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结束，中共高层完成权力交接，习近平“荣登高位”。《外交政策》认为，习近平不仅将面临经济、政治改革等棘手的内政难题，而在外交方面，他必须在未来的100天内为各种迫在眉睫的问题确定一个大方向。

《外交政策》11月15日刊文称，同是上任伊始，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在为财政悬崖和前CIA局长的性丑闻忙得焦头烂额，可刚刚登临大位的习近平肩上的担子同样不轻。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中国的问题都相当紧迫，若任其悬而不决，这将对中共新领导集体造成重大挑战。

中共上一次权力移交之初同样是险象环生。在席卷全球的非典危机中，全球死亡人数一半来自中国，中共的领导在此次危机之初显得并未站稳脚跟。但胡锦涛和温家宝在非典危机中成功地完成角色转变，通过迅速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非典造成的损失，在上任之初建立了良好的形象。

解决钓鱼岛问题最紧迫

而在中共新领导集体上任后，经济发展的放缓、同日本的岛屿争端及党内的制度问题，这些虽然不如非典来得那么刻不容缓，但却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习近平需要问题发酵之前，在未来100天内确定一个大方向。眼下而言，习近平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钓鱼岛争端。目前钓鱼岛争端升级为正面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习近平需要在灵活与强硬之间取得微妙的平衡。当然，中国人不能容忍新领导人对日本示弱。

习近平在今年9月曾表示，日本“破坏中国主权及领土完整的行为及言论”应立即停止，日本的购岛行为是一场“闹剧”，国际社会不会容忍日本罔顾反法西斯战争结果的举动。

有人认为中国可借东京政治混乱之际，加大对钓鱼岛的声索力度，但习近平深知此举可能适得其反。中方深知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如果钓鱼岛争端悬而不决，日本企业在华投资将受到影响。在2011年，日企对华投资达63亿美元，而且在过去30年间是外资的主要来源之一。而现在，日本汽车巨头如尼桑等已表示可能缩减投资。

此外，习近平同样要关注邻国对钓鱼岛争端的态度。不管中日紧张局势是否升级，中国日益强大的军力已成为该地区的最大“威胁”。从根本上讲，习近平所面对的挑战在于：既要解决领土争端、成为区域大国，又不把邻国推向美国一边。

中国经济亟需增长新思路

而在国内经济方面，习近平推崇的改革将遇到党内保守派的反对。中国经济在过于一年中进入了瓶颈期，经济增速滑坡。旧的增长极已气数殆尽，现行投资率占GDP的50%，堪称史上前所未有之怪现象。中国亟需新的增长思路。

因此，习近平的首要任务是在随后几个月中与新领导班子就经济改革方向达成共识。提高经济效率的一揽子措施将是一条大胆的路线。改革措施可能包括金融体系的部分自由化及加强国有企业的竞争性。这正是副总理王岐山近年来一直为之努力的内容。

文章指出，与王岐山相比，以作风硬朗着称的准继任总理李克强更睿智，但在经济上相对保守。在新领导集体中，习近平之威望自不待言，但他还要避免新班子中出现内斗的危险。除此之外，习近平应开始为新一轮改革奠定政治基础。

前任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的改革受困于既有的利益集团，包括国企、银行以及地方政府。这些集团在投资过剩中获益良多，因此在过去几年中一直设法阻扰改革计划。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萨伯拉曼尼安（Arvind Subramanian ）称，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等规模甚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大阻碍，这也是习近平在上任初期所要权衡的。

习近平是政治改革者吗？

习近平改革中最敏感的领域是政治。当薄熙来今年3月落马之时，一时间似乎十八大的权力交接都要大受震荡。所幸危机终于平息，但薄熙来丑闻仍然引起社会对腐败、法律缺失、社会不公等问题的高度关注。

过去10年里，中国社会发生巨变。温家宝曾经常表示，政治体系需要适应这些变化。然而在10年十年间，胡锦涛和温家宝对整个政治体系的改革影响甚微。而其任期的最后四年，甚至出现了一些打压推进逐渐改革的活动家和律师的现象。

习近平在可预见的将来当然不可能拿出重大的政改方案，但在压力之下，他当然会就改革给出一些方向性的指示。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李成称：“他们（中共）必须马上行动，不然，他们会有大麻烦。”习近平的时间太宝贵。尽管他在十七大入常时就已“预定”大位，但对习近平的种种见解，以及那个把他推上权力巅峰的政治集团，外界知道得并不太多。

从目前来看，种种迹象显示习近平是一位真正的改革者，至少是在经济方面。但对中国的观察家们而言，迹象毕竟只是迹象，他们在十年前就对胡温抱有同样的期许。当时的时论普遍认为，鉴于胡温与胡耀邦的密切关系，此二人理所当然地应该是改革的推手。而对习近平而言，他近期刚同胡耀邦之子、党内推行改革的旗手胡德平有过会晤。

但不管习近平能否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双管齐下推行改革，他首要要做的都是要先握紧手中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