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关于我国若干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92 次 更新时间:2012-05-28 0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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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促进“两型社会”建设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五是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寻求其促使房地产业沉稳健康发展,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配合省以下分税制建设和优化再分配机制等多种正面效应的发挥。房地产税改革应该总结上海、重庆试点以及10城市“空转模拟评税”试点等经验,凝聚共识,渐进推动,在保证不同利益诉求在较充分的理性讨论氛围里得到表达的同时,使不动产税在我国高端住房保有环节税收框架的建立中,能够取得积极稳妥的进步而渐趋于成型。

    

  三、“汇率陷阱”、人民币国际化及金融发展

    

  中国的现代化崛起,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先例不同,既不可能依靠大量海外殖民,也不可能依靠发动战争侵略掠夺,只能依靠经济手段,在弥合自身二元经济过程中竞争求强于国际大舞台之上。这就涉及到如何对待汇率陷阱、人民币国际化及金融发展等重要问题。

  所谓汇率问题,是一个包含经济和政治因素的综合问题,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影响它的往往是政治因素在先。这是因为,其实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希望对汇率施加影响,都希望自己能“操纵”,实质的问题便是谁更有实力去真的操纵。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对汇率有影响实力的,首先是国际储备货币(均以主权货币作为硬通货)背后的政治主体。虽然美国官方声称美元政策是由美联储决定,但实际上美联储所标榜的中央银行地位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真正最有实力操纵汇率的无非是掌握“世界货币”霸权的美国政治决策体系。美国可以在自己以金融衍生工具过度发展后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惹起世界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飘摇之后,来一轮又一轮地“量化宽松”,通过开动印钞机给本币注水,狠狠“操纵”一把,让全世界一起来埋单,化解金融危机实际造成的损失。既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元的头号硬通货地位仍没有丝毫改变,这种通过实力比较关系形成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是国际竞争中的真实图景,也是中国无力改变的。我们必须认识到汇率和政治问题必然联系在一起,“汇率政治化”往往是不可避免的竞争手段,要在博弈的过程中与美国讨价还价,并争取反过来去制约它。中国和美国,一个是高端,一个是低端;一个是世界的头号强国和世界货币霸权的持有者,一个是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两者间的经济循环,事关各自的核心利益。

  说人民币汇率低估,依据在哪里?光看贸易盈余肯定不妥。中国对美国是盈余(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有许多东西不肯卖给我们)、对很多发达经济体是盈余(也有不肯卖的原因),他们便找一些说辞对人民币汇率进行施压式指责,骨子里正是国际上的利益竞争,是国家意志的竞争。当然,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大趋势还是越来越理性,实际在国际竞争的底线上还是越来越认同争取共赢的局面。

  面对动辄升级的汇率争端,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审时度势,在战略上,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还必然应当继续坚持“韬光养晦”的精神实质(表述上可变动调整),不能打破最基本的战略均势。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不同阶段、不同场合的情况,但我们总体上要有隐忍的基本态度。我们要在中国逐渐于更大程度上加入“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尽量争取多数,树立大国形象,力求化解敌意,获得更多认同。同时,我们也要讨价还价。这种博弈就是一轮又一轮的讨价还价。往往争议变得激烈之后又在明里暗里的讨价还价之中平缓下来。关于如何讨价还价,有很多方案需要进一步细化,要形成从短期到长期的全套要领。从历史进程看,时间在中国人这边,时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我们应在和平发展的努力中,一直发展到我们也有实力参与“硬通货”俱乐部和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些我们是从政治角度进行的考量。

  但政治角度之外,还必须要考虑到经济角度。从经济角度考虑,从中长期看,需要使汇率机制更为市场化。因为这有利于资源配置优化和产业升级换代。在积极稳妥推动市场化的时候,没有必要把细节过分政治化,每一个动作都贴上政治标签。如恐惧哪怕是很小步的汇率的升值浮动,是不是过分政治化的一种表现?我们需要如实地分析说明经济因素和权衡相关利害。

  中国汇率机制市场化的进程,必须是渐进的,因为它与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人民币的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有内在联系。也需要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通盘把握,以减少调整过程中的震荡冲击。这几年我国劳动力成本在上升,这不完全是坏事,它能逼着我们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汇率上适当使人民币升值,也是如此。最终形成较充分的市场化形式的汇率机制,也成为我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之一。

  人们已越来越多地讲到“人民币的国际化”,我认为这一概念合乎逻辑地引出的正面表述,一定要落到经济学理论考察的“货币功能”范畴的世界货币概念上去。具有世界货币这一功能,直观上说,就是某种货币要成为世界上“硬通货俱乐部”的一员,到哪里,人们都可以无条件地接受它——也就是说人民币的国际化目标,必然需要落实到它在“硬通货俱乐部”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按这样一个定义来理解,当然这是要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最后自然地实现的人民币的一个远景目标,这个目标和当前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还非常明显。但是,现在确实看到了一些人民币国际化的端倪与进展,现在已做的人民币跨境结算等等这些发展中事态,却不等于国际化。真正要实现国际化,除汇率市场化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前提是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只要大量的投资活动涉及人民币时是要接受管制的状态,那么推论一下,国际各方面怎么可能欣然接受人民币作为自愿保有的硬通货?当然如果实现了可兑换,以后真正的国际化也还要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在机制上需要做好两点。第一,汇率机制要更充分地市场化。在大的方向上,汇率形成机制要更多地向市场化运作去靠近,使汇率在很大程度上回到经济的定位上来,以发挥资源配置信号的作用。第二,创造一系列条件,使人民币实现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从亚洲金融危机到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国之所以不像其他经济体那样担心热钱的巨大冲击,就是因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自由兑换,这就使那些快进快出的短期资金、热钱碰到了一道“防火墙”。即使部分资金有办法绕过这道防火墙,但能绕过来的量就很有限了,不足以掀起较大风浪。但是,这道“防火墙”不可能永远存在。只要世界认同了中国的崛起,那么人民币必然要走向世界化,而一旦如此我们必须就自己把这道防火墙到拆掉,以便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资本项目下可兑换后,人民币也就具备了变成硬通货的必要条件,之后还要水到渠成地去积累、培育其充分条件。

  今后中国的金融发展应该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在全面开放过程中,中国应做好自己的事情,着力实现金融开放、金融深化和金融创新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邓小平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我的解读是金融构成现代经济的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心血管系统),服务于整个实体经济,并使其始终充满活力。但泡沫化的金融却不再是“核心”,反而变成了“空心”。因此,我们必须避免金融走向过度泡沫的状态。但从现实来看,中国在金融深化、创新上的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在衍生工具的应用和发展上还只是探索性的。金融危机后,处于“研究生阶段”上的美国是需要“去杠杆化”,而处于“小学生或初中生阶段”上的中国则总体上应当合理地“加杠杆化”,以促进金融深化。

  第二,在金融深化和创新中,必须实施金融多样化的改革,形成商业性融资和政策性融资对实体经济支持的全覆盖。中国金融不应只是进行总量上的调控,还需要从各个层面予以多样化。无论是支持经济增长点、实施区域战略,还是作为对三农层面、小微企业层面、研发创新领域等对金融需求的回应,多样化都不可避免。前段时间出现过的温州企业群体性的资金链断裂问题说明了三个势在必行。首先,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和相关的机制建设势在必行。温州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没有处理好,遇到“天花板”后资金循环偏向于“炒房团”式的投机,在大局面骤变后,最终导致了在金融链条方面的问题,这充分说明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和相关的支持机制建设势在必行。其次,金融多样化的综合配套改革势在必行。在以温州为代表的长三角、也包括珠三角等前三十年经济增长强劲的区域,金融多样化的综合配套改革势在必行,否则无法适应发展新阶段升级换代、加快方式转变的要求。在多样的金融支持可以把传统正规金融与民间新兴金融合成体系后,才有望形成实质有效的金融深化和可持续、有主导性作为的金融支持体系。再次,在中国构建政策性融资体系势在必行。如何兴利除弊、防止设租、寻租现象是一篇大文章。温州的高利贷问题说明,要保持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增长极的可持续性,金融多样化改革必须建立常规金融的低利贷、多种金融的中利贷以及政策性融资机制的定向优惠支持相互结合的融资体系,把极易引起巨大副作用的高利贷挤出融资领域。

  第三,中国银行业具有广阔、深厚的市场需求,而在迅猛的业务扩张中,需要在深化改革、优化管理上主动进取。近些年我国城镇区域中各银行业务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状态,北京等地银行网点的居民金融服务出现了明显的“短缺经济”时才会出现的排长队特征。然而,在兴旺发展的同时,中国银行业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大而不强”、以行政力量提供较大的存贷利差等等。因此,中国的银行,特别是大银行,在国际化发展问题上需要统筹考虑,居安思危,从战略层面上加以规划,以便在深化改革、优化管理上能够有所作为。同时,政策制定者也需要在制度创新上予以支持,为银行业的金融创新提供“多样化”的思路指引及有益于创新的必要的制度环境。

    

  四、资源稀缺性强化与房地产市场调控

    

  随着我国经济的成长、社会与体制的转型,房地产领域的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被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由于城市中心区和周边土地稀缺、城镇化推进及其它因素的综合作用,一些城市业已出现房地产泡沫,对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是因为地方政府对土地实行了垄断——地方土地垄断抬高地价,进而抬高房价。我认为这种观点其实是不成立的。在该观点看来,治本之策必须是打破地方政府对于土地的垄断,实行充分竞争,地价便不会再往上抬高,房价也会随之而降。这一看法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却是一个伪命题。设想一下,如果不是地方政府拥有土地所有权,不是政府代表国家所有的终极所有权来实施对土地批租的管理,而是由土地私有化或所有权多元化所形成的非政府主体管理,其结果也一定是垄断性的这方面最典型的垄断案例是日本成田机场: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个钉子户造成第二条跑道仍然建不起来,那里的地价高不高?已高得无法想象,政府用了五六十年时间仍然没有办法把这块地买下来。。在城镇化过程中的中心区土地资源稀缺性程度日趋强化这一情况下,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在政府——开发商——消费者三者利益博弈之中,压低地价,并不能带来房价的合理回归,无非是扩大了开发商的暴利空间而已。实际上,这里真正的问题是:面对自然垄断,如何在合理规划之下,引导需求,实施供需动态平衡的制度安排,形成适应各社会阶层的有效供给。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仅靠在政策层面调来调去,就只能越来越偏重“限购”等行政手段,至多治标而不可能治本,难以真正解决问题。为此,需要有一个通盘的考虑,积极建立一个“双轨统筹”的制度框架,即:在一个合理的通盘规划之下,让由政府负责的保障房这一“保障轨”与由市场调节的商品房、产权房这一“市场轨”,得到合理、有效的并行与衔接,从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实现所有居民“住有所居”和社会和谐。

  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最高端的层面应该是由政府统筹管理,设计一个总体的全部国土开发的“顶层计划”。具体到某一地方政府,在辖区的通盘规划里,要把所有的相关事情处理好,包括住宅怎么建,从棚户区改造、廉租房到公租房,再到一般商品住宅乃至到高端住宅,这是由市场主体怎样试错也试不出来的,必须由政府牵头做好这种顶层的规划。在下一层面,在保障轨上,政府首先要管托底。这个“底”首先从廉租房托起,进而托到适应收入夹心层、年轻白领需要的公租房(平价长租房)。如果能满足居民收入低端和收入夹心层“住有所居”的保障性需求了,那么政府在市场轨上就不用紧盯着房价问题,就不必使用那么多的手段去对付房价这么一个指标。政府还应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资金进入建设领域,同时也包括使在政策上引导民间资金参加建设低端的保障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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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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