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孟弛:幸福和痛苦

——《宇宙伦理学》第二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27 次 更新时间:2012-07-18 20:5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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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孟弛  
学生和读者在没能从听讲和阅读中接受到知识的状态下,都会有烦闷的体会。爱因斯坦在创立了相对论后,为了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统一场,以作为整个物理学大厦的基础,耗费了他后半生全部的精力,但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以致成为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件憾事。他在70岁生日时写信给好友说:“你一定想象我在此时此刻一定以满意的心情来回顾我一生的成就。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感到在我的工作中没有任何一个概念会很牢靠地站得住的,我也不能肯定我所走的道路一般是正确的。……确实有一种不满足的心情发自我自己的内心,这种心情是很自然的,只要一个人是诚实的,是有批评精神的。”(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485页)

   第三份惩罚是我们在满足不了授知欲过程中感觉到的焦躁。科学家和哲学家在不能讲述或撰述的过程中,教师和编辑在不能讲课和出版的过程中,都会有焦躁的感觉。孔子实行的是启发式教学,即所谓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因此他非常希望学生能主动提出问题,尤其是有深度的问题。对学生的提问,孔子总是有问必答,而且给出的答案还因人而异。对于自己想讲、但学生却不提的问题,孔子又总是设法诱导;如诱导不成,他宁可选择沉默。孔子与他的学生曾子和子贡有过这么两次对话:“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论语·里仁》)“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我们由此可以相见,孔子是多么地希望能把他学说中一以贯之的思想讲给学生听,在学生没有向他追问时又该是多么地失望啊。

   第四份惩罚是我们在教育不好学生和读者状态下体会到的烦闷。科学家和哲学家在其知识得不到传播的状态下,教师和编辑在没能使学生和读者取得进步的状态下,都会有烦闷的体会。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发表前意外地收到了年轻博物学家华莱士寄来的一篇论文,该论文与他的理论居然惊人地相似,这使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如果对华莱士的论文置之不理,那就意味着他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而这是他绝对不能原谅自己的;如果他将之单独发表,那就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进化论的优先权,而那是他经过20年辛勤研究取得的成果。最后还是在他的好友赖尔和胡可的帮助下,即同时公布和发表了两人的成果,达尔文才从两难的困境中解脱了出来。孔子在得知冉求为了增加季氏的财富而不惜以重税搜刮民财后非常恼火,于是便对身边的学生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他又在宰予白天睡觉时愤而无奈地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

   现在我们知道,宇宙为我们共准备了十二份惩罚,其中“焦躁”六份,它们是宇宙在我们不能履行生存、繁殖和进化三项使命的过程中给予的;“烦闷”六份,它们是宇宙在我们没有履行好生存、繁殖和进化三项使命的状态下给予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为“痛苦”正名了。如果我们认为痛苦是我们努力要摆脱或避免的东西的话,那么痛苦就不应当是指宇宙给予我们的惩罚的一部分,而应当是指它们的全部;换句话说,痛苦是对宇宙给予我们的这十二份惩罚的统称。照此说来,我们中谁受到宇宙的惩罚越多,谁的痛苦就越完整,或者说谁就越痛苦。

   我们在遭遇痛苦时,往往会本能地怨天尤人。然而事实上,除了极个别不可抗拒的天灾外,几乎所有的痛苦都或多或少地能从受苦者自身中找到产生的原因。宇宙让你走一条坎坷的路,同时也给了你能够避开障碍的双眼;假如你摔交碰壁,那一定是因为你不够小心。宇宙让你以动植物充饥,同时也给了你能够获得这些食物的双手;假如你忍饥挨饿,那一定是因为你不够勤劳。

   痛苦是我们努力摆脱或避免的对象,但如果我们因此就希望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痛苦,那希望实现的后果将比没有幸福还要可怕。试想,假如我们碰了壁却不感到头晕,那我们不碰得脑浆四溅会停下行进的脚步吗?假如我们生了病却不感到难受,那我们不病得奄奄一息会想到去看医生吗?因此宇宙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犯错而撒手不管的,它用痛苦这只有力的大手,去阻止我们迈错方向的脚步。痛苦就像是栽在山路悬崖边的栏杆,它在我们开车偏离方向时会及时地挡住驶向深渊的车轮。如果我们此时不会不知好歹地去怨恨把车撞坏的栏杆的话,那我们对待救我们于错误之中的痛苦也应当抱同样的态度。每当我们感到痛苦时,我们不仅不应当感到倒霉,反而应当感到庆幸,因为这说明宇宙没有抛弃我们;不仅不应当怨天尤人,反而应当反省自我,因为这说明我们一定是在某些方面出了差错。我们应当对痛苦抱有像对幸福同样多、甚至更多的感激之情。如果我们真想摆脱或避免痛苦的话,那惟一的途径就是老老实实地依照宇宙规律行事;如果我们不能保证做到这一点,那就敞开胸怀,张开双臂,像欢迎幸福那样去欢迎痛苦的降临吧!

   三、自杀

   说到此,也许有人会迫不及待地反驳说,摆脱或避免痛苦的途径还有一条,而且还是更为快捷和有效的一条,那就是自杀。是啊,自杀的确能使我们做到这一点,但问题是,痛苦能否成为我们自杀的理由,我们在痛苦时是否有权力选择自杀。

   因痛苦而自杀的人大都持这样的人生观:人活着就是为了获得或拥有幸福,就是为了摆脱或避免痛苦。我们很难想象,持这种观点的人在面临自以为不可摆脱或避免的痛苦时不想到自杀。假如我们想对这些人做些什么的话,那也只能是说服他们修正自己的人生观,而不是去阻止他们自杀的行为。现在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为了获得或拥有幸福,也不是为了摆脱或避免痛苦,而是为了履行好宇宙赋予的三项使命:生存、繁殖和进化;幸福只是宇宙在我们尽职时给予的奖励,痛苦则是宇宙在我们渎职时给予的惩罚。换句话说,宇宙给我们幸福,是为了告诉我们,我们正行进在正确的方向和道路上;宇宙给我们痛苦,则是为了提醒我们,我们正行进在错误的方向和道路上。我们在遭遇痛苦时选择自杀,就如同汽车或冰箱在出了故障时拒绝修理而选择报废一样。幸好这些东西还没有“智能”到像我们人类这样的程度。假如果真如此,不知作为其创造者的我们会有何感想?如此看来,我们希望获得或拥有幸福并没有错,希望摆脱或避免痛苦也没有错,但如果我们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此的话,那我们可就犯了大错了,因为我们忘记了自己作为宇宙仆人的地位,而俨然以主人的身份,把宇宙控制我们履行其使命的手段当作自己人生的目的去追求了。其后果就是,我们会不去努力履行宇宙赋予的使命而直接向其索要幸福,而在实际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相反的痛苦时,就会走上自杀这条违背我们创造者旨意的绝路。

   然而,那些准备自杀的人也许会这样替自己辩解:我们并非是一遇到困难就选择自杀的,而是在遇到那种自己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克服的困难时,才不得已走上这条绝路的呀。对此,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是否确实像他们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巨大到了无法克服的地步。我们当然不能对所有的自杀原因都持否定的态度,但至少会为那些因失恋、失业、婚姻失败等而选择自杀的人感到遗憾和惋惜,因为这些挫折虽然给当事人造成了极大的心灵创伤,但也绝不像其所认为的那样不能克服。他们之所以会做出这种无法挽回的错误决定,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一、感觉会放大所遇困难的程度;二、“时间”能医治几乎所有的心灵创伤;三、困难像懦夫一样欺软怕硬。尽管还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否认,那就是同样的生活挫折对于能力不同的人意味着克服的难度也不同,就像在面临一堆篝火时,一匹马跨越它只是举足之劳,一只青蛙跨越它则须积蓄全身的力气,而对于一只蚂蚁来说就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了,但这也不能成为一个人在面对生活挫折时放弃生命的理由,因为通过努力和奋斗,他可以由爬行的蚂蚁成长为跳跃的青蛙,甚至是那一日千里的骏马。其次,我们需要让他们明白,一个人绝不可将痛苦作为选择自杀的理由,因为宇宙给人以痛苦,其本意不是为了与人作对,而是为了让人迷途知返。因此,当一个人感到痛苦时,无论这种痛苦有多么地难以忍受,他首先想到的应当是竭尽全力地去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不是简单地一死了之。我们对身边发生的各种自杀案例稍做调查就会发现,降临到自杀者身上的痛苦都或多或少地同其之前犯下的错误存在有因果关系。这正如俗话所说:“可怜之人,自有可恨之处。”试想,一个没有关照好自己身体和灵魂的人,有什么资格和权力拒绝接受宇宙的医治呢?假如他坚持要这么做,那只能是错上加错,宇宙必定会降更大的痛苦到他的身上。与那种安详和平静的寿终正寝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哪一个自杀者在自杀前不是经历过剧烈的思想斗争和精神折磨?在自杀时不是呈现出极其惨烈的面目?在自杀后不是给自己的亲人和朋友造成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

   当然,现实生活中确有一些困难是当事人很难克服的,像至今仍无法彻底治愈的癌症、艾滋病等就是最常见的例证。一个人在处于这种境地时是否有权选择自杀呢?其实,早在公元前四百多年,苏格拉底就不仅用语言、而且用行动给出了一个答案。他在被政府以“不敬国家,败坏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时向他的朋友表示,虽然任何一个有哲学根基的人都不怕死,而是相反地欢迎死,但他却不能自行了结自己的生命,因为那被认为是非法的。他的朋友就问他,为什么自杀被认为是非法的?他回答说:“秘仪中有这么一种说法,我们人类就像是被关押的囚犯,不能解放自己,也不能自行逃跑,这在我看来是一种高级的教义,其涵义很难弄清。……诸神是我们的看护,我们人类是他们的一种财产。……如果你想要你的某个财产去死,但它在没有得到你的通知的时候就自我毁灭了,那么若还有办法,你岂不是要对它表示愤怒而惩罚它吗?……所以,如果你以这种方式看问题,那么我想说我们在得到神发出的某种推动之前一定不能自尽,这样说并非不合理,就像我们现在正在面对的情况一样。”(柏拉图著:《柏拉图全集》第一卷,《斐多篇》,第58页)苏格拉底之所以欣然地接受死亡,是因为在他看来,他的死一不是自主的行动,二不是政府的决断,而是神的命令,政府只是在执行神的命令而已,就像刽子手是在执行政府的命令一样。

   一个人的生命不属于他自己,因为那不是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人的生命也不属于他的父母,因为一个具有如此复杂结构和神奇功能的“东西”,不可能是父母一时性起、母亲十月孕育的结果,我们的确也很难将这种不需费脑设计、不用动手制作的活动同“创造”一词联系起来。那么,一个人生命的所有权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呢?其实这个答案早已存在于我们的心中,那就是创造了我们的伟大宇宙。既然是宇宙创造了我们,那就只有它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主人,也只有它才有权决定我们的生与死。如果一个人擅自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只能说他盗用了宇宙的权力。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高等生物猎杀低等生物的行为呢?这是否像自杀一样也是在盗用宇宙的权力?因为低等生物和高等生物都同为宇宙所创,同归宇宙所管呀。假如我们试图否认这一点的话,那就只有一种解释能为高等生物的行为辩护:宇宙赋予了高等生物杀死低等生物的权力,就如同苏格拉底所认为的,是神赋予了政府判处他死刑的权力一样。既然宇宙可以赋予一种生物杀死另一种生物的权力,那么这个权力当然也就同样可以赋予那些想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个生物。但由此就会引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去判断杀生的权力是宇宙赋予的,还是自己妄加的呢?

   我们知道,宇宙创造出各种不同等级的生物,不是为了某种、更不是为了某个生物的利益,而是其复制规律运行到不同阶段的产物。宇宙不仅要维持其规律在现阶段的正常运行,而且还要将之继续推向下一个更高的阶段,如此不断地进行下去。我们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对那些有利于宇宙规律运行的生物加以保护,对那些不利于宇宙规律运行的生物加以损害,直至结束其生命,就是宇宙赋予的权力。高等生物要想维持自己的生存,必须以某些低等生物为食,而高等生物杀死的又往往是低等生物中的老弱病残者。这意味着对宇宙规律的正常运行,被杀者起到的是阻碍作用,而杀生者起到的则是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高等生物猎杀低等生物得到了宇宙的授权,是“合法”的行为。依此推论下去,一个身患绝症并忍受巨痛的人选择自杀,或者他的亲人要求对其实施“安乐死”,又何尝不是在执行宇宙的命令?而那些为了逃避痛苦或屈于挫折的人选择自杀,又何尝不是在盗用宇宙的权力?

   然而,社会上还有一种自杀却会让我们感到困惑。是啊,我们该如何评价那些在战败后宁可杀身成仁也决不投降受辱的刚烈将士?还有那些为了报国恨家仇而舍生取义的热血男女?也许你会说他们应该坚持战斗到被敌人打死才对。可你这样要求他们是不是过于苛刻和不公道了呢?至于一个人为自己所属社会的利益是否应该付出到舍弃生命的地步,那是我们在以后将要讨论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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