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励:“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审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1 次 更新时间:2012-06-21 09: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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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励  

  学者们的批评质疑都是针对这三次“严打”而言的。孰不知。“严打”集中统一行动并不是“严打”的全部,因而,质疑“严打”其立论起点不清,导致的结论也大多没有说服力。还有的学者从刑事政策视角把“严打”集中统一行动视为“严打”方针。从我国实际情况看,自1983年“严打”起,“严打”政策就已经成为我国刑事政策的重要部分,起着引导刑事立法,司法活动的作用。[1](P68)这实质是把1983年的“严打”集中统一行动认为“严打”方针的起点。这也必然导致对“严打”刑事政策的全盘否定。

  误读之二,把新时期刑事政策片面化理解,使“严打”刑事政策出现了越位、膨胀的现象。全国五大城市治安座谈会是在政法系统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情势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确定了新时期的刑事政策。彭冲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市治安座谈会所解决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三条。一条强调了要全党动手,依靠群众抓治安,实行‘综合治理’。一条是明确地提出了要纠正打击不力和打击不及时的现象,对极少数重大的现行犯罪分子要依法从重从快惩处,对犯罪活动的嚣张气焰要集中打击,下决心把它压下去。一条是强调对大多数一般刑事犯、违法犯罪分子区别情况处置,特别是对失足的青少年要实行教育、感化、挽救。”[17]彭冲同志所讲的三条实则是新时期刑事政策的高度概括,即总的刑事政策和“两极化”政策,而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认为我国不存在“两极化”政策。如蔡道通博士在《刑事法评论》第11卷撰文,把中国刑事政策定位在“抓大放小”;游伟教授在《上海法制报》(2002年10月21日)撰文“‘严打’政策的走向分析”,认为“严打”应走向两极化;李希慧博士在《检察日报》撰文“确立‘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这实质都认为我国不存在“两极化”政策。在实务界甚至连总的刑事政策都忽略或轻视了,缺乏对我国刑事政策的整体和层次的把握,片面地强调打击。自1983年开展“严打”战役以来,从未停止过,几乎成为维护社会治安的唯一手段。对“严打”的片面追求,造成了“严打”这一具体刑事政策的越位、越权和恶性膨胀;造成了对预防犯罪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极大漠视和忽略。实质上是以“严打”代替基本刑事政策和总的刑事政策。总的刑事政策的统帅和灵魂作用与基本刑事政策的指导地位让位于“严打”,变成了“严打”这一具体刑事政策的附庸和陪衬。

  误读之三,‘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变成了一极化、片面化、极端化。如前文所叙,在学界倍受推崇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我国早在1981年就已经提出,而且在1983年“严打”战役之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1983年“严打”战役之中决策层也反复强调要在“严打”的同时对轻微违法犯罪青少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近几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下决心组织几个战役,按照依法‘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精神,对犯罪分子毫不留情地予以坚决打击,才能震慑犯罪分子,教育挽救一大批失足青少年,更好地贯彻执行对社会治安进行综合治理的方针,扭转目前的不正常状况”。[18]可见,“严打”不是目的,“严打”只是手段,其目的是要教育、挽救、感化一大批失足青少年。但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忽略了我国“两极化”的刑事政策。理论界只是注意到“严打”战役的不足之处,而没有充分论证我国另一极刑事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使得我国刑事政策的“轻轻”一面长期处于冷漠和遗忘之中,没有理论上的建树。实务界自1983年“严打”战役以来,已经形成了“严打”的惯性思维,在急功近利的心态下,在政绩工程的利益驱动下,“严打”战役成为应对犯罪的唯一手段。由于过乱、过滥地盲目进行“严打”战役,“严打”中存在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并产生了一系列的负作用。“严打”在某种意义上是在浪费司法资源;“严打”将会导致重打轻防的倾向;“严打”容易导致司法不公,甚至出现错案;“严打”破坏法治,难以形成良性的法律运行机制等等。笔者认为,除了上述现象外,在刑事政策视野中其最大的弊端是使我国与国际接轨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受到破坏,走向了“重重”的一极化、极端化。

  从不同层次主体划分还可以表现为决策者、理论者和实务部门的误读倾向。

  其一,决策者的误读。决策者即刑事政策的制定者。从这一主体的误读倾向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犯罪的规律缺少认识或认识不全面,注重经验性决策而缺少科学性。犯罪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社会现象,其发展的规律是时起时落,当社会发生变革时必然要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其中也包括犯罪量的变化。对此犯罪态势一方面要认真分析产生的原因,另一方面要客观全面地分析,同时要冷静地对待,既不能惊慌失措,也不能盲然所措。但在我国社会转型期犯罪率升高的情况下,我们又在消灭犯罪的理念指导下,试图毕其功于一役,希望通过一二次战役从重从快,一网打尽。这种急功近利的决策必然留下许多漏洞和出现问题。但这并不能说明“严打”战役是错误的,如果不扫荡在社会面上的犯罪分子,任其横行霸道,为非作歹,社会是不会安宁的。假设当初我们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科学化的决策,在不放弃总的刑事政策并加强预防犯罪工作的前提下实施“严打”之策,情况不是会更好吗?二是决策者对“严打”的期望值过高,目标缺少科学性,使“严打”的成效在高目标下显得底气不足。改革开放之初的80年代,试图通过大力整顿社会治安,使社会治安秩序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然而由于改革开放,社会转型使诱发犯罪的因素增多,恢复到历史最好水平只能成为不切实际的梦想;1983年又提出“三年为期、三个战役,争取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目标。应该客观地说,通过集中“严打”,确实有效地刹住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遏制了严重的犯罪态势,1984—1985年案件有所下降。[19]但社会转型的重大冲击打破了计划经济依靠行政管理的模式,全面改革开放打破了静态的社会,到1986年后犯罪又开始上升,“根本好转”成了泡影。随之又将目标修改为“争取社会治安明显好转”。[20]然而犯罪的态势并没有达到明显好转的理想状态,继而又提出“使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有一个新的突破和大的进展”和“从根本上争取社会治安进一步稳定和好转”“维护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的目标。如何好转和持续稳定?什么是好转和持续稳定?好转和持续稳定的标准是什么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从“根本好转”、“明显好转”到“稳定好转”、“持续稳定”,目标一变再变,一改再改。其间的缺少科学性倒是根本的、明显的、持续的。到了1991年,随着对犯罪的科学的认识,不是为了消灭犯罪,而是为了控制犯罪,[21]提出了较为科学的目标:社会稳定,重大恶性案件和多发性案件得到控制并逐步有所下降,社会丑恶现象大大减少,治安混乱的地区和单位的面貌彻底改观,治安秩序良好,群众有安全感。“[17](P2)后来又进一步科学化为:力争尽快遏制住刑事案件继续大幅度上升的势头,使重大恶性案件得到控制,进而把发案率控制在相对稳定的幅度内,使城乡社会治安明显改观,社会和群众的安全感逐步增强,并实现持续稳定的社会治安局面,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创造出更加良好的社会环境。”[22]可见,刑事政策目的的科学性将影响刑事政策的科学性、有效性。所以在正确认识刑事政策的阶段性前提下,必须坚持科学性。科学性是制定和实施刑事政策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其二,理论者的误读。理论界和学术界的误读倾向也是比较明显的,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我国刑事政策研究的不深,没有把握新时期刑事政策体系的全部内容,而妄加评论。如前所述,有的学者对我国是否存在“两极化”刑事政策都不清楚,而套用国外的“两极化”刑事政策意图提出学者的理论建构,细观之这种建构并没有出1981年我国提出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左右。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应该先把中国刑事政策理论梳理清晰,然后再反思和重构才具有理论的底蕴,其构思也才能具有理论张力。二是理想化、情绪化的成份较浓。要么全盘否定三次集中打击;要么推崇西方国家的轻缓化。孰不知,在西方国家同样也有对严重刑事犯罪的严厉打击,不然怎能有“重重轻轻”的两极化政策。[23]正如杨春冼、余诤所论述的,“‘重重’政策的直观表述其实就是‘严打’,换言之,‘严打’政策在20世纪后半期已在世界各国刑事政策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不过,‘严打’政策毕竟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针对上述轻缓型的基本刑事政策所采取的一项具体的刑事政策。”[24]对此我同意王平博士的看法“严打对于控制犯罪率的上升只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不是全部作用。而且谁能证明并且保证如果不‘严打’,犯罪率不会以更快的速度上升呢。学者可以轻松论证‘严打’的种种弊端,但决策者却不能也不敢放弃‘严打’,如果‘不严打’的试验不成功,其后果是难以想象的”。[25]如果学者们换位思考,假如你是决策者,在犯罪高发的态势下你又如何处置呢?依笔者之见,应该严肃、客观、冷静地分析我国刑事政策(包括“严打”政策)的得失,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其三,实际部门的误读。政法实际部门是刑事政策的主要执行者,对于贯彻执行和实施刑事政策具有重要作用。在实施刑事政策的过程中,政法实际部门的误读倾向严重地影响了“严打”的效力和功能。其主要表现是一面倒、片面化、绝对化,使广大政法干警习惯于“严打”思维,只会使用“严打”的手段,其弊端突出表现在:在工作部署上出现盲目性,斗争方式上强调统一行动,具体操作时“一刀切”;干警厌战,基层基础工作削弱;多头部署,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任意确立严打对象,打击的重点不够突出;片面追求打击数量,弄虚作假现象十分突出;缺乏扎实细致的作风,形式主义严重。

  (二)“严打”刑事政策要随着社会情势的变化而变化

  “严打”刑事政策是在20多年前提出的,而在20多年后社会的情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若使“严打”继续发挥其政策的威力,就应该对已经变化的社会情势有所体认,方能解决“严打”与现时情势不相适应的状况。否则,就会导致削足适履的后果。

  其一,目前的犯罪形势已与1983年提出开展“严打”战役时有所不同。1983年“严打”战役主要是集中扫荡“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犯罪分子,所以提出了“从重从快,一网打尽”的要求。这些犯罪大都带有“文化大革命”“打砸抢”的特点,流氓滋事、流氓团伙较多。就发案数来看不及现在的1/3,就犯罪的性质、手段和严重程度都不及现在的犯罪。当前的犯罪隐蔽性强,反侦察能力强,并带有政治性(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国际性(恐怖主义犯罪)、暴力性(爆炸、持枪犯罪等严重暴力性犯罪)。这就使得我们以战役形式应对犯罪是难以奏效的。据某省公安厅统计:在该省严打整治斗争第一阶段中,被群众直接抓获和扭送到公安机关的犯罪嫌疑人只有853名,群众检举揭发的犯罪线索也仅有6073条;而1983年“严打”第一战役第一仗期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5810名和21.6万条。[26]这足以说明犯罪情势的变化与“严打”战役适用的不协调性。

  其二,随着一元社会结构向二元社会结构转型,“严打”战役的社会基础发生了变化。如前文所述,“严打”战役是国家至上理念的产物,适应于一元化的政治国家。经过长达20余年的改革,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对分离为特征的二元社会结构体系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壮,充分显现出二元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并具有明显的表征: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不再具有同一性,由于财产关系成为市民社会生活的主要因素,市民社会形成了自己的运行逻辑,这种运行逻辑强调市民社会的自主地位和自治能力,反对政治国家对社会生活的过度干预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专制主义倾向。因此,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目的指向,政治国家的全部目的在于使市民社会的自主地位和自治能力得到维护、促进和发展。同时,市民社会是政治国家的基础所在,政治国家不过是实现市民社会目的的必要而不可缺少的手段而已。虽然这些特征仅仅初露端倪,以政治国家为核心的一元社会结构体系还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二元社会结构体系也还未取代一元社会结构体系。但是,中国已经开上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二元社会结构体系取代一元社会结构体系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必然。[27]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国家控制与预防犯罪不再是孤家寡人之事,不再是国家的强行推销,因为市民社会出于自身利益保护的需要,更急迫需要参与对犯罪的控制和预防。市民社会的兴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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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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