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警惕中国增长的极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000 次 更新时间:2005-02-03 09: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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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钟  

  可以说,这种思想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如此情势之下,就是挤破经济泡沫也会被视为经济倒退。自然,各级政府和官员难免不受制于这种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经济增长成了缺乏退路的政治问题。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即使强调要淡化GDP的概念,但是很少有谁真敢淡化。更何况,有些问题是在市场贪欲和权力的双重驱使下造成的。面对这样的形势,用什么保证中国和中国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呢?反正没有上帝在这里发号施令。

  

  要解决问题显然不是下个文件或者宣传一下就能够做到的。比如,要通过税收或者环境保护甚至司法杠杆约束高污染企业,就必定会有企业破产和减少地方财政收入,尽管支持这样企业存在的人可能只是当地居民的极少数人,但是失业破产的人却可能因此而上访游行——而这又被视为“社会不稳定”的表现。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标准下,主管官员就面临仕途风险,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他不能不做出求稳的选择。如果选举机制正常,民意能够正常发挥作用,即使有三二千人上街,或者经济根本就没有增长,只要多数百姓支持,县长市长就没有下野或者被追究责任之虞,自然政府官员也就容易以长远的发展利益为导向了。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资源,仅仅靠中国自身的资源难以满足中国实现富强的需要。如果没有观念的思维方式的解放,只要我们信奉落后就要挨打的简单口号,要想不挨打,自然就只能对发展经济无条件地赞成;只要宪法里写着人民群众满足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就不能不不断地保持经济增长……那么,必须保持经济增长的政治压力就可能使中国在面对国际资源纷争和摩擦的时候,容易出现极端的思路和言行,政治家的选择空间也就可能非常狭窄。如果经济增长成为没有退路的政治问题,那么,中国就不能不思考这些严峻的问题:中国需要准备为水而战?为石油而战?为铁矿石而战?……如果非如此不可的话,那么到头来,这比经济不增长甚至倒退本身又能够多得到什么呢?中国要成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就不能不掂量长远的利益和代价。

  

  而理性意识和理性力量的形成、凝聚,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和言论环境必不可少。在这里,学者可以豪迈地预言20年后中国经济总量再翻两番无可置疑的同时,也有学者可以发表论证根本不可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的言论。中国社会成为一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自由社会。在这里没有谁是万能的和可以被强制认为是唯一正确的。自由碰撞中不但可以群策群力,而且国家一旦发现目标选择有失误,纠正起来也有民意基础,而不是突然180度大转弯,让民众难以理解和支持。而对于国民来说,自由的氛围之下,自然也就见多识广,对世界大势,自己的国情和未来的挑战,易于形成理智、清醒的认识和养成独立的精神。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实现向宪政共和的和平转型具有非常基础的作用,通过思想的多元化、权力制衡、社会的相互制约等等,来最大可能地保证经济增长不至于成为没有退路的政治问题,同时,中国向宪政共和制度的和平转型,也是解决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政治退路。

  

  在安全对话与合作中保护海外市场

  

  1973年和1979年两次由于中东产油国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出现了世界性石油危机。目前中国进口石油的60%来自中东,这个地区的动荡势必对中国经济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那么中国将如何预防、消除或者减轻地区动荡对中国经济平稳运行的影响中国何以对付石油供应中断问题?由于中国对国际石油的严重依赖不仅已经成为事实,也将是未来的趋势,而世界包括石油在内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中国将以何种方式与世界其他分享资源呢?中国的海上石油运输线的安全怎样保障?

  

  凡此等等的问题,都是自然而然的疑问。

  

  其实,中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石油安全问题。据统计,2002年,我国年进口铁矿石已达1.1亿吨,接近于世界铁矿石进口量排名第一的日本。2002年我国铁矿进口总量的38%来自澳大利亚。预计2005年中国铁矿进口量将达到2.2亿吨。这数以亿吨计的铁矿石能否正常供应,对中国经济将产生多大影响,不言而喻。这样一来,中东局势动荡、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等出现危机,都可能影响中国经济的平稳或者安全运行。中国无法回避海外资源市场的保护问题。

  

  世界也在这个问题上关注中国。可以预见到的是,在资源问题上,未来的中国要发展就不可能与世无争,中国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全球战略。那么,想望崛起的中国会以何种形式解决纷争和矛盾以保证自己的资源安全呢?中国会建立强大的海军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吗?在中国国家面目还不明朗的情形下,有朝一日会不会滥用武力呢?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他国存在类似这样的担心和疑虑,我们应该先理解后谋对策。将心比心,一旦中国周边任何一个国家整顿军备难道就不会让中国三思吗?而中国国内出现的一些非理性的声音和行为,当然也就引起了国际社会更多的不安。

  

  换句话说,中国自身发展与安全的需要,也使得中国面临着军备扩张的诱惑,而国内一些学者也鼓吹这种诱惑的正面意义。不错,现实确实严峻。只要中国搞市场经济和需要发展,就不能回避海外市场的开拓和保护问题,而如何处理和应对,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全新而又痛苦的难题。但解决的思路并不意味着不能离开扩张军备。在核时代,作为后起的国家,中国期望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最终实现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保证海上生命线的安全,既不现实,也很危险。一旦中国试图倾力发展海上力量以解决生命线安全问题,首先就势必加深周边国家的安全忧虑。这是国家间政治本身的规律使然,而不是取决于和平的愿望是如何真诚。这样一来,首先在东南亚就会出现严重的军备竞赛,一旦深陷安全困境的漩涡,各国即使想自拔,也会身不由己。军备竞赛不是理性的选择。邓小平早就指出,中国首先“尽可能地减少军费来加强国家建设”,然后“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这是大方向。

  

  而且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海外资源市场的保护与拓展,不是一个简单的武力强弱问题,在本来就已经不轻的国际社会疑虑之下,中国应该更加冷静、沉着、平和。中国在海权问题上应该适可而止,否则,因为我们现在根本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上喧嚣而引起一些国家的猜忌、遏制,一点好处都没有。还应该提到的是,中国未来包括石油在内的巨大需求对对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以及相应的价格波动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本身,已经引起其他国家的忧虑和不安。无论我们认为他国的那些想法多么错误,我们都不能无视那些想法的客观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政治影响。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试图通过强化军事手段来保证海外市场的安全将会在国际社会产生什么震动和引起什么样的回应,就可想而知了。那时即使得道恐怕也难以获得多助了。

  

  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必须用全球化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战略安全。除非中国准备谋求充当世界警察,否则,就必须在国家相互依存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战略选择,谋求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对话与合作。相互合作与依赖本身就是一种安全。中国应该学会合作,尤其是与美国等大国的安全合作,并理解合作的意义。只要中国希望和平发展,就不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把美国作为假想敌,甚至抱着迟早会有决战的念头。未来中国最需要在资源安全问题上进行对话、沟通与合作的就是美国,而不是谋求具有实力与美国在保障海上生命线问题上相抗衡。和平应该是解决资源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指南。

  

  当然,世界上不是只有中国才需要资源和发展,世界的资源并不是只能供中国使用,相反,是在竞争资源的使用权,这种内在需要本身跟中国采取什么制度无关。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内在需要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和平转型的战略意义就变得举足轻重了。只有实现这样的和平转型,即使出现与他国的利益纷争,甚至可能有也会一时的迷失,但是国内力量的相互制衡本身会使迷失不可能久长或者过分。因此,中国只有完成结构性的和平转型,以完成长治久安的基础。制度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也是中国获得外部世界信任的基础和减轻疑虑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国家,其国家意图才相对更容易判断和预测,而不是不可捉摸。

  (2004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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