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三谈救救孩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57 次 更新时间:2012-07-18 20: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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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换担架至医院时,四肢已硬……”这是女附中一教师于1966年8月8日2时写给卞仲耘丈夫王晶垚的一封匿名信。

  

  再看,有三、四个学生喊我们:“你们把大便(卞)拉走!”我们进去一看,卞校躺在大门里边过道的地上。头朝北脚朝南。她身上全是水,满地也都是水。有一股腥味。她的脸已经不象样子了,嘴里不停地在“噗!”“噗!”地往外喷着绿色的沫子。身上的衣服已经不像衣服了,白衬衫变成灰黑色的了。她的鞋子已经不在脚上,是放在脚旁边的地上。我们三个人把她抬起来,很沉,很沉。我们把她放在运土的车子上(前面有两根杠子的人拉的车子)……学生指着卞校长对我们说:“你们的主子完了!”又有的学生看着卞校长躺在车子上口里吐沫,又说:“看她在装死!”学生叫我们把卞校长送到垃圾台上去……我们不往垃圾台拉,我们拉到东楼总务处门口……我们问怎么办?没人敢负责。刘医生只是说送医院,但是没人出头送。没人负责,我们两个人怎能送去医院?我们就把人拉到东楼后面院子里我们住的房子前商量,学生觉着人躺在车子上看着寒碜(意即难看),就叫我们用写大字报的白纸盖起来。……后来有的学生叫我们把卞校长送回家,我们说,不认识地方。他们说,你们不会问?有的学生反对往家里送,大概感觉那样推着车子在街上走着不好。这样,人就躺在院子里没人管……大约过了一两小时,才看见邮电医院大个儿的徐大夫来了。有的老师还给卞校长洗了脸,因为脸上不像样子了。后来,是两个老师用担架把卞校长抬走的……这是《记忆》2012年3月31日第82期中,王永海(师大女附中工人,文革中失踪)1966年11月27-28日的谈话记录,这是一份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材料。

  

  卞校长竟是这样离开人世的!真是惨绝人寰/真是惨无人道/残忍/残酷……我不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为好。我心好痛,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而当时,面对这血淋淋的事实,你/宋彬彬是怎样表现的呢?请看王晶垚先生保存的《宋彬彬66年8月5日的谈话纪要》:“八月五日,……听有人说打人还没散,说卞躺在宿舍门口,当时守在身边的有马恬、丁玉英,一直到送医院。我只站在操场这一头,没有过去。

  

  “先说拉到卫生所,然后再请医生来。后来医生来了,不敢看,要革委会证明才给看。当时我认为不会出什麽大问题。有人告我卞在宿舍门口躺着的时候,可

  

  能天己快黑了,记不清了。

  

  “本来想开会斗她,打一打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后来就死了——

  

  “我们当时怕有阶级敌人捣乱,怕有人利用,怕别的学校也会打人,怕问题搞

  

  不清楚,而且卞的线多,人死了对运动不利,还怕有人推卸责任。”

  

  这是宋的《谈话纪要》中与卞仲耘之死的有关部分,词语、段落、标点[包括省略号、破折号]都与原件相同,原文就是这样语焉不详的。不过,字里行间看不出你有一点点对卞校长的负责任、同情或怜悯,倒有企图诿过于客观原因及他人的用心。

  

  写了许多“怕”,只有一个“怕”没有写出来:人死了,你们怕了,终究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杀人偿命”的传统,何况这是文革中第一宗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有了这个先例,以后打死人就如捏死一只蚂蚁那样了,不但无需掩饰,更成为炫耀、吹牛的本钱)!如果你们既没有参与打人,也没有领导或纵容,怎么会怕呢? 后来吴德对你们说“别怕”,也证明你们确实怕了。

  

  把卞仲耘送医院“抢救”,是为了以抢救的假象,掩盖不抢救的真实,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拷问自己的灵魂/扪心自问吧!

  

  (3)根据你们的陈述,在你们向吴德汇报后,吴德说:“这么大的运动,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人死不能复生,死了就死了。还说:你们不要担心害怕,回去要注意保密,不要扩 大影响等等。”第二天刘进向全校广播了此事,包括“死了就死了”这句话。

  

  但是,据说广播内容与你们自己的陈述有所不同,请看王晶垚先生保存了四十多年的材料,这是1967年4月23日,宋淮云回忆1966年8月6日上午刘进的广播讲话的材料,原件为手写的影印件:“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压,死了。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件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可见,当时女附中确实存在一个 “权力核心”,而且是强有力的权力核心,强到可以自作主张地引用毛主席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可见,说“‘要武’在8·18之前就已经产生,只是还没有加冕罢了”,没有错;可见,你们之所以要向全校通报,是要为自己洗清罪过,同时给你们所领导的红卫兵们鼓气。

  

  第三个问题 关于那篇署名为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

  

  你们众口一词说,此文不是宋彬彬写的,宋彬彬也没有改名为宋要武。以讹传讹,把宋彬彬妖魔化,令宋彬彬非常生气……那就让我先提几个问题吧。

  

  (1)按常规,报社/报纸对于所刊载的材料都是必须存档以备后查的,作为党的喉舌、社会良心的编辑/知识分子,四十多年来竟然没有一个人/一群人站出来说一声“是我/我们写的”,而听凭一个对党对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热爱”的女孩承担需要千斤顶才能顶起的责任,这些伟光正的共产党人的良知/灵魂都叫狗吃了吗?即使确实不是你们写的,也应当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向人民大众说清楚啊!

  

  在《想说的话》中宋彬彬说:“ 8月18日下午返回学校后,《光明日报》一位年轻的男记者来采访我”,既然如此,你应当把他“揪”出来。记者采访总应当有这样的开场白:“我是《光明日报》记者XXX,你就是宋彬彬/宋要武吗?” 你见过他,该是知道其姓名的。

  

  (2)既然不是你写的,那些了解你、关心你、地位也够高、“关系”也够广的父母、长辈、亲戚朋友(不包括红卫兵),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一群人助你一臂之力,向报社、向社会、甚至直接向毛主席去反映,而任凭一个无辜的女孩受冤屈/被妖魔化?从1966年的8·18到现在,有几十年的时间够他们/她们考虑,让她们/他们拿出勇气呢!难道是他们/她们根本就没有见过你因此文“非常生气”的脸色,没有听过你对此文斥责的言语——事实是,直到1966年8月底还有个“关系”和你家够密切的人,要“利用‘宋要 武’的名声保自己”,而你也答应他了(见《想说的话》中的湖北省委事件)。可见直到此时,仍没有人看到你为“要武”这个名字“非常生气”的脸色。

  

  (3)既然几十年过去了,前两点都没有成为事实,那么,你就必须扪心自问了:真实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或者,你真的没有写,是写的人的良知/灵魂叫狗吃了;或者,是你撒了谎,说了假话,原因是……;第三种可能,在记者访问时,你说了很多(并不是你一再声明的只有那两句话),后来都被执笔者放到文章中了;还有第四种可能,当时簇拥在你周围的人/红卫兵很多,都你一言我一语地、争先恐后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后来几乎都被记者放到文章中,放到你的名下了。

  

  1966年8月18日毛接见红卫兵的情况,是向全国实况转播的,此外还有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因此,从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那一刻起,到晚上8时新闻联播结束止的这段时间内所发生的一切,全国人民立即就听到/看到了:“今天早晨五时……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英姿勃勃……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这时,在你周围的红卫兵们,哪一个不是兴奋,激动,欢呼雀跃,热泪洒面的呢?当他们争相握你这双毛主席握过的手,表示祝贺时,你和红卫兵们是否有一个表示过/说过“不”?没有吧?《光明日报》那位年轻的记者正是在这个时段采访你的,那篇文章正确无误地反映了你/你们当时的思想感情,对吗?对自己来个拷问吧。

  

  至于说,后来有红卫兵说“你没有资格给毛主席献袖章。”那只反映了你们红卫兵内部有矛盾的事实,那是另一个问题了。在《另一种陈述》中,你说“8.18下午回到学校后很多人过来跟我握手,还有人开玩笑:‘彬彬,你以后就改名叫要武吧!’我说那是毛主席说的,我不配。”首先,这时间不应只是“回到学校后”,还应当包括“在天安门广场时”;其次,这“不配”,是指不配“要武”这个名字。既然如此,作为一个毛主席最最最信任的“革命小将”,为什么当时你不直截了当地对毛主席说“我不配”呢?事后对别人说“我不配”,这不仅是“客套”,一种虚伪的“谦虚”,恐怕还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了。事实是你是以整个事件为傲为荣的。你是写日记的,这便是你当时写的日记:“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一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要武嘛’”(见北美出版的《世界日报》,《文革卅周年祭》系列中孟蔚彦的《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一文)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报纸的做法“非常生气”的呢?只能在8月20日看到这篇文章之后。8·18那天,在天安门上,一介武夫的林彪紧跟在毛泽东身后,第一次向全国显示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以副统帅的身份赞扬红卫兵的“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并向红卫兵布置任务:“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于是,红卫兵们马上“立竿见影”,一离开天安门广场,就杀向社会“破四旧”,使“红色恐怖” 立即达到高潮,延至全国……对此,《人民日报》在8月23日发表了一篇社论《好得很!》。啰嗦这些,是为了说明,8月20日,当你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你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时,你已经目击了“‘8·18’后的暴力升级、打人成风”(见《想说的话》),开始意识到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自己的作为所引发的严重后果,再联想到8月5日在师大女附中的作为,你更害怕了。因此,你对《光明日报》还要扩大你的影响“非常生气”了,开始声明文章不是你写的,你的名字也不叫“要武”,来掩饰“正是你写的/完全表达了你的思想感情/宋要武就是宋彬彬等不可否认的事实,用谎言掩盖真相!

  

  你的好朋友刘进,在《另一种陈述》说:“如果8.18 是我带队上天安门而不是让她去,也许不会发生戴袖章的事,也不会让她在40多年中承受巨大的压力和指责。”这说法,从形式看,不错,因为没有第二个人名字叫“彬彬”;然而,从本质看,错了。由于没有第二个人名字叫“彬彬”,同一种思想感情的表现形式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我在上文已说得够清楚了,你们的红司令下了决心,要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从他下令公布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那天起,他早就选定了“革命师生”/红卫兵做他的马前卒,之后,红卫兵们的表现也让他很满意。这时,他在给江青的信中指责林彪“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其实这正是他自己当时的心态。他在精心筹划,密切观察,等待时机,等待“钟馗”的出现。8月17日,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以“中央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县、团级,并由红卫兵转抄,传遍全国;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次日,8月18日,他就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主要是高干子弟、红五类)……这时,你们这些“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当然接班人,你们这些正处于生命危险时期的红卫兵,就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勇士,急于寻找自己的榜样,寻找自己的领路人。8·18那天,你/你们就“像照镜子一样,从别人那里发现了自己” (马克思语),于是,一拍即合,当你们以红袖章公认他是红司令时,他也赋予你/你们“革命”的特权。这“一拍即合”是必然的,本质是相同的,不管采取什么形式。这里,提个问题:8·18那天,到底是谁决定刘进和宋彬彬带队到天安门广场的?难道仅仅由于你们是女附中的“领导”的缘故?在广场时,又是谁决定宋彬彬而不是刘进上天安门城楼的?由于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等许多权贵的女儿都是女附中学生的缘故,你们是“通天”的,毛对你们的“表现”也是先知先觉的,而你们是在“8月18日的前两天就接到去天安门广场集会的通知”的(见《想说的话》),会不会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请拷问你们的灵魂!

  

  8·18毛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百万红卫兵,把“彬彬”改为“要武”,就轻而易举地达到他的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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