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凡兴:各国社科知识分子四大智力盲区

——001版(征求意见稿)2012年6月5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4 次 更新时间:2012-06-05 21: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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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凡兴  

  马科斯、藤森、卡拉季奇、卡扎菲、……他们都以镇压反对派而著称。

  

  《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一书提出了这样严峻的问题:20世纪知识分子是否对重大事件并由此对国家的历史产生过影响?他们是20世纪一切伟大事业中的勇士,还是堂吉德式不负责任、三心二意的人物?甚至是社会骚乱的根源和国家解体的起源?

  

  有人说,难道社会不需要批评、批判吗?

  

  社会当然需要批评、批判,但不仅仅是批评、批判!社科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科学态度大概应该是这样:不但提出问题,也提出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且认为自己提出的问题解决办法不过是一种假设,究竟它们是否可行,需要用招标竞赛和“服从多数、保护少数”的原则来选择。

  

  21世纪,掌权者、社科知识分子与大众,对社会问题应该承担各自不同的责任,基本分工可能如下:

  

  

  

  还有人说,在目前情况下,掌权者不跟你讲道理,你提的建议他们根本就不听,知识分子除了批判之外,还能做什么?

  

  必须承认,在重大问题上,人类整体还处在半野蛮阶段,因为人类还没有创造出就所有重大问题讲道理的多数认同的方法。在目前情况下,社科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是:尽快创造出讲道理的多数认同的方法,然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种讲道理的方法,使大多数人认识到,在重大问题上,只有采用充分讲道理的“招标竞赛”方式去寻找解决办法,并将获胜方案进行局部试验,不断改进,才可能使所有人(或最大多数人)获得可持续的最大利益。只有这样,人类才可能建成一个讲道理的、尽量减少损人害己的、可持续生存的国家和全球社会。相反,采取批判和对抗的态度,只能引发暴力,只是损人害己或损国害己,没有出路。

  

  

  

  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智力盲区4:

  

  不知道掌权者的损人害己行为是人类整体无知的表现,不知道掌权者也是人类整体无知的受害者,以为专制独裁者的罪恶行为是社会问题的最终原因,将知识分子看成专制独裁的受害者和控诉者,不但无助于解开霸权死结,也使知识分子继续成为无知愚蠢的牺牲品,或悲观绝望者。

  

  1、任何个人、党派、、种族、国家、宗教,乃至整个人类,对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认识,永远都不可能全知全能,永远都有这样那样的无知。如在很长时间内,人类一直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甚至将指出这种错误的布鲁诺活活烧死。又如美欧国家至今不知道如何对现有民主体制进行版本升级(参见:《美欧民主的四大缺陷》),……

  

  2、很多社科知识分子总把自己看成是受害者,将掌权者看成施害者,而没有认识到,人类目前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是人类整体无知的表现,掌权者也是人类整体无知的受害者。

  

  柏杨在《帝王之死》一书中写道:从公元前2698年,到公元1945年,共4643年,中国共出现了83个王朝,共有599个帝王。其中三分之一的帝王死于非命,不是因疾病的缘故而死,而是被绞死,被饿死,肚子上被戳个洞,等等手法,霎时毙命。他们在惨死的时候,大多数都如猪如狗,丑态毕露。

  

  朱星在《中国皇帝评论》一书中,根据《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以及从秦始皇起直到清末的其他史料,对二千多年的封建皇帝的死因进行逐个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皇帝多数不得好死,中外都是这样,原因不外:1)亡国被杀,2)被篡位,3)被仇杀,4)纵欲服药暴亡,5)夭折。而夭折的原因往往是:年纪轻轻就必须承担一个国家的重任,力不从心,压力很大,非常焦虑,尤其是一个王朝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更是不堪重负,于是,中国很多皇帝年纪轻轻就死了,如明朝的崇祯皇帝,清朝的咸丰皇帝、同治皇帝、光绪皇帝、…… 另外,也有些人不想当皇帝,但不得不当,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人不得不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时,是很不快乐的。

  

  在《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一书中,张宏杰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表面上中国皇帝权力巨大,荣耀无比,实际上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们不幸的根本原因: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很多国家的专制独裁领导人都遭遇了悲惨下场,如墨索里尼被曝尸街头、希特勒被迫自杀,日本一批战犯被绞死,齐奥塞斯库的身体被士兵们打成了筛子,萨达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丢尽了脸,卡扎菲死之前和死之后遭受羞辱的画面在全世界传播,…… 《领袖悲剧教训集》、《终极审判——16位被推上被告席的国家元首》、《终极流亡——15个亡命天涯的国家元首》、《终极刺杀——15位被行刺的国家元首》等书,记录了这些悲剧人物一生的经历与最后的下场。

  

  3、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说:政治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在“向无知与偏执挑战”一文中,钱满素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无知同样也是力量。当千百万民众被无知与偏执驱使时,他们干的蠢事还少吗?虽然人类的经验与思索已经记录在案,本可引以为戒,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在重复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

  

  2011年11月,张维迎在“多数人的无知和少数人的无耻带来灾难”的演讲中说:人类为什么会犯错误?我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的无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无耻。如义和团运动,全民的无知,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运动加强自己的统治,既包含着无知的一面,也包含着无耻的一面,还有我们的大跃进,……

  

  当知识分子对重大问题茫然无知、不知所措时,或知识分子向掌权者提供片面的或错误的思想时,掌权者就不得不表现恶劣。中外历史上一些最著名的“坏事情”、“坏主义”或“坏政策”,都是由知识分子提供“坏思想”而产生的,如:

  

  

  

  4、看看社会的求职、招聘市场,几乎所有职业都要求求职者有专业知识。但对最复杂最艰难的国家领导人这个职业,世界各国至今没有产生有关的专业知识。如在国家民主问题上,人类不但至今没有形成世界各国民主的共性知识,更没有将世界各国民主的共性与本国特殊性相结合的科学知识。因此,像萨达姆和卡扎菲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他们不能将自己的国家建成民主国家,他们的命运只能是:给全国老百姓带来一定好处之后,却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大量平民死伤、无数人成为难民),自己也成了悲剧人物。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是地地道道的利比亚人,出生在一个以部落为基本单位的国家,当我们推翻了皇帝,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我们会怎么做?如此换位思考一番之后,我们将发现,像卡扎菲这样出身和经历的人,怎么可能“无师自通”将一个部落国家建成一个民主国家?像萨达姆这样出身和经历的人,怎么可能“无师自通”将一个有着严重宗教冲突的国家建成民主国家?因此,从更深层次的原因去分析,萨达姆和卡扎菲是人类关于国家民主化的知识还支离破碎、互相矛盾、很不成熟的牺牲品。(此观点可参见《美欧民主的四大缺陷》、《中国民主改革的六大世界性难题》等)

  

  如果人类关于国家民主的知识已经比较成熟,当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希望自己和老百姓都获得可持续的最大利益时,他们不但能够得到《民主使用说明书》和《民主维修手册》,也能获得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专业咨询服务。那么,老百姓和国家领导人遭遇不幸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减少。

  

  使国家民主的知识变为像管理学那样的科学知识,是21世纪社会学科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小结与建议:

  

  1、《积极和平》一书的作者巴拉什和韦伯引用维克多·雨果的话说:当一种思想已经成熟时,任何军队都无法抵抗它的力量。

  

  人类认识自然与利用自然的活动成为科学300多年后,人类认识社会与改革社会的活动将成为科学的思想,也已基本成熟,它们是:

  

  如要尽量避免损人害己和共同毁灭,如要创建一个可持续生存的人类社会,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世界各国和所有人,必须共同努力去追求最大的共同利益:建立一个“服从多数、保护少数”的民主法治全球权威,以解决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认识冲突。尽管少数国家或少数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对这个人类最大的共同利益,一旦某国或多国用“根本问题—招标竞赛—局部试验—不断改进”这个科学模式,发现了全球的“多数人价值”,并与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树立起它的全球权威,就谁也无法阻挡它。

  

  2、建议世界各国的一流大学与政府合作,就社会研究的“科学—有用”问题,借鉴1787年美国制定宪法的方法,招聘一批人在一起讨论、争辩、竞赛几个月,先拿出一个初步方案来,然后相互之间开展竞赛。讨论竞赛的问题大概应该是以下这些:

  

  A、核心问题:社会研究是否必要与可能解决“科学”与“有用”的严重对立?

  

  B、从核心问题中分解出若干中层问题:

  

  (1)什么是科学?科学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客观现象”,还是既包含人的创造性,也有一定客观基础的“主客观现象”?

  

  (2)科学的主要含义是否指“方法”和运用该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多数认同”能否成为科学的最低标准?

  

  (3)科学是否既有狭义的科学,也有广义的科学?既然物理学中既有绝对时空的牛顿力学,也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数学中既有常量数学,也有变量数学,既有欧氏几何,也有非欧几何,既有唯一性数学,也有概率论,为什么科学就只有唯一的一种(自然科学)?

  

  (4)世界各国和整个人类目前面临危如累卵的众多问题,人文社科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在其中承担什么责任?是否应该对它们竭尽全力?“竭尽全力”的评价指标是什么?

  

  (5)人类的价值是否至少可分为“少数人价值”和“多数人价值”?对“多数人价值”是否必要与可能进行科学研究?

  

  (6)如果人类认识社会与改革社会的活动可能成为科学,基本内容是什么?怎样实际运用?突破口在哪里?目前应该与可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3、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特别向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台湾大学等中国一流大学校长、社会学科有关系所领导人和教授们建议:

  

  (1)当今世界各国和整个人类都面临太多严重问题,很多人都在谈论这些问题,但谁也没有办法。很多迹象和理性分析表明,人类即将在认识社会与改革社会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希望中国的一流大学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极好机遇,尽快招揽培育人才和抢占思想创新的制高点或优先权。

  

  (2)很多人都说,中国文化将对21世纪的人类社会做出贡献。如果的确具有这种可能性,唯一途径是将中国的宏观整体思维和两极和谐思维方式与西方的“不断分解的还原法”和“经验实证”等有机结合,人类才可能找到脱困之道。希望中国一流大学校长们认识到,在认识宏大模糊问题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确具有优势。但机会转瞬即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个人对人类重大问题的认识,必然存在很多盲点、片面性和错误,只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尽可能多同仁对本文进行批评、补充、修改和版本升级,邮箱:fanxinghe2002@163.com 非诚勿扰。

  

  

  注释:

  

  [1]、引自:[英] 汤恩比 《历史研究》三卷本,曹末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8月。

  

  [2]、参见:王太庆等编《西方自然科学原著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 93年11月版。

  

  [3]、引自安·兰德 《谁需要哲学》 张旭东译 华夏出版社 2010年7月。

  

  [4]、引自:[美]罗伯特?默顿 《论理论社会学》 何凡兴等译 华夏出版社 1990年版65页

  

  [5]、引自:[美]T?阿贝尔 “关于社会学理论的未来” 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英文版 1981年第2期。

  

  [6]、见 《华商时报》 94年6月17日。

  

  [7]、[美]R?H?特纳 “美国社会学面面观” 载《国外社会科学》90年第12期 59页

  

  [8]、在《论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淡化》一文中,陶文昭引述了很多欧美人士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批判”的观点,如:

  韦尔德认为,从希腊智者学派晚期开始,知识分子就习惯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中那些被认为天经地义的说法和价值提出疑义和挑战。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对法国大革命做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成为革命热情主要源泉的各种因素,都是受到知识分子的见解以及他们发表在“政治团体”上文章的影响。

  法国另一位著名学者德梅斯特尔在19世纪初分析大革命时写道:那些所谓的哲学家都具有某种狂热的、叛逆的傲气,他们对任何权威都指责。美国的里德指出:学者大多是反对现状的,学者对于政治的首要功能,就是反对现行的一切。

  班迪克斯说:在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是那些受过教育并且批评这个世界的人。科塞说: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看来他们对现存一切永远不满。

  霍夫斯塔特指出:在现代观念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一个单独的政治力量,甚至知识分子这个词本身,都是以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异议为特征的。

  阿隆写道:批判现存秩序的倾向,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职业病。熊彼特则说: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吹毛求疵, 并且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们靠批判为生,他们的整个地位有赖于蛰人的批判,因而批判态度是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人的标准之一。

  梅兹格认为:知识分子是不断批判社会和自我批判的人,不论他们的待遇好与坏, 也不管社会的发达与退步,他们因对现实的不满而继续批评下去。当代著名学者亨廷顿写道,知识分子的背离是革命的预兆。知识分子是天生的反对派,他们在社会舞台上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潜在的革命作用。

  希尔斯认为,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就是反对既存的权威。……

  

  [9]、引自:刘国柱 《希特勒与知识分子》 时事出版社 2000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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