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境:占有制度溯源与现代民法之借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3 次 更新时间:2013-01-05 11:15:43

进入专题: 占有   罗马法   日耳曼法  

季境  

  这是基于权利而产生的占有外观)。

  在财产关系中,占有可谓无处不在,却没有规则可循。如对于有权占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设立占有的本权种类是不同的;对于无权占有,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善意标准也是不同的。故而,占有制度可基于权利设立或善意的认定调整财产法律关系,罗马法如此,现代法亦是如此。又因占有是适应现实需要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库亚斯、萨维尼、耶林对于占有的争论不仅都没有文献上的依据,而且几位法学家欲用逻辑的方法,对占有做成有系统的理论之初衷,与罗马法占有制度的产生背景及目的可谓南辕北辙。

  (三)罗马法占有保护的特点

  占有的存在状态有三类:自然占有(先法权状态);作为本权补充的占有状态;与本权冲突的占有状态。基于此,罗马法上的占有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罗马法中的占有主要是受令状的保护。“占有令状指为保护占有而颁发的谕令,即裁判官为保护占有而发布的关于占有诉讼的命令”。[19]据查士丁尼法典记载,在罗马,由于一般的法令对占有事件没有规定,当占有纠纷发生时,大法官就用特别命令—占有禁令来救济那些被侵犯的合法、善意的占有,这是罗马法中的简易诉讼程序。关于占有令状的起源及该制度存在的理由,德国的两大罗马法学家萨维尼和耶林各执一词。萨维尼在其所著《占有论》中认为,罗马古时,农民耕种国家土地,并无法律的调整,彼此间常因界疆、引水等问题发生纠纷,引起暴力行为,大法官为了平息争端,乃创设占有令状,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之后又逐渐适用于市民的不动产和动产。故罗马法文献称垦殖公地为“占有”。耶林反对这一观点,认为罗马国家的土地管理属于监察官的职权范围,有关公地的争议,理当由监察官而不是大法官处理。而且,罗马保护垦殖公地的令状最初并未用占有一词,只是指对公地的使用收益而言。耶林认为占有令状的起源实际上是所有权诉讼中的占有裁定,在所有权争议中,如当事人采用协议程序,双方都主张自己是占有人,以避免举证的责任,则大法官于解决所有权归属问题之前便须先为占有的裁定,以确定何方是原告,何方为被告,因此,创设“占有取得令状”和“占有回复令状”,以完善对占有的保护。耶林认为,创设占有令状的理由应从占有本身去探求,而不论侵害占有的行为是否违法,因暴力受到侵害的,法律都应给予保护。占有人之所以应受到令状的保护,是因为他占有物件,由于占有是所有权的基础,凡占有物件的,一般即可推定其为所有人或其他合法的权利人。在解决占有的纠纷中,不涉及所有权的问题,这就避免了举证的困难,故“占有实际上为所有的壁垒”。[20]

  萨维尼更强调占有横向状态下法律关系的特点,而耶林的观点却是从占有与所有权的关系上进行的分析,二人是从不同的角度强调或揭示了占有令状某一方面功能,无论是维护社会秩序说还是保护本权说,对当时的现实均有一定的说明意义。由于占有令状本身就是为大法官应付变幻莫测的实际情况的,萨维尼与耶林的观点都有难以自圆之处。但多数罗马法学者主张占有令状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禁止不经合法手续而擅自变更占有现状而设[21]。

  第二,突出对诚信(善意)的保护。在近代社会民法价值目标及其体系构建中,占有均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保护占有人之占有权利方面,侧重于对占有意思的保护,充分体现了民法对人性的关注。诚信即是民法将道德准则引人占有制度中,成为法律行使公共政策的工具。诚信对占有人行为提出的根本标准是善意,该问题集中体现在合同及占有制度中,而在占有制度中,最主要的表现在取得时效制度中,所以有学者称时效制度为“法律与道德的战场”。[22]公元193年,古罗马珀尔提那克斯(Pertinax)皇帝颁布了一个给阿拉伯和叙利亚省的诏书,允许耕种弃田的人在两年后取得土地的所有权,但以原所有人从未抗议过为条件。显然,这种弃田的耕种者在主观上是恶意的,却能通过两年的时效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再往后的君士坦丁一世(285~337)规定,凡所有人放弃其占有达40年的,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法律即不再保护其所有权,占有人即使出于恶意、盗窃或暴力,也可拒绝所有人的诉追。[23]公元424年,狄奥多西皇帝规定了大多数诉讼之时效为30年,代表了罗马法时效制度之成熟。优士丁尼时代,规定对一般动产之占有时效为3年;但如某人以善意取得占有物,即便其缺乏正当原因,占有人在对占有物持续占有期间届满30年之特长取得时效后,亦可取得该占有物之所有权[24]。罗马法的占有人在开始占有时具备诚信即可,甚至为了使社会财富得到充分利用在某些情况下不要求诚信的时效规定[25],反映了古罗马法物尽其用的公共政策。

  及至中世纪,道德和宗教强烈地向法律领域渗透,注释法学家将罗马法客观诚信上升到主观诚信,提高了诚信的构成难度,并通过教权的干预将罗马法的占有人在开始占有时具备诚信即可的要求改为必须在整个的占有期间自始至终保持诚信。这成为神学家、教会法学家和市民法学家都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的困难而又古老的问题。[26]也正是这一主观诚信演变,使得后世占有意思要素中善意的认定飘忽不定,更加大了对占有构成及保护认定的难度。而实际上,罗马人不过是基于实施公共政策的需要,将道德因素引入法律制度,给占有披上了善意的外衣,以达到其调整财产关系以达物尽其用的目的,此处,“占有构成”、“善意”都是法律技术工具而已。比如,近代一些西方国家如法国之民法典规定,拾得者对拾得物之占有在一定条件下可转换为所有权,绝不是对占有心态的保护。

  真正体现罗马法对占有心态的保护的是占有构成及不同状态下占有的不同法律后果:善意的占有人可获得占有物的孳息,对占有物的损害不负赔偿责任。这样,罗马法通过是否具有“占有的意思”作为是否构成占有的要素,又通过是否具备善意作为保护占有利益的范围标准。

  

  三、占有制度在日耳曼法上的追溯

  

  (一)日尔曼法占有观念背景考察

  在日耳曼人的观念中,财产是客观存在并有其独立的价值。早期日耳曼人苦寒的游牧生活,人们以实际利用价值确认财产的概念,并根据利用的不同形态产生不同的财产观念。例如对于游牧生活的伴侣牲畜,“日耳曼人多以畜群的多寡相夸耀,这乃是他们所重爱的唯一财富。”[27]其财产关系的建立则类似于罗马法上的所有权;而对于土地,在他们的观念中,游牧环境下土地是一种“当然的”财富,以至于人们根本不用去考虑其归属,所以人们与土地之间的财产关系就是利用,占有的目的在于满足游牧的需求。所以有学者说,“日尔曼法的占有制度与土地制度联系十分紧密,可以说,了解了日尔曼社会土地占有制度的大致轮廓就等于了解了日尔曼占有制度的大背景”[28]。由于对土地的利用目的在于自给自足,人们之间的交易机会很少,即使有,交易也是在村子或部落成员间进行的。在查理曼大帝的《教士会法规》中,在格罗泰斯特的《条例》中都清楚地写明了土地的庄园领主制,而其目标也只在于实现自给自足。“这一原则”可以看作是明智的土地管理的基本原则;鉴于乡间的商业活动多半也就是在一年一度的交易会上进行,这在交通闭塞、交易机会很少的时代是可以理解的。”[29]因而,日尔曼人更侧重于对财产的生产管理,而并不重视流通领域的交易规则的建立。

  日耳曼人对土地形成占有观念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欧洲中世纪的土地掌控在“王权”之下。所以,无论是领主还是自耕农或隶农,人们都较为注重对财产的管理利用—因为从某种角度说,终极意义的“所有权”是国王的。这种王权观念后来在欧洲大陆得以发展,例如在英国,王权力量强大,“全部土地所有权都直接或间接源于王权的观点在英格兰很早就被接受。”[30]正是由于王权在不列颠各地的发展程度不同,使得普通法上的占有更具复杂性,主要表现为: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它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它用于表示人对财产的实际控制或实际扣留,而不涉及任何法律权利的问题;有时它用于表示人对财产的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合法占有。对某项财产享有实际占有权的人,被推定对该项财产拥有所有权,除非有人能够证明他对占有的财产并无占有权;他也享有排除陌生人或侵权人占有该项财产的权利,并且可要求有权占有该项财产的人给予补偿[31]。因此,基于王权在各地的发展程度不同,占有观念亦不同。

  日耳曼法占有观念的形成与其独具特色的财产关系密切相关。第一,财产支配主体的多重性。在日耳曼财产法上,将同一土地的所有分为“上级所有权”和“下级所有权”(或“利用所有权”)两种,它们分别代表领主(或地主)对土地的管领权、处分权和耕作人对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物在一方面服从某一个人支配;同时也可以在另一方面服从于他人的支配。例如,土地的管理、处分等方面服从团体或领主的支配,在使用、收益等方面服从团体成员或臣下的支配。”[32]日尔曼法学者李宜深称此为土地总有制度,总有系“将所有权的内容,依团体内部之规约,加以分割,其管理、处分等支配的权能,属于团体,而使用、收益等利用的权能,则分属于其成员”[33];有些罗马法学家也将这种“所有权”解释为“分割所有权”或“双重所有权”,以此来适应罗马法一物一权理论。这样,同一不动产上就成立了几重支配权,这种重叠的支配权无非是中世纪日耳曼封建土地阶层组织在物权法上的反映。在支配的客体物上存在多少阶层组织,就存在多少支配主体;根据表现的权利不同支配权也被划分为所有支配权(Eingengewere)、封地支配权(Lehnsgewere)、用益租赁支配权( Pachtsgewere)、质的支配权(Pfandgewere)等类别。可见,这种支配权的划分,又有些近似于近代法上对于物权(本权)所做的分类了。[34]

  第二,财产交易的地域性(团体性)。在日耳曼财产法上,团体中的个体(如部落中的成员)欲将其“所有”的土地进行转让,“只能在同一公社内部进行,所有权不允许落到外公社去”[35],并据此形成了当时的土地总有制中,即只有围墙内的宅基地属于村落的成员所有,耕地、牧场、森林等共有地的利用都从属于宅基地。在村落中有宅基地的人才是村落的成员,村落的成员对自己的宅基地有“Gewere ”,并以宅基地为核心区分了两种家长支配关系,即对个体财产的物的支配关系和对住宅内居住的家族奴婢的人的支配关系。后来,对人的支配关系发展为“地方行政长官”(Vogtey);对物的支配关系则为“Gewere”。对物的支配关系以后又发展为物对物的从物关系与人对物的所有关系的分离,从而使村民对分割的土地享有“Gewere”。[36]这种地域性的特点导致日耳曼人强调社会秩序的稳定及对交易安全的重视,并将这种观念通过在占有及财产交易制度上体现出来。

  第三,财产交易方式的程式性。由于交易少有发生且存在一定的地域性,使得日耳曼人更加注重交易的安全及社会秩序的保护,其方法就是对财产转让以极其复杂的程式作为公示方法,否则就不发生法律效力。即使是财产的所有权人对财产享有完全的权利,若不遵循严格的形式转移财产,也不会发生法律效力。“如在土地转让中,往往移交一只手套或一只矛作为合法所有权的标志。”[37]如果不遵循这种“程式”进行交易,就会发生无效的后果;相反如果基于所有权人的意思并遵循一定的程式对财产进行了转移,占有人即使不具有所有权但若基于一定的程式对财产的转让,仍然会发生法律效力。通过这种程式进行的交易,就割断了原所有权人对财产的绝对性。这就是日耳曼法上著名的“以手护手”原则。该原则对现代民法交易制度影响巨大,甚至是动产交易安全与交易秩序保护的基石性制度。

  (二)日耳曼法占有制度的种类

  基于上述日耳曼人生产生活方式所形成的财产关系上的特点,使得他们形成了相对独特的占有观念—占有与本权密不可分。占有是在其背后设定了本权、表现本权的占有,而不是从本权分离出来独立的、与本权对立的占有。因此,日耳曼法上的占有是具有支配性的占有。如果让人们强行接受一种多重所有权的法律制度,这也许主要是一国立法者政策选择的问题,然后才是选择哪种理论对其进行说明的问题。如我国在国有企业所有权问题上由国家享有所有权到股权的变化,就是理论上采取双重所有权或一物一权原则进行说明的问题。因此,法律制度选择的前提是看其立足点是什么。“罗马法以人为中心,所有的权利归结为人;日耳曼法以财产为中心,所有的权利归结为财产,而人只不过是作为财产管理人而行为的”[38],(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占有   罗马法   日耳曼法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民商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60433.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