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一宁: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出色的女校学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

——三谈救救孩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357 次 更新时间:2012-07-18 20: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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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一宁 (进入专栏)  

  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和“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人所共知,前者早在《湖南农民考察报告》中提出;后者是在“反右运动”初期提出,并都摘录于“红宝书”中了。

  

  进入1966年后,又在教育战线上执行一些举措:

  

  3月5日,教育部、教育工会联合发出通知:在教育战线上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新高潮。

  

  5月7日,毛泽东审阅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信给林彪,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时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简称“五七指示”)。8月1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6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目前,历史课暂停开设……不论高小或初小都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初小各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高小可学习“老三篇”(《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革中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

  

  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说:“因文革……从本年起,全国高校停止招生。”

  

  7月25日,教育部发《关于印刷与发行小学讲授毛主席语录本的通知》。

  

  在这段时间,紧跟党中央、毛泽东的“精英”们,还编造了许多充满谎言和暴力的艺术作品,以形象化的手段来熏陶你们,感染你们,如,万恶的大地主刘文彩的电影和泥塑群《收租院》;如,大地主周扒皮的故事《半夜鸡叫》等等,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理论,彻底战胜了资产阶级“爱的教育”理论,“恨”战胜了“爱”,在你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仇恨入心要发芽”(样板戏《红灯记》中李铁梅的唱词。全句是: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入心要发芽。)的种子。

  

  这时,你们十六七岁。教育学、心理学告诉我们,十六七岁是好奇的年龄,幻想的年龄,追求的年龄;又叫做过渡的年龄,关键的年龄,困难的年龄,危险的年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叛逆”的年龄。这年龄的孩子,从生理到心理都在迅速成长,他们要重新调整对周围事物的看法,开始产生自我意识,他们在各种情况下进行自我观察,自我评价,自我监督,自我控制,自我动员,自我鼓励,自我命令……这些自我意识,是通过分析他人,逐渐从周围事物中分出自己,再通过分析自己而产生的。因此,马克思说过,人像照镜子一样,从别人那里发现自己。这时的少年,就像站在十字路口的勇士,急于寻找自己的榜样,寻找自己的领路人……这些都是客观的生理、心理的运动和变化。正是这种运动和变化,使他们象冲缺堤防的春天的湍流,忽而横冲直撞,忽而蜿蜒潺湲,忽而无缘无故地放慢流速,忽而又像瀑布一样奔腾咆哮……这些,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无意识的,也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关键就在于学校、社会和家庭的教育和引导(详见半月刊《往事微痕》第23期·《雷一宁专集》·《抢救历史 刻不容缓——救救孩子》一文)。

  

  这些年, 社会、学校、家庭、尤其是那个马克思所说的“别人”,就是为你们的成长提供了这样的外部条件,在你们白纸般的灵魂中打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你们这些祖国花朵的生命激流,就是沿着上述他所安排好的河道奔流的,你们就是这样渡过你们生命的危险期的。

  

  这段时间你/你们的表现,在2007年9月北师大女附中90周年校庆的“荣誉校友”的光荣榜上,有关于宋彬彬的介绍:“宋彬彬在校学习时热爱学习,热爱集体,关心同学,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参加社会工作,高三加入中国共产党。”“热爱学习”,可能是真的。但“爱”是有阶级性的,你热爱的是毛泽东或毛泽东思想所肯定的学说,毛泽东所否定的所谓“资产阶级”的学说,你绝不会爱学也没有可能学,如,“爱的教育”等等学说;“尊敬师长”那就要看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了,随着教师一步步沦为将要被打翻在地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臭老九,你的尊敬只能一步步减少,最终荡然无存;“严格要求自己”也是真的,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及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就是明证;“积极参加社会工作”也是真的,因为那些社会工作/运动都是毛主席号召的。不过,评语所写都不具体,空洞的抽象掩盖了具体的实际。

  

  这些年,你们已由一个幼稚单纯的孩子,成长为满脑子“毛泽东思想”的少年,“头上的角”、“身上的刺”,已经在你们充满躁动的生命中孕育、发芽,“要武”已经产生,正在等待着合适的时间、地点、条件来举行“加冕”典礼,这加冕典礼就是8·18,在天安门城楼上。

  

  第二个问题 八月五日那天师大女附中是否处于“权力真空”状态?

  

  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在工作组撤出之后,学校里不存在一个“权力中心”;《另一种陈述》中,刘进说,学校再次产生了“权力真空”。真的如此吗?还是先看一下8月5日前毛泽东的活动:

  

  1966年2月,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借着想做女皇的江青之口提出“黑线专政论”。

  

  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揪出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干掉了刘少奇司令部的一员大将彭真,解散了“文化大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了由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和张春桥任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并起草了大规模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

  

  5月25日,在康生的策划下,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外贴了出来。当聂元梓等人遭到围剿时,康生派专人密告坐镇武汉(一说杭州)的毛泽东。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北大附中出身于革命干部、工人家庭的一些学生,成立了“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红卫兵组织。

  

  6月1日,身在武汉的毛泽东电令向全国公布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当天晚上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全文播放,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烈火迅猛燃烧。聂也因此成了有名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之首,尽管她当年已45岁,可以当红卫兵的妈了。

  

  6月2日,党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下,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同时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还刊登了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赶出来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进入狂热状态:中央派驻的工作组被轰走了,各校党委的一、二把手成了黑帮分子,批斗出现了罚跪、揪头发、撕衣服、脸上涂墨、搞“喷气式”和游街示众等暴力行为。

  

  是什么使毛泽东下令公开这张大字报?一个月后,他如此解释:“‘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大革命就非要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只有他们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靠革命师生。现在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见谭放、赵无眠选辑的《文革大字报精选》第27页,明镜出版社,1996年8月第一版)。可见,毛早就选定了“革命师生”来做他的马前卒。

  

  6月18日(一说17日),毛泽东秘密跑到他故乡韶山的滴水洞,在那里写了一封给江青的长信,修改好后于7月8日发出。此信当时是不公开的,但以“小道消息”的形式,在民间转抄、传播。信中有这样的话:“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解放后,毛泽东17次游长江,这是最后一次。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他离开了半年多的北京。这半年,毛是在远离北京的地方“遥控”革命的。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刘、周、邓等就派工作组问题向北京市师生员工代表作检讨。之后,宣布撤消他们派往各院校的工作组。在这次有许多“革命师生”参加的大会上,毛“突然”出现。

  

  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中有学生/红卫兵贴出宣扬“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热列称赞他们的作为是革命行动,江青也热情地称他们为“中国的小太阳”。于是,各种名称的红卫兵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在京城的学校里出现。

  

  这些事情说明几点:

  

  第1,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究竟产生于何时?

  

  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于7月底前,最迟迟不过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那天,那于7月31日成立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便是。这是聂元梓的大字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血统论等一系列事件催生出来的、毛泽东所依靠的“革命师生”组织,和聂元梓为首的红卫兵一样,其最高领袖/司令就是毛泽东。硬说“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叫“主义兵”,不是红卫兵,那是诡辩!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接着还来了一个诡辩:“女附中还有一个叫‘红卫兵’的组织,参加的人数较众。这是一个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组织在八月五号已经存在。”上面的证据还不够?那么请看《师大女附中学生陶洛诵2007年证词》: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那一天,我们这些在邢台军训的学生突然被召回,一进学校,许多人目瞪口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白纸黑字的对联贴在宿舍楼门口……原来在我们参加军训的十天里,形势大变……学生按出身血统分为三、六、九等,什么红卫兵、红外围、黑五类子弟等等。红卫兵的出身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才行。”

  

  再看,你们的同学,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长篇回忆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的话:

  

  “(7月下旬)混乱就这样持续了一个多月。一些学校中出现了红卫兵组织,批判校领导、揪斗‘黑帮’和‘牛鬼蛇神’的行动不断升级,发生了体罚和打人。中央文革人马频频到各校煽风点火,鼓吹造反。……在强烈刺眼的灯光照射下,江青那‘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向红卫兵小将致敬’的尖声叫喊……显得那样的得意、狂妄和不可一世。” “7月29日,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消工作组……作为学校的红卫兵代表,我也参加了那次大会。……毛泽东令人意外地出现在大会堂的主席台上。……会场立时沸腾,红卫兵小将们因震惊兴奋而激动欢呼,一个个热泪洒面。”(见该书第二章《祸起萧墙》)邓榕不仅自称“红卫兵”,还参加了这次大会,你/你们呢?

  

  “8月初,一些中学红卫兵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立即掀起了一场关于‘血统论’的大辩论。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支持对联的立场……”(见该书第三章《炮打司令部》)

  

  你们谁说的不是真话?拷问自己的灵魂/扪心自问吧!

  

  至于说这是“一哄而起、较为松散的‘组织’”,也许当时确实如此, 但是,共产党、毛泽东的教育/教导早已把你们拧成一股绳,使你们嗅到《炮打司令部》散发出来的火药味时,能够“立竿见影”地起来实施暴行、宣扬暴力。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也说:“没有了工作组的约束,唯一的权威就是‘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成为当时最流行的语录 和对‘革命’最权威的诠释。要革命,就不能‘温良恭俭让’,这是当时的信条。可以说,八月初的女附中达到了最高领袖所希望的‘乱’,而‘乱’和暴力如影随 形。”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整个文革期间,红卫兵都不是铁板一块的组织,其内部不仅存在各种各样的派别、矛盾,还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 有时还是真枪实弹的。可是,无论哪一派,都高举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旗号。

  

  你们硬要说女附中的红卫兵产生于8月8日筹委会成立之后,目的只是为了证明8月5日那天女附中是“权力真空”,卞仲耘之死与红卫兵无关罢了。且看你们自己是怎么说的吧:在《我看卞仲耘之死》中,叶维丽说,“改名换姓(指把‘学代会’改为‘筹委会’)就是为了脱离和工作组的关系,‘重打鼓、另开张’,‘名 正言顺 ’地管理学校事务”。在《想说的话》里,宋彬彬说,“按工作组在校时学生代表会的思路,由刘进担任筹委会主任,我和 其他几个同学担任了副主任”。在另一处又说,“8月19日刘进和我写大字报声明退出筹委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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