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念:犬儒主义和中国式的启蒙逆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75 次 更新时间:2012-08-22 14: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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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念  

  这自称为“发了疯的苏格拉底”,显然对“认识你自己”不感兴趣,但他依然是苏格拉底的盟友——他们共同的事业就是启蒙。

  与同时代的精英团体不同的是,古典犬儒不关心什么是“善”的值得过的生活,不关心认知问题,而是注重行为,并故意制造出一些挑衅、戏谑、疯癫的行为,来撼动传统价值,并相信“伪币”才具有无可限量的解放力,所谓的“真”,是经不住怀疑鞭策的。而怀疑不是脑子里任意的古怪念头,它调戏“真话”,逼迫“真话”原形毕露——真话的真话,几乎可以说,犬儒是LOGOS的虔诚信奉者——相当于偏执狂,比如第欧根尼的逻辑就是,既然生理欲望是可耻的,但人可以当众满足食欲,为什么不可以当众满足性欲呢,于是,他跑到集市的中央当众手淫。当众手淫是为了挑衅这枚称作“节制”德性的文化货币——即其通约价值,生理欲望是可耻的。在此,有一点值得注意,第欧根尼的行为发生在集市,集市是众人的场所,不是精英们的“柏拉图学园”,第欧根尼要向人们传递什么信息,第欧根尼为什么一定得向众人说话,福柯的回答是:“犬儒派的态度在其基本形式中,不过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他对真理的认识之间的关系,这是希腊概念的极端激进的版本罢了。”

  生活风格即有关自我的真理,就是那枚启动/修理制度装置的硬币,但是,人们并没有准备好手中的文化货币,这部制度机器就开动起来了,比如国营转制、劳动力自由流动、住房医疗制度的变革,当然制度程序的启动之手在权力上层,他们是自由意志的体现者。当人们的脚步跟不上制度装置的速度的时候,就会出现生活风格问题,即一套关于生活的技艺,该如何展开?在此,知识分子会哑口无言,他们只在文化与制度之间争论不休,他们对于具体的价值形态以及让价值如何呈现的问题思之甚少。因此,当80年代将怀疑精神的硬币投向90年代的时候,这枚硬币落到了大众手中,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内容)成了一个问题。一个和知识分子较劲的痞子,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他叫王朔。

  2000年出版的王朔对话录《美人赠我蒙汗药》,可以看作90年代文化征状索引表。依然是“活着”的犬儒路径,当然不是“福贵式”的抗价值干扰的零度状态地活着,因为与之相匹配的是以效率为优先性的技术主义制度模式,当然从历史逻辑的角度解释,这是人们为了清除高压的意识形态病毒必须付出的代价。但这样的疗毒过程,必须辅之于大众文化的麻醉剂,这是一种经由排除法过滤之后的应急选项。因为转向文化传统寻求慰藉成了一种姿态,与价值诉求高度吻合的传统生活方式已不复存在;再者,道德话语失去了感召力,如果谁再扮演道德生活的教习官,这是受80年代启蒙匀染过的社会共识无法接受的;再其次,与自觉的信仰问题最密切的政治生活也无法成立,剩下的就只有大众文化了。大众文化是启蒙的必然产物——就文化权力而言,用王朔的话说:谁也别装孙子了。所以“九十年代,知识分子似乎又可怜了,沧桑了一些”,这个“又可怜”是针对文革时期的“可怜”,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可怜下去,因为知识分子一旦受到谁的垂青,就是灾难降临的时刻,这是西方启蒙话语的中国式逆反注解,而西方启蒙精英们,那些贵族子弟赶走了国王,实际受惠的是资产阶级,他们无论在怎样的时代,都是宠儿,精英文化破产了,但精英阶层一直成立。

  一个独孤求败的中国当代犬儒英雄,应该同意王朔接下来的话:“知识分子的责任在哪儿呢?就是提倡所有人自我选择,批判所有想一统天下的道理、权力或其他什么。”最有说服力的“自我选择”,应当与一种个人的生活风格相关,并且这种风格能够一以贯之,逼迫更深层次的事物开口说话,这是经典犬儒主义将生活作为反思的起点,因为独立思考与自由生活息息相关。自我选择,这是在理论层面已经解决了的80年代的启蒙思路,但这个自我选择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为什么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个,我有判断的能力吗?有关生活/真理的技艺问题,落在了90年代,即相对主义盛行的背后,其实意味权威与伦理已经不是重点,那主体性的第三个落点,与判断相关的自由意志才会引起关注。

  《美人赠我蒙汗药》有段内容关于性问题,是从一个生活场景说起的,90年代流行以嫖妓的形式款待朋友,受款待者从也不是,不从也不是。就是说在这样的场景中,徒具性自由的形式,而缺乏性自由的内容,身体是盲动的,意识却是呆滞的,这和青春期叛逆不同的是,父母不让我干的事情我偏要去干,之于在性文化欠发达的时期成长起来的成年人来说,意识的呆滞状态,意味着性意愿的缺失,没有一个坚定的理由迫使你得这么去做,性快感不构成这个形式、这种情景中的内容,于是大多数人对此作了礼节性的处理,收下这个礼物,不要冒犯朋友。但朋友的情面是一种迂回表达,我不知道为什么得这样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必这样做,但我还是脱光了自己的衣服。王朔说:“接受它可能比拒绝更难,我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一点也不舒服,挺尴尬”。因为接受与拒绝,都受个人意志的支配,但此时,接受与拒绝都成了一个难题。在这样的难题之中,连知行不一或者口是心非都不成立。

  自我一开始选择,就遭遇了无可奈何的无奈情景,不同于古典犬儒的是,相信文化平权,相信自我选择的当代犬儒,因自由意志匮乏,这个“自我”就是空泛的。一个人怎样想,就怎么生活,这才是真话的真话,观念形式与生活内容不至于错位。如果身不由己地就变得“自由”了,这比不自由还要糟糕。

  

  犬儒与真话问题

  

  一种自觉的信仰是生活经验刺激的结果,哪怕这经验如此不堪,如此荒谬,正如我手中没有通约货币,但流通照常进行,这与知行分裂无关,而是说“行为”本身像一部奇妙机器,没有动力,但却自行运转了。因此真话问题,实际上是行为动力学问题,一直内在于犬儒主义内部——逼迫人们说出真话的真话,谎言的谎言。“伪君子,真小人”并非简单的知行背离,一个带着面具撒谎,一个扯破脸皮撒谎,必须撒谎,这是他们德行的“真”。因此,当代犬儒主义,这个从精英与大众的对立中,逃逸出来的第三种精神势力,其抵抗方式并不壮烈,因而显得有些面目可疑。因为他们知道真话问题不是真话本身,而是谁在说真话,向谁说真话,谁在听真话,谁需要真话,谁能够说真话,总之,说真话“是现实的真与自由之间的艰难运作”说真话是现代人有关自由的复杂技艺。

  福柯在其最后的演讲系列中,关注的就是“真话”问题,“真”的两种模式,一个是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在知与无知的往返中,探求真理的无限性;另一条就是第欧根尼,在是其所是与不是其所是的区分中求“真”,比如无所畏惧的人才能当国王,但亚历山大大帝随身佩剑,就表明他有所畏惧,因此,他不是国王,国王愿意听真话,他不是国王,那就不屑于对他说真话。如何在无限性与确定性之间保持平衡,福柯笔锋一转,提出如何辨识那个说真话的人,衡量真正的说真话者有两个标准:知行合一以及信念坚定。而为什么需要说真话,那是为了弃绝自我,杜绝自恋。作为自我的迎奉者——现代人尤其如此,于是福柯把一个古希腊的议题做了非常恰当的转换,人必须学会勘察同自己的这种自发性的关系,福柯非常赞赏犬儒学派的具体做法,那就是规则错置,把适用于这群人的规则,放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群人身上,就能够更好地认知自我,从而弃绝自我,进而创造自我。

  犬儒有关“真”的技艺,远看是后现代,近看则发现,他们古典到如此纯粹。正因为自我弃绝之后的自我选择才得以成立,不受宰制的自由意志,首先是针对自己的,不被自我迎奉所宰制,在这个意义上,电影《疯狂的石头》,就是犬儒式的规则错置的典范,价值的代言人是非常不知识分子的一伙小偷。所有正当的词汇,经由这伙小偷的嘴里说出,他们就成了小偷中的知识分子,这是启蒙的最大成效,即一个知识分子式的小偷是这样炼成的:注重技术含量、专业化程度较高、做事有原则、懂得爱情需要包容、百折不挠、意志坚定。但笑点也在这里,人们真的相信小偷的纯粹性吗?小偷知识分子化,知识分子小偷化(学术官僚们剽窃成风),人文情怀应该这样来理解,这就是怀揣外国护照的精英们比没有外国护照的精英更加“爱国”的犬儒式启蒙图解。

  真假难辨或者真假互现,因政治共识的匮乏,生活基础被架空,使得演绎法与归纳法都不成立。但当代启蒙者依然在价值-制度-生活的批判序列,在其确定性与无限性之间穿梭。无论如何,不受绵羊般被宰制的意志,意味着可以对政治权力敏感,同样也可以对制度权力,以及真理权力敏感,只要这敏感处于一种活跃状态,启蒙方案就会遭受来自启蒙逻辑自身攻击,一个“潜伏”的小知识分子,一个打入敌人内部,将真话以谎言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犬儒形象,受到人们的喜爱,这就是电视连续剧《潜伏》激动人心之处。

  剧中主人公余则成有句经典台词:我信仰生活,这简直是1987年秦书田台词的翻版:像狗一样活下去,到了90年代,像福贵那样冰冷地活着,活着活着就来到了21世纪,活着就是信仰本身,于是“我信仰生活”。这是中国式犬儒苦涩多坚的信仰之路,只要人们还在这个地方,还在这个叫“中国”的地方生活,信仰与生活并不对立,生活会磨砺出一个人钢铁般的意志。余则成没有撒谎,一个真正的间谍是这样渡过他的一生的:将间谍生活坚持到底,不撤退、不显形,永远潜伏下去。

  这样的生活才惊心动魄,因为敌对关系是由不信任造成的,你不是我值得信靠的,那我就没必要对你说真话,当初第欧根尼也是这样的,真话留给自己,真话在自己不得不,一定得这样的选择的生活方式之中。

  犬儒内心的“真”,依旧是一个谜,因此犬儒时代在其外在形态上,是如此让人生厌,又如此令人着迷。如今,自我迎奉的“真话”就是指责对方是犬儒,但这并不意味着呵斥者就变成了战士。没有战士的时代,去拼命的做法显然是不理性的,像余则成那样,合作就是背叛。他把合作信息一点点地累积起来,一点一点地集聚背叛的能量,当他背叛自己的时候,真相也就不存在了,真相永远是靠谎言维系的。

  余则成的处境险象环生,这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基于对处境的高度自觉,怀疑就成了他的本能反应。他老谋深算,还禁欲,这和当初那个身披五四启蒙之光,初涉人世的阳光青年完全判若两人。性格改变了,但小资产阶级的底色没变,信仰生活,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口吻。在他的生活里,有洋房、红酒与女人,之于他冰冷的意志而言,这些元素就像幻影,是他用于伪装的迷彩服。生活幻觉是假的,但信仰生活是真的,犬儒之所面目模糊,就在于他既不相信日常理性,又不相信价值理性,平庸与崇高都是他所排斥的。

  没有非此即彼的二项选择,这是当代启蒙的结局,于是犬儒、知识分子以及自由,都站在了负面形象的一边,但英雄、大众以及权威的正面形象似乎有待再造。这和信仰在那边,生活在这边,黑格尔式的“苦恼意识”,即现代人无法逾越的精神分裂不同的是,中国式犬儒既不古典,也不现代,因为犬儒信仰生活,但他的生活是以幻象的面目出现,他的信仰在生活之中,同时又不在生活之中。怀疑本能使得他对文化货币的通约价值也产生怀疑,甚至怀疑持有这枚货币的资格,而唯一确信的是怀疑本身。

  文化身份的焦虑之于犬儒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就像余则成一样,身份交叉给了他存活的空间,就党国系统内部的派系斗争而言,当对手被对手的对手消灭之后,犬儒才能活下来,犬儒没有朋友,有朋友的人都被朋友害死了。可通约的不是文化货币,不是浪漫主义的、抒情怀旧的传统,以及中国情怀的重铸,因为那个自称犬儒的福柯就认为,可通约是权力货币。

  当互联网文化兴起之后,犬儒的生活风格找到了一个恰当的界面,真话与谎言难解难分。正如当初的第欧根尼,他肯定意识到自己走向集市,向大众说真话的结局,就是自我身份的消解,那么他的真话也随之消解。真正的启蒙者其命运必然是犬儒,受人唾弃,但值得庆幸的是,他让伪币流通起来,让伪币接受人们的检验,这个循环逻辑便是各种名目的伪币会相互竞争,逼迫权力显形。权力货币的真值效应来自排斥原则,因为一种权力,不管精英权力还是大众权力,都得遵循这种排斥法,以确立自己的正当性。真正的启蒙者是精英的敌人,同时也是大众的敌人,尽管他们来自精英,迎向大众,但他们泄露了精英们的秘传知识,把独立思考的权利普世化。当人们都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独立思考的时候,启蒙知识分子就成了众矢之的。

  人们渴望真相,但真相的面目是可憎的。以蒙昧为起点,以开化为终点,蒙昧与开化重叠之后,启蒙的圆圈就画成了,在权力最大化的过程中,推动权力螺旋式行进的动力是野蛮的。80年从价值批判出发,迎来的是价值缺位这一尖锐的问题,人们总该相信点什么,理性能力与自由意志之间如何找到平衡,也许这才是信仰幻觉的幻觉。因为人们迷恋的也许不是信仰,而是某种有关信仰的艺术。经由犬儒的生活艺术的提示,文化专制、道德专制以及政治专制,人们对这三种专制的忍耐度由强到弱。从最不能忍受的政治专制出发,这是80年代的一个潜在批判线索贯穿至今,就政治专制而言,这时代只能是犬儒的时代。但后启蒙式的怀疑本能告诉人们,以文化或者道德的名义所施行的专制,同样值得警惕。向权力说真话,挑衅与冒犯,不是为了消灭权威,而是要更新通约的价值,以此僭越权力。就犬儒生活家而言,就是一种随时随地的“紧张状态”,学会一种自我战斗的艺术。潜伏者既没有机会向“组织”求援,也没有意愿向信仰求援,潜伏者孤身奋战,不管是文化派、道德派还是政治派,这些分化的批判原则重新聚集到一起,信仰生活就意味着,生活中应有尽有,但这应有尽有的生活,就是犬儒的真正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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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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