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灵魂 人道的关怀——纪念高华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7 次 更新时间:2013-07-27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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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成  

在高华老师逝世前六天,即2011年12月20日,我和他最后一次通话。他的声音依旧笃定清晰,却不如以前宏亮,听得出他正遭受病痛的煎熬。问到他的病情,他说一些危险的指标降下来了,让我放心。他关心我寻找教职的情况,同时提醒我与他的一位即将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也正在求职的学生联络交流。最后,他叮嘱我向斯坦福大学的胡佛档案馆询问收藏沙飞影像档案事宜。讵料这短短的五分钟竟成永诀。六天后,延续数年的生命奇迹没有再现,高华老师离开了这个他挚爱的世界。一代良史殒逝,后辈痛失良师。

三年前的同一日子,因为奇妙的机缘,我认识了高华老师。2008年12月20日,我偶然经过上海华东师大老校区,于是决定去历史系参观,特别是著名的冷战研究中心。到了人文社科大楼才得知历史系早已搬到闵行新校区,这里只有一间办公室留守。我惊喜地在这发现了一张内部通讯录,我一眼就看到“高华”!这不是我过去三个月反复阅读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作者吗?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他已到华师大任教。我立即拨打电话,接听的正是高华老师。我告诉他我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历史系的博士生,在我的导师周锡瑞先生的史学史课上,我刚刚读过《红太阳》,有很多的感想和问题,想向他请教。当我来到高老师的临时公寓,开门的是一位儒者,满头银发、谦和质朴,这与他在著作中所展现的那种手术刀般锐利冷静的气质,仿佛有很大的不同。不知不觉中我们从下午三点谈到六点,从中共叛逃者史料的考证谈到中共高层回忆录的辨析,从斯诺、谢伟思的陕北经历到西方史学界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误读与想象,最后谈到重写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意义与广阔可能。当晚告辞后我走在大街上,却依然觉得如沐春风,耳边余音绕梁,心中欢喜赞叹。

自此以后,我每次回大陆都会去上海或南京看望高华老师。在这三年中,看着老师与病魔抗争,日渐消瘦。而他依然笔耕不辍,同时坚持指导研究生论文,与晚辈无私分享研究心得。每次与高华老师的交流都是一种知性的享受,也是品格的滋养。我时常忘了我们是在讨论残酷的革命与战争,而被他“同时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人格所感染。[1] 今天我写下这篇文字来缅怀这位卓然高洁的历史学人,纪念他的学术成就、自由思想与人道关怀。

一部挑战革命神话体系的著作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是高华的第一部专著,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后,至今已第十二次印刷。该书彻底颠覆了中国与西方学界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理解,迅速成为学界公认的中国现代史经典。

毋庸置疑,延安整风是中共历史上极为关键的一次政治运动,其直接的结果是中共实现了组织与思想上的高度统一,为1949年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中共官方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定义是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对运动中大面积出现的残酷的“审干”、“肃反”和“抢救”却避而不谈。无独有偶,西方学界的理解也与官修历史惊人的相似。1960年代,施拉姆(Stuart Schram)在《毛泽东》一书中认为整风运动旨在“协调个人的‘自觉行动’和完美的社会纪律之间的冲突”[2]。在美国的反越战的浪潮中,赛尔登(Mark Selden)于1971年出版了《延安道路》,歌颂群众路线、民主参与、减租减息等社会改革。作者依赖康普通(Boyd Campton)翻译的整风运动学习手册以及《解放日报》,采信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比喻,称“整风运动不是一场清洗运动…… 重点是改进工作,迎接新的挑战,而不是针对个人。”[3]

1986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下),范力沛(Lyman P. Van Slyke)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增加了少量有关丁玲和王实味的描述,但依然没有涉及到整风背后的审干与抢救运动。[4]

1997年,哈佛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或译麦克法夸尔)发表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部曲之三 (1961-1966),提出了一个概念:“延安圆桌”的终结。其实他的整个三部曲一直暗含“延安圆桌”的假设,即在延安时期,中共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为首,但相对平等的精英领导层。恰恰由于马若德对延安的这种浪漫想象,使得他对文革根源的考察只能倒推至1956-57的“百花齐放”与反右运动,而不能想象文革的根源可能在延安,以至于贯穿三部曲的“路线斗争”解释也愈发不能自洽。最终,在2006年马若德与沈迈克合著的文革史《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中,“延安圆桌”这个概念遂弃置不用。而赛尔登在1995年再版的《延安道路》的后记中承认他所颂扬的延安“民主主义萌芽只不过是中共所支配的群众路线和政治动员的组成部分。……由于我在早期研究工作中的疏忽,在我总结出来的‘延安道路’中又掩盖了专横与倒退的倾向。” [5] 可以说,西方学界对延安整风的解释已经完全过时。

而《红太阳》的出现,贯通了中国现代史、当代史的各个重要环节,其锐利的解释力不但穿透从中央苏区“肃AB团”(1930-31)到延安整风运动(1942-45)的中共党史,而且贯穿整风之后的内战、镇反、反右和文革,以至当代的政治逻辑。该书通过对1942-45年间的延安整风运动的起源和过程的深刻剖析,解释毛泽东如何根据其理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通过他所创造的思想改造与审干肃反两种手段,全面清除了党内残存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转换中共原有的“俄化”气质,最终将中共意识形态全盘毛泽东化;与此同时,毛运用权谋与政治优势,彻底改组中共领导层,建立以毛为绝对主宰的政治体系, 从而最终达到了“君师合一”的无上地位。[6]

高华认为,毛泽东成功的秘诀在于其 “融‘道’(思想、理念)、术(策略、方法)、势(地位、权力)于一体”的政治斗争模式。毛泽东在“道”与“术”方面都有相当重大的创新。早在整风运动前的1938年秋冬,毛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其 “逻辑严密,言简意赅,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抗战阶段,完全契合中共干部党员的心态,极具正当性和鼓动性。”然而,其主要精神在于他“吸取、应用马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思想和苏共党的组织结构形式,将其与中国历史的重大遗产——农民造反,‘马上打天下’的传统融汇统一 ,使之转化为由共产党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基本目标的现代农民大革命。” [7] 虽然这一创新在抗日救亡时期具有正当性,其负面后果也相当严重。在这种“打江山,排座次,论功行赏,坐江山”的农民造反传统与斯大林制度的合力作用下,等级差序制度在延安以物资分配的形式明确和固定下来,这就是被王实味所批判的「食分五等,衣着三色」的制度。在延安,自1940年起,“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罗曼蒂克式的平均主义时期已经结束,中共已进入到强调等级差序的新时代。” [8] 等级差序制度不仅体现在物资分配上,也体现在新闻保密与分层次阅读的新闻制度上。

毛泽东的另一发明是思想改造之“术”:在没有退出机制的强制环境下,借用儒家内圣之学所强调的自省自新理念,对思想改造对象“交替使用教化与强力方法锻造‘新人’”。高华指出,“毛泽东的‘新’就在于融理论灌输和暴力威慑于一炉,配之以强有力的组织措施,给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制造了一座强大的压力场,使其在反复震荡中蜕尽‘旧我’,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 很多经历过延安思想改造运动的“新人”学会用毛的概念来思考和行动,“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9] 革命政治前所未有地深入灵魂,几近完全占领了个人的思想与生活空间。

高华强调,延安整风的重要性在于其持久严重的思想与制度后果:通过整风审干所确立的概念、模式与制度“以后又对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产生若干消极作用,极左思想、权谋政治汇溪成流,终至酿成建国后思想领域一系列过左的政治运动直至文革惨祸。” [10] 等级差序制度和思想改造模式这两大毛式发明相辅相成,影响最大。诚然,延安整风不是一场斯大林式肉体消灭的“清洗”。延安的知识分子只要接受规训,通过思想改造,成为“新人”就会被接纳入党。随着中共的不断扩张, 他们同时也从等级差序制度的底层向上流动, 成为领导精英。他们成为宣传、文教领域的领导者,他们从延安时期的被改造者变成革命胜利者,“监督别人进行改造的领导者和整人者”。“很多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没有任何道德和心理障碍,就把当年他们所蒙受的那套方式,再施加给原国统区的人们,直到革命深化,他们被更革命的人打倒。” [11] 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讽刺。

思想改造彻底消灭了延安知识分子独立思想的动能,他们在等级差序制度里的向上流动性也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既得利益者,而完全垄断信息的意识形态又为他们的一切符合毛意志的行为提供了正当性理由。

一个现象充分说明思想改造的成效:经历过延安整风的老人鲜有对那段经历进行深刻的反思或者批判的,与之相反,他们往往对那个时代充满了怀旧与感念。据我所知,一位“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刚到延安就被关押审查了半年。然而,即使今天他仍对那段历史三缄其口,即使是对身为历史学者的家人。他坚称,“那段历史,只有中央级别的专家来访问,我才能谈。”这仿佛是党性压倒人性的一个注脚。高华曾经惋惜自己没有机会对亲历延安整风运动的人士进行口述采访。诚然,他们的口述肯定会让《红太阳》内容更加充实,但是受访者可能不会有太多反思。能够幸存到上个世纪末的延安老人都是幸存者中的幸存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经历一生的思想改造和等级差序制度里的利益,让他们自觉地保守延安的秘密和这个制度的其他秘密。

在官修的史书上,自延安整风开始的十余年是中共历史上仅有的一段没有“路线错误”,没有污点的历史。然而,《红太阳》不但有力的摧毁了这个革命的罗曼蒂克神话,而且指出延安整风其实奠定了后来各种政治运动的制度与思想基础。这不啻是对整个革命神话体系的根本挑战,然而这个挑战者需要多么巨大的勇气和担当。

追求自由的灵魂

高华生于1954年,成长于这个等级差序制度的底层,政治早熟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唯有接受规训,收敛个性才能赢得安全,有机会向上流动。然而,他仿佛天生就有一个“追求自由的灵魂,”在阶级斗争的喧嚣中他饥渴的读书求知,想要探寻世界的真相。 [12] 1978年高华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次年便萌生要写书来真实反映延安整风的愿望,随即开始收集资料。从此时到1991年动笔,他花了十二年;到1999年最后交稿,花了整整二十年。他真正践行史家的格言:板梁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

高华没有申请任何项目经费,也没有得到任何官方档案馆的机密原始档案。在浩如烟海的已公开资料中,他反复地“对各种重要的和非重要的资料进行点滴归拢,爬梳鉴别,再对之反复研究体会,使之融汇贯通。” [13] 逐渐得出了一幅日趋完整、愈发有解释力的延安整风历史拼图。

1991年8月19日夜,高华在筒子楼厨房的小桌子上铺开纸笔,开始《红太阳》第一章的写作。那天苏联正发生8.19政变,广播中播放着苏联国歌与爱国歌曲。他回忆道,“我感觉到我应该写!…… 写作是个很长的过程,我并没有立即想到出版的事。我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你应该写,要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摆脱内心各种各样的禁忌。” 太史公曰,“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高华一介文弱书生,向来谨小慎微;然而面对无可抹杀的史实,他义无反顾地摆脱自己内心的恐惧与禁忌,秉笔直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高华无愧于史家的称号,也无愧于他那颗1979年在课堂上听司马迁〈报任安书〉时激动的心,那颗几十年未曾改变的赤子之心。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 《诗》三百篇,大氐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高华先生一生清贫困厄,放逐于体制边缘。他淡泊刻苦,青灯黄卷,上下探究,终成一家之言,留传世之作。

人道的关怀

虽然《红太阳》有力地颠覆了延安整风运动的神话,高华却又在后记中表示自己“心中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14] 在该书出版十周年之际,高华回应读者指出的这一矛盾,认为“书中所显现的思想矛盾正是历史事件本身的内在矛盾的一种映射。”[15] 其实革命历史本身的矛盾正好印证高华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立场。

我认为《红太阳》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高华所表达的价值关怀:“我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16] 高华对中共革命与国民革命的目标——即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有深刻认同,但他同时认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的终极目标是社会每一个个体的自由、独立与幸福,所以他对延安整风运动的手段有深刻的批判。他反对为了达到一个高尚的目标——革命或其他——就可以不择手段。

虽然高华长期研究高层政治,洞悉权谋,却并不沉溺于权谋。其实他痛恨权谋政治,他真正关注的是普通百姓的生命史。在回应遇资州(刘小枫笔名)的“党内整风‘干卿何事’”的质疑时,高华说,“如果不是因为这一切与老百姓有著密切的关系,我是不应加以置评的。” [17] 正如杨奎松教授的挽联所言,高华“毕生沥血春秋笔 敢为苍生问不公”。

高华一贯钟情于对“小人物”的研究。他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强调普通民众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对我们认识过往历史的重要性也许不是多余的,研究者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还要注重普罗大众的生活经验和感受。” 他时常引用费尔巴哈的话:“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 高华认为研究当代史应该高度重视普通人的叙述,通过考察他们在革命、战争、解放、改造中复杂差异的经历,探寻“自由、人性”对他们不同的意义。“正是在这种差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历史的复杂性,这也是历史学永恒魅力之所在。”[18]

高华相信,如果充分利用民间历史材料,即使在档案没有全面开放的中国,当代历史研究也大有可为。2007年,他完成了“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又名“小人物,大历史”),并计划进一步的研究。[19] 假以时日,高华肯定会写出更有分量的专著。然而,天妒英才,先生壮年早逝。

三年前高华老师在纪念八路军摄影家沙飞的研讨会上曾经说过,“沙飞的结局是不幸的,他永远定格在38岁,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倒下,使他没有成为领导干部,这看起来遗憾,其实也没什么,这使得沙飞永远是一位本色的人。”因为沙飞留下了珍贵的摄影作品,“沙飞具有永恒性,他真的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成为一颗在祖国的天空中永远自由飞舞的沙粒’”。[20] 我想,他说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

高华老师的生命虽然定格在57岁,他一生清贫,永远是一位本色的人。

他也是永恒的,他真的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继续“行走在历史的河流”。

他是永恒的,因为他留下的思想与精神将永远地激励他的学生。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作者:常成,加州大学圣地亚哥校区历史系博士,斯坦福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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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聪原文“at the same time passionate and serene,profound and simple,affectionate and proud, subtle and straightforward”, 傅雷译,见《傅雷家书》 1962年3月14日。

[2] 转引自马克・赛尔登 (Mark Selden) 著:《革命中的中国 : 延安道路》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魏晓明, 冯崇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第184-185页。

[3] 马克・赛尔登 (Mark Selden) 著:《革命中的中国 : 延安道路》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魏晓明, 冯崇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第188, 191页。这本中译本译自塞尔顿1995年的英文再版。再版与原版正文内容一致,但是增加了后记来回应批评。

[4] Lyman P. Van Slyke, "The Middle Years 1939-1943",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3, Part 2,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第687-692 页.

[5] 马克・赛尔登 (Mark Selden) 著:《革命中的中国 : 延安道路》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魏晓明, 冯崇义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第310页 。

[6]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社,2000年,2010年第十次重印,第xii, 180页。

[7]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第179页。

[8]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第243页。

[9]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第423, 436页。

[10]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 http://www.chineseupress.com/gaohua/index.html.

[11]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 http://www.chineseupress.com/gaohua/index.html.

[12] 高华著:《革命年代》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页。

[13]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第653页。

[14]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第655页。

[15]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 http://www.chineseupress.com/gaohua/index.html.

[16] 高华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第655页。

[17]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 http://www.chineseupress.com/gaohua/index.html.

[18] 高华著:《革命年代》 , 第299页。

[19] 高华著:《革命年代》 , 第299页。

[20] 高华著:《革命年代》 , 第2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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