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北京师范大学在1957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19 次 更新时间:2012-09-07 23: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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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雷注:这“严江事件”见《不肯沉睡的记忆》中的三文:第24页李受山文,第29页袁伯诚文,第44-45页范亦豪文。由于严景煦、江欢然都在病号食堂吃饭,与他俩同系同班的同学对此事大都是“听说”,不一定准确。综合此三文的说法,大致是:一天吃晚饭时,严江二人对一个问题有不同看法,发展为争吵,最后严打了江一巴掌,江把自己头脸缠了一堆纱布,跑到党委去告状。当时适逢后来被打为右派的副校长傅种孙值班,他认为校内因不同意见争吵之事常有发生,安慰了江几句,责备了严几句,使双方满意后便去吃饭了。岂知,此事竟然很快上了报……当时正在吃饭,那么多人在场,虽不同系,不同班,但也是同学,也是人,竟能听凭一个人把另一人毒打而毫无反应?当时为何只有江欢然一个人跑到党委去告状?再说,一巴掌,甚至一拳头,能够得上“毒打”吗?事后说成“毒打”,恐怕就是“上纲上线”的需要了!)

  

  * 29日,全校师生员工举行大会,揭发批判右派分子朱启贤。(雷注:朱启贤为教育系三级教授,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

  

  7月

  

  1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毛泽东亲手写的长篇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点了“六教授”的名,并提出“阳谋”说。

  

  *1日,全校师生员工在大操场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6周年。何锡麟在会上作报告,号召大家在反右斗争中经得起考验,把自己锻炼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3日,党委会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声讨谢昕大会,晚上公安部门将谢昕逮捕。(雷注:谢昕为归国华侨,俄语系女生,55年肃反期间曾被以间谍罪逮捕。)

  

  4日, 《中国青年报》第一版本报记者许明报道,《青年们,你们要警惕啊!——看北京师范大学右派分子是怎样毒害青年向党进攻的》。

  

  ?日,中文系58届学生复员军人由静林投昆明湖自尽,事后还以“极右”的名号被批判。

  

  5日,中文系四年级党支部召开大会,批判“底层之声”的头头张海琛、杨碧遐。

  

  *9日,何锡麟代表党委向全校师生员工做继续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报告。

  

  *18日,党委副书记张斧代表党委会在全校人员大会上做关于肃反问题的报告。

  

  *23日,党委会邀请部分教师座谈当前反右派斗争。

  

  *30日,全校集会纪念“八一”建军节30周年,杨成武上将在大会上作报告,勉励同学继承革命传统,永远听党的话。

  

  8月

  

  *1日,全校师生员工举行大会,声讨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分子武兆发。(雷注:看!武兆发在原《大事记》中至今还是“顽抗到底的右派分子”!既然如此,为什么又把他放到“名教授”的光荣榜上?)

  

  4日, 《光明日报》报道,北师大师生员工,连日举行大会,揭批右派社团“底层之声”和“苦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8日,何锡麟代表党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报告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初步总结。(雷注:据《光明日报》报道,此总结报告的题目是:《右派面目充分暴露 群众觉悟普遍提高 北师大反右派斗争获重大胜利》)

  *9日,各系教师座谈反右斗争的收获和体会。

  

  *12日,党委会召集各民主党派整风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畅谈反右斗争的经验与收获。

  

  9月

  

  *12日,陈垣校长、何锡麟副校长邀请部分老教师就如何在我校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派斗争和安排新学年的计划进行座谈。会上一致认为迫切需要进行思想改造,思想教育必须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

  

  10月

  

  *5日,何锡麟代表党委向全校人员作了“大力整顿作风,改进工作,深入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报告。

  

  *10日,党委召开党员干部会,号召全党动员下定决心集中力量进行整改。

  

  *12日,党委成立整风办公室。

  

  *16日,党委邀请各方面人士与各级领导干部举行座谈,号召广大群众继续深入大鸣大放。

  

  *23日,党委分别邀请教职员、学生举行座谈。

  

  *26日,党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校大力进行整改。

  

  11月

  

  7日左右,毕业班的大多数右派,带着《为XX右派分子,考查X年,分配工作》的“判决”离校,奔赴东南西北。

  

  *11日,何锡麟代表党委向全校人员作整改工作报告。

  

  *29日,党委召开党内外干部会议,党委第一书记刘墉如就精简机构、下放干部的重要意义和具体问题作了报告。

  

  12月

  

  14日,中文系四年级丙班学生辛桂彬以现行反革命罪被逮捕入狱。

  

  *25日,党委决定本学期以处理右派分子为中心工作。

  

  *27日,党委邀请校部和各系负责人、民主党派整风小组长、教授代表、校工会主席团、部门委员会主席等40余人座谈关于处理我校右派分子的问题。与会同志都一致拥护党委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决定,大家还积极地提出了许多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办法和建议。

  

  本年暑假后,政教专业与历史专业恢复,单独设立政教系和历史系。

  

  

  

  原《大事记》到此结束了,师大的反右运动结束了吗?8 月8日何锡麟代表党委做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初步总结;8月9日,各系教师座谈反右斗争的收获和体会;8月12日,党委会召集各民主党派整风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畅谈反右斗争的经验与收获……看来,把向何锡麟提意见的人都一网打尽之后,党委是准备结束了。但事实是否定的,始作俑者可能是臭名昭著的康生,他曾经说过:“铁狮子坟闹鬼闹得那么厉害,怎么才这么几个右派?(铁狮子坟是师大所在地)”于是,必须给“反右补课”,不少人是在58年才被“补”进去的,如,中文系56级学生袁伯诚,是在1958年2月某日,在逼迫他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的批判大会上,宣判他为“极右分子”后,当场被戴上手铐,由学校保卫科的两个人押送到北京西郊农场的。

  

  编写这篇文章的过程,我发现,在《揭露“底层之声”的罪行》、《反动的小集团——‘苦药社’》及原《大事记》中,从6月2日到6月8日这段时间里师大所发生的事情,都写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像是刻意隐瞒着什么,又刻意夸大着什么。在俞安国《迟到的答辩》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也有意含糊其辞:6月2日下午,北京大学的几个同学到师大来散发油印小报后,邀请孙健孙、俞安国等到北大看他们的大字报 。回来时已经是晚上,张海琛他们正在415室开会(即“各群众社团联席会议”),等散会,俞就把抄来的《关于胡耀邦的谈话》给他看。张看后大吃一惊,说:“这是个严重情况,你千万不能再给谁说,传播出去,会引起思想混乱,影响不好。明天,我们赶快组织点人去访问市委或胡耀邦,一定要把此事澄清。”。罗宗义的《在那个“不平常春天”里》则是:6月2日晚上,罗宗义因有约会,没有参加那个“各群众社团联席会议”,回来时正赶上散会,原大班班长杜峙在楼梯口把他截住,一脸严肃地说:“刚才开个会,听说党中央分裂了,有人要反对毛主席。咱们都是共青团员,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是促使他们决定访问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原因吗?是使这些“将领”“废寝忘食,以夜为昼,大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势”(此话见《不肯沉睡的记忆》323页)的原因吗?是“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四乙班的某人”刻意写得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原因吗?是原《大事记》有意不列入此事的原因吗?……我遍寻资料,百思不解。后来,还是在叶永烈《历史悲歌》的189页找到比较明白的答案: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于6月5日专门报送毛泽东一份《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写于6月4日,反映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一篇题为《我的忧虑和呼吁》的文章,油印散发后,在学生中产生很大的影响。文章称党中央已开始分裂,毛主席的“鸣放”方针遭到了党内90%的人反对和党内保守势力的反击,有人想逼迫毛主席下台。原来如此!北大“百花学社”或是“接力棒”的同学在北师大散发的传单、俞安国在北大看到的大字报、以及所谓“秘密会议”开会的内容都是这个!学生们的态度几乎都很一致: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6月6日的“六教授会议”,谈的也是这个。据当时的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的回忆,教授们当时准备“提议由民盟出面做学生工作,使各校的局势稳定下来”。六位教授,东想,西想,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于是一厢情愿地约请周恩来共同商讨问题,而周恩来此时正在等待毛泽东发布反右号令,根本不理睬他们。(此事见北京中国共产党史学会出的《百年潮》1999年第一期第21页,转摘自丁抒著《阳谋——反右派运动始末》一书192页。)最后……最后……

  

  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可以按时间顺序列出一张时间表: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及3有12日在有许多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极其开放的口吻鼓励人们鸣放之后,仅三天,他“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南京讲话),风尘仆仆地一路南下,游说(动员)人们鸣放,直到4月30日晚,即“五一”游行的前夕,又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知识界代表人物到天安门城楼召开谈话会,动员大家帮党整风,给“老和尚”提意见。这是全力以赴大张旗鼓地撒播“香饵”。

  

  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之后,他就坐镇中央,静观撒播“香饵”之后效。

  

  毛泽东深知经济建设离不开知识分子,在大规模经济建设高潮到来之时,他必须在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中树立他至尊无上的权威。他本想通过“双百”来赢得知识分子的心,岂知在他的诱导之下罗隆基竟然说,“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使他十分震怒,于是在5月15日,毛泽东亲手写了一份极其重要的党内指示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当即密令“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并印送各省市委、内蒙党委”(雷注:当时此文件连新疆、西藏及“党内不可靠的人”等都不许看,是过了二十年,收进《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之后,才公开发表的),表明他要发动“反右派运动”来整那些敢于对他说“不”的知识分子了,而且按照“一个萝卜一个坑儿”的常理,在尚无萝卜的时候就提出该准备的坑坑:“民主党派中的右派,教育界的右派,文学艺术界的右派,新闻界的右派,科技界的右派,工商界的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此后,“帮党整风”、“大鸣大放”就都是“引蛇出洞”的“阳谋”了。

  

  下面是他撒开天罗地网——部署“阳谋”的举措:

  

  

  

  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明令各级党报诱敌深入,“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

  

  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手写的《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部署准备的时间:“……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

  

  5月20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强调“继续登载一些右翼分子的反动言论,最好是登那些能够充分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的言论(越反动的越好)……”

  

  在所预计的“几个星期内”,毛泽东十分仔细地关注“右派”的动向,精心地选择发出总攻击令的事由——突破口。

  

  6月6 日,卢郁文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做了长篇发言,捅出了“匿名信事件”。

  

  6月6 日,章伯钧召开了“六教授会议”。

  

  6月6日,毛泽东看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叶于泩写的文章《我的忧虑和呼吁》,并作了批示:“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毛泽东六月六日”

  

  

  

  事实是,叶于泩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了年轻人对毛的处境的忧虑,表达了捍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心愿,并呼吁“提高警惕,注意事态的发展”。毛泽东明知党内大多数人对他不厌其烦地发动党外人士“鸣放”的举措,是不理解不赞成的。对此,直到1958年初他仍然耿耿于怀,怒气未消:“一月省委书记会议,三月宣传会议,还有颐年堂会议,都说了人民内部矛盾。不必忧虑,是可以解决的。可是打不动XXX同志的心。我说十个干部一个拥护我就好了。他也不说反对,就是不执行。地委副书记以上一万人,有一千拥护我就好了。北京的学校哪个放(雷注:指“鸣放”)得开?”这是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这不正好是90%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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