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绪程:加快治理结构改革 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8 次 更新时间:2012-08-21 21: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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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绪程 (进入专栏)  

  与此类似的改革广东省内外都有,如最早设立董事会的汕头大学等等,但深圳市大学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类别比较齐全,其问题、经验、启示值得我们去总结和提炼,为此,我们特走访了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大学、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等大专院校,将深圳的高校改革探索归纳为四种模式即新创型模式、异地合作办学模式、开放带动型模式、渐进改革型模式。相比较而言,最容易建立健全现代大学法人模式的是“开放带动型”,这也符合情理,改革总是由开放带动的,最难的是老大学的改革改造,“渐进改革型”才成为原有大学改革探索的宿命。

  (一)新创型模式

  这里的新创大学模式指政府主办新建的大学之创新体制,而非引进外资合作设立的大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港合作创办的汕头大学最早建立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法人治理结构,但主要是靠香港李嘉诚主导的,对政府主导的大学改制的借鉴意义有限。南方科技大学由市政府主办和新创,其法人治理结构的建设和创新是否成功对政府主办的大学有较强的示范意义。

  深圳市政府已公布了南科大理事会管理办法,实质上推行了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却保留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形式,没有实质和具体内容。作为决策机构的南科大理事会已经成立,它将开启中国公办大学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新型大学法人治理结构之先河。其创办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经验、教训和启示,将留给国人去思考。我们在后面有详述,不再赘述。

  (二)异地合作办学模式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工大等中国名牌大学为了拓展大学教育,与深圳市政府联合办学,设立“深圳研究生院”。其办学的性质、定位、内容、合作方式、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等都以契约形式规定。北大和哈工大拟在十二五期间招收本科生,拓展为分校性质的大学“深圳校区”,完成从“研究生院”向完整大学的转变。

  这几所学校的深圳研究生院都在当地建立了新型的法人治理结构,如进行了法人登记,设立了理事会,理事会成员由深圳当地政府官员、社会名流和学校派出人员组成。院长由理事会聘任,并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以北大深圳研究院为例,院长在理事会的领导下主持学院的行政和学术(教学、科研)工作,引进和探索国外的办学模式,保障教授治学、学术自由、开放办学;大胆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实行灵活的薪酬体制和聘任考核体制、行政全员聘任和国际化聘任;进行财务改革,院系按学术年全员核算(硬预算约束),分阶段支持重点学科发展(不搞平衡),多方面组织办学资源等等。研究生院党委支持理事会和院长的工作,积极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理顺了党、政、教、学之间的关系,研究生院也得到较快的发展。

  (三)开放带动型模式

  通过引进外资和外校实行中外合作办学,移植国外(境外)的大学法人治理结构和其它管理制度,中外以合同的方式确定双方的权利和责任以及办学事项。在这方面,深圳市不是最早和独有,此前已有本省的汕头大学,外省的宁波诺丁汉大学、苏州西交利物浦大学等等。

  但是与上述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不同的是,深圳引进香港中文大学在深圳设置分校,具有全新的意义。它虽是以与深圳大学合办的名义开办的,实质上将香港的大学基本制度引进了境内,参照国际惯例和模式进行管理。它实行的是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最高权力和决策权力属于理事会,虽中文大学和深圳大学出任理事的均为八人,但理事长由港方担任,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学院已于2010年筹建,预计在2013年9月建成,正式招生。

  (四)渐进改革型模式

  中国大学制度形成已久,积重难返。其改革只能渐进推行,以时间换空间,从外围、从边缘做起,逐渐向核心推进。大学治理结构改革最难的是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的转变及其人事改革问题。深圳大学的改革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径。其主要路径是,循着扩大学术(教师、研究者)人员的参与权和减少行政或政治权力对学术人员的干预或限制两方面进行,以此推动行政(管理)权力结构向现代大学法人治理结构转型。

  自由是主体本有的权利,学术自由是大学本体本有的权利。教学自由和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政治学将自由分为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鼓励人们积极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消极自由要求限制政府对公民权力的侵犯。扩大教授参与治校的权力正是积极自由的体现;取消对教授学术自由的管制,还教授治学的本来权利,正是消极自由的体现。

  深圳大学设立“深圳大学学术委员会”、“深圳大学计财工作教授委员会”、“深圳大学人事工作教授委员会”等三个委员会正是教授们参与办学、治学、人事、财务等重大事项的决策和监督的重要举措。在决策链条中,有关教学、人事、财务等重大决策必须经过教授委员会咨询和审议的环节。如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发展规划和专业设置、科研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以及其它有关学术工作的重大决策,评议各级教师岗位的学术水平,各类科研项目的设立等等;人事工作委员会对教师调入或招聘方案进行评议和表决;计财工作委员会对学校年度部门预算方案、重要财务制度、重大经济决策、实验室投资计划、大型教学科研设备购置等重要经济事项进行审查和评议等。

  虽然这三个委员会的职权较西方国家教授参与治校的权力尚有逊色,但却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随着改革的深化,教授们的参与权将得到进一步扩大。

  当然,深大的改革远不止于设立三个教授委员会,在其它领域的改革也颇有进展,如赋予教代会、职代会对事故的问责权、干部评议权、校政监督权;赋予学生代表大会的校务知情权、批评权和学生事务参与权以及吸收学生参与校务工作等等。此外还推行了全员聘任制的人事改革和教学改革。

  深大改革的启示是,改革可以自下而上地推进,从基础做起,从边缘做起,另一方面,改革的方向应当明确,改革的核心是从单纯的行政管理转向法人治理,各方参与管理是治理的题中之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深圳大学的改革方向才是正确的。沿着这个方向,我们将看到深大的下一步改革将指向学校高层和主管部门,学校最高决策层和管理层的改革以及治理结构的重塑必将提上日程并最终带动学术独立、教学自由、自主招生、考录分离等教学和招生制度的改革。我们相信,深圳大学将再一次重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辉煌,为全国的大学改革提供示范。

  

  转自战略与改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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