺贝尔写作。

  莫言得诺奖,很可能带来的会是负影响。我最近看到一个排行榜,15本书中13本是莫言的,大家只读莫言,而忽略了其他作家,以为莫言就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这样一个商业市场里,如果赢者通吃的话,就成为一个零和游戏,其他的作家更被忽略,除非别的作家又拿了一次诺贝尔奖,所以说是负影响。这使得一部分作家开始向莫言学习,以诺贝尔文学奖为标准来生产自己的作品,目前来看只会有负影响,而没有丝毫的助益。

  FT中文网:香港文化界、知识界如何看待莫言获奖?

  刘再复:我于今年十月来到香港,之后则到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国内的广东、云南旅游,与香港文化界、知识界并没有太多的交往,所以也不知道文化界、知识界对莫言获奖如何看待。但陆陆续续还是读了一些报刊也陆陆续续听到一些香港朋友的评说。我很高兴,看到香港不同派别的报刊都像报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样地在头版头条用巨大的篇幅刊登莫言获奖的消息,也很高兴地看到《明报月刊》、《亚洲周刊》、《城市文艺》等刊物出版“莫言专辑”,衷心礼赞莫言。与此同时,也读到一些报刊批评莫言的政治性言论与行为,例如在法兰克福书展时“退场”的政治行为和回应媒体的答卷。莫言的答卷我能理解,香港媒体对他的批评我也能理解。

  FT中文网:现在所有的争议都是围绕在人格和道德层面,如果单从作品来讲,它的文学性你怎么看?

  许纪霖:作品的文学性是见仁见智的,我不想对他的文学做太多的评价,因为我不是文学批评家。但是我想说,从文学角度而言,和他同一个水准的有一批人,而不是他一个人。也就是说,莫言获奖有理由,王安忆、余华获奖,也同样都有理由。虽然我个人不喜欢莫言,但是我想欧洲人喜欢。我想说的是,中国文学的崛起,不能以被西方承认来作为标志。诺贝尔文学奖只是国际各大奖项中的一个而已,它当然重要,但它不是我们中国文学的唯一的最高的尺度。如果是唯一的最高的尺度,我们倒要反省了。中国的奖,譬如茅盾奖、鲁迅奖,为什么大家就不承认呢?问题在哪里呢?像日本的芥川奖,在日本的文学界、媒体和公众里的分量,不亚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为什么中国没有芥川奖这种份量的奖呢?现在中国,上上下下,从政府,到媒体,到老百姓,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太重了,好像只要诺贝尔文学奖承认我们了,我们的文学就被承认了。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欧洲一些学者、文学评论家以他们的眼光看出来的一个标准而已,多多少少有点东方主义的偏好。如果我们把这种偏好看作是最高的、唯一的价值标准,那么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化就失去了自主性,所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但从莫言得奖以后,上上下下引起的狂热来看,这恰恰是中国今天精神堕落的一个标志,失去主体性堕落的一个标志。

  FT中文网: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何意义?

  刘再复:这个问题我已在接受《亚洲周刊》江迅兄的采访时说过了。采访录发表在十二月二十日这一期上。我从表层意义谈到深层意义。表层有“关注”意义,即推动和吸引世界更多的眼睛关注中国当代文学;还有“鼓舞”意义,即鼓舞中国当代作家更有信心、更有精神地写作。而主要是“启迪”意义,这是深层意义。莫言给中国当代作家最大的启迪是: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它的创造完全可以像天马行空,不拘一格。莫言把自己的体验、自己的发现、自己的想象、自己的手法均推向极致,这既是他的“文本策略”,也应是文学创作的文本策略。莫言虽说是在“讲故事”,但他却讲出大气象、大格局、大悲悯,讲出荷马史诗似的大叙述,讲出巴尔扎克世纪画卷似的大结构,这就是靠他不拘一格地创造,不把任何教条、任何全科玉律放在眼里地创造。莫言敢于宣称“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这不是粗野,而是冲破牢笼的大气魄。鲁迅在一百年前作《摩罗诗力说》,就期待中国能出现敢于蔑视教条的摩罗精神、撒旦精神。这种精神,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FT中文网:有时候文未必如其人,有些人文章很漂亮,做人很苟且。那您能宽容一个人的人格和他写文字的风格是不统一的吗?

  许纪霖:如果做人只是不善,一般意义上是可以宽容的。但是如果涉及到底线,那不在宽容之列。譬如说,培根,作为科学家和思想家,当然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他在历史上,有很多小人的、卑劣的行为。我们不能因为培根那么伟大,那些东西就要为尊者讳。这一点,中国古代儒家是非常强调知行合一的。今天呢,知识、文学和道德实践,似乎已经是二元化的,这也可以理解。

  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做一个圣人很难,这不应该作为对大众的标准。但一个人即使不能成为君子,至少可以成为一个正派人,这是做人的底线。儒家的问题在于,要求太高,要么是君子,要么是小人,其实这两个标准之间,大部分人都有可能做到,那就是正派人,也可以说至少是个狷者,能有所不为。这对每个人都应该是有要求的。而对公众人物的要求就该更高一些,因为你已经从公众身份上得到很多了。现在中国的公众人物,要什么好处的时候,就说我是公众人物,我是有身价的,是有市场价值的;但面对道德标准时,他又混同于一般人了,说我也是个人嘛。这其实是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

  我在发表过对莫言的批评后,网络上也有很多网友指责我不宽容。宽容跟乡愿不一样,宽容是有限度的。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没有一个价值标准,这叫乡愿。对恶宽容,那这种宽容就是一种平庸的恶。莫言只是平庸,没说他是恶。但是否能对平庸宽容,也要分两种情况,要看涉不涉及到底线。一个人如果没有表现出美德,你应该宽容他,比如看到老人他也没站起来让位;但如果一个人连底线都没守住,那不是宽容能够容纳的了。

  FT中文网:那您觉得有没有可能,一个作家在现实中比较倾向于妥协,但在文学作品中,却能够保全他自己的精神追求呢?有这个可能性吗?

  许纪霖:有,当然有。在纳粹时期,有很多这样的专家和学者。文学当中有坚守,现实中却很软弱。这恐怕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状况。我忧虑的也是这个状况。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文革完全可能再来一次。文革当中有一些积极表现的人。我自己是研究知识分子的,历次运动,在知识分子内部,积极表现的是少部分人,勇敢抗拒的也是少部分人,大概也就各占10%,大部分人,80%的人,都是随大流。有些人内心很清楚,但是很软弱,该守的没有守住。譬如说冯亦代,60年代,章诒和揭发他做卧底。冯亦代是个公认的好人,但是有些界限他没有守住。也有些人,连这个意识都没有。中国历次运动的悲剧,都是这么发生的。

  有时候又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现实生活中越平庸,作品中越是勇敢无畏。这很像以前德国的知识分子。德国的知识分子因为当时也是在非常专制的环境内,在现实中非常软弱,但是他们的哲学又具有很强的批判性,从康德到黑格尔,整个19世纪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80年代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大家有一个反省,痛定思痛。让我惊讶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也不过就过了三十年,大家突然都忘记那段历史了,歌颂唱红打黑的人里面也有是经历过文革的,怎么就轻轻地放下了呢?那段历史的记忆在哪里呢?

  巴金老人晚年写了忏悔录《随想录》。他忏悔的是,在被吃之前,他也在吃人,他也参与去批判别人,他觉得他参与了作恶。巴金老人发表《随想录》的时候,大家都肃然起敬,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像巴金老人那样做。但是今天你看莫言做的事情,已经没有人有这样的警醒。既然可以原谅莫言,也就可以原谅自己。歌颂重庆唱红打黑怎么样,《讲话》抄了又怎么样,好像已经无所谓。90年代到今天,我觉得最大的伤害就是,犬儒和价值虚无主义盛行。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与莫言相比,我更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总体。李安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老虎”,我也可以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莫言,也就是内心的软弱,双重人格的,乡愿的那面,平庸的那一面。我特别声明,也包括我自己。我每天也在和内心中的“莫言”作斗争。我今天它们的存在,也就是让我们警醒。所以,我今天批评莫言,也是一个警醒和自我警醒。我不在乎莫言怎么样,莫言对我太不重要了,但莫言现象对我们太重要了。

  FT中文网:您80年代起就与莫言有交往,对莫言这些年来在文学与文学领域的发展,您有何评价?

  刘再复: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中文系读书,我与他有一段课堂之缘。出国之后,邀请我到科罗拉多大学的葛浩文教授,罢黜百家,独尊莫言。他不仅翻译莫言作品,而且整天念着莫言的名字,像和尚天天念经,于是,我也跟着念,跟着注视莫言的文学步伐。从一九八四年秋天至今将近三十年中,莫言给了我四次创作的冲击波。第一波是他的中篇小说也是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艺术完整,基调凄楚动人。其主人公黑孩,未说一句话,却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全部苦难和中国人承受苦难的人间最顽强的生命力。其文学价值决不在《阿Q正传》之下。冲击波的第二阶段是小说《红高粱》连同电影《红高粱》的出现。这部小说从语言上说缺少《透明的红萝卜》那种无穷韵味,但在精神上却进一步把生命之火点燃,同时又颠覆了历史,即颠覆了习惯性的权力叙事。第二次冲击波,是《天堂蒜苔之歌》和《酒国》。这两部作品,一部是现实写作,一部是荒诞写作,二者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社会批判力度,让人读后惊心动魄。第三次冲击波是九十年代中期所作的《丰乳肥臀》,此部长篇把《红高粱》的历史解构推向极致,尤其是把中国人种退化的叙事推向极致。这是一部充分莫言化(充分个人化)的百年中国沧桑史、情感史、人性史,命运史。此书像重磅炸弹似地一扫教科书的惯性叙事。最后是新世纪的第四次冲击波,《檀香刑》(2001)、《生死疲劳》(2006)、《蛙》(2009),一部接一部地爆炸,既是在“文坛”的空中爆炸,又是在读者的心中爆炸。我注意到,莫言每一部小说都在突破自己,对于一个已经创造出八部长篇小说的作家,要突破自己绝对不是简单的事。但莫言却不断变幻自己的面目和手法,把想象力发挥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被第四冲击波震撼之后,我已确信,莫言是一个产生于中国的巴尔扎克似的伟大作家。此次他获诺奖,只是给这个大作家锦上添花,并非雪中送炭。

  至于这二、三十年莫言在文学上有什么发展?这是个大题目,恐怕得待莫言研究者去探讨。我只能说说印象:莫言的第四冲击波比前三波写得冷静一些,而且更重审美形式,更可回味。或者说,笔法更成熟,思想性与艺术性更为统一。《蛙》的后半部甚至隐含“我”和“姑姑”的忏悔意识;“姑姑”一生激进,扼杀(强迫流产)了九千多婴儿,晚年却和丈夫捏了九千多个泥娃娃,而且最后捏的那一个,象征的是“我”的精子的婴儿。这种救赎情怀说明莫言在“一泻千里”的写法中已放入“冷观”与“审视”,很值得研究者注意。十月中旬我读了许子东教授评《蛙》的文章,看到他早已注意了这一点,他在阐释“泥娃娃的隐喻”时,指出“这是一种奇特的忏悔”,很有见地,也对我很有启发。他的《生死疲劳》,更是心灵、想象力、审美形式的完美结合,绝对是百年来人类文学的经典极品。

  除了小说文本的“发展”。去年十二月二日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中,讲述“贪官也可怜”,把“贪官”也视为一个“人”,也从人性的视角去看。这说明莫言已经不再把批判现实作为创作的出发点,而是把“盯着人”、“贴着人”、“抒写人”作为写作的基本点。这种意识的自觉,正是莫言的“发展”。他获得诺奖之后所发表的言论,非常低调,一点也不激愤与亢奋,这也说明他的主体意识比前期冷静。我认为这是他的进步。

  FT中文网:莫言的英文翻译葛浩文教授,是您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同事与朋友,您对他有所评价吗?

  刘再复:葛浩文教授是一个很了不起、很值得中国人尊敬的翻译家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家。他是犹太裔的美国人,除了英文水平高之外,其中文语言能力恐怕没有另一个外国人可以和他相比。他的中文说得比我好。他比我大两岁,数十年来他把全生命投入中国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尤其投入的是肖红与莫言。他和夫人林丽君教授,都极为勤奋,常为一个字、一个词的翻译而终日苦思苦索,其精神真是令人感动。迄今为止,他们已翻译了鲁迅、肖红、陈若曦、白先勇、王祯和、朱天文、张洁、贾平凹、李锐、杨绛、李昂、黄春明、古华、苏童、阿来、韩少功、虹影、王朔、艾蓓、老鬼等作家的三十多部小说,为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传播作出了“前无古人”的重大贡献。他的翻译涵盖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大部分代表作,不管有没有销路,只要是好作家好作品,他就翻译,完全没有商业需求。他还和他的学生蔡元丰组织翻译我的文学理论,这项工程,只有辛苦,完全无利可图。一个外国人,能够对中国文学如此深情,能够如此为中国文学付出毕生心力,能够翻译出如此大量让西方刮目相看的作家作品,其功绝不在治水的大禹之下。对于这种一个中国文学的伟大朋友,我只能向他表示最高的敬意。至于翻译水平,我因为英文不好,没有发言权,但美国那么多出版社的英文编辑,绝对不是瞎子。他们选择葛浩文,信赖葛浩文,完全选择对了,信赖对了。他们最有发言权。总之,我衷心钦佩老葛这位“性情中人”,这位为中国文学天才双手握笔、两肋插刀、一往情深、一以贯之的语言巨匠。

  

  采访: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辑: 薛莉 实习生:陈亦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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