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读《一代报人王芸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60 次 更新时间:2004-12-06 10: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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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长春四周匪军前线野地里,从六月末到十月初,四个月中,前后堆积男女老少尸骨不下十五万具……长春变成不折不扣的死城,饿俘之城,白骨之城!”

  

  我们可以看到,《红白》的作者所引用的资料不是他自己的杜撰和联想,而是中共文件。据此反驳者的强辩,也只能是无效的叫嚣而已。而这个资料的引用,晚于王芸老半个世纪。于是,我们还是应该来看看王芸老当时的直面之呼!他写道,

  

  “坐在关内深夜编报的人,读着这络绎而来的电报,手在颤,心在跳,眼前闪烁,俨若看见凶杀的血光,鼻尖酸楚,一似嗅到枪炮的硝烟……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作战。请问这是什么战术?残忍到极点,也可耻到极点。”

  

  这个评介,不是什么国民党的造谣,而是板上钉钉的铁的事实。人的解放,是一个根本的目的,而要解放之,必先牺牲之的“手段高于目的”论,正好是违背解放宗旨的野蛮之举。康德说,人是目的,而非达到目的的手段。这个不平之鸣是王芸老的第一“罪证”。当然还有许多“罪证”,如西安事变时,大公报的挺蒋;鼓吹张季鸾的“国家中心论”;批评山西中条山战役时,共产党见死不救;和傅斯年讨论毛的诗词《沁园春·雪》的帝王思想,等等。在芝琛的书和我们过去的文章里都有接触,此不一一。

  

  3

  

  中国向何处去?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关注的大课题。王芸生经历的时代,可以说有两个政治生态和文化单元,一个是西化的单元,就是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中发表文章的胡适们、张东荪们的立场,是欧化的,是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单元,是苏联化,后者的出现有其极大的诱惑力。人们不可能在当时那样一个含糊不清的时代,抵御苏联的所有诱惑。就像人们很难分清卢梭的民主和穆勒的自由那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现在的问题刚好在重复历史。老大公报人不知道西化的倾向性应该指向苏联,还是指向美英。乃至发表过严厉谴责苏联的王芸老,也在毛开始反修以后,对他做了某种民族主义的肯定。在我们主编的《1949年以前的大公报》一书中,梁漱溟先生也是搞不清楚这个问题。他说,政治上的自由和经济上的平等,是各归所属的,前者属于美英,后者属于苏联。于是,即便人们在宪政改革的时候选择了英美的普通法,但是其政治体制的选择却是苏联式的。

  

  不久,朝鲜战争事起。

  

  想起芸老对于“抗美援朝“的支持——他派出我父亲等人前往开城采访志愿军战俘问题,赞美父亲写出的报道——也说明了他们一班人的模糊哲学。

  

  在那个时期,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使得大公报人一无列外地倒向反对美国。人们后来讨论过美国的朝鲜政策。大致的看法是,认为美国的艾奇逊国务卿,没有将朝鲜纳入西方的防御体系,是导致斯、毛、金大举南下的原因。这个看法当然还有待细究。

  

  深而言之,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刚刚被礼聘入阁的民主人士,如罗隆基、章伯钧、黄药眠、陶大镛、潘光旦、曾昭抡等人,就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于1950年关于美国所谓“整体战略“的数次演说,给予了严辞抨击。他们和共产党人的看法完全一致;看不出,也不可能表现出任何反对党式的看法和哪怕是些微之争;而那种批判的语调,也很容易让人们想起什么。

  

  那么,在1950年,艾奇逊说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宣传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斥美帝国务卿艾奇逊》一本小册子里得其说。他的讲话,当然充满了所谓的冷战味道,无非是把中国乃至世界的命运,摆在苏美两国对峙战略格局中。但是,他说过的关于中国内战、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一段奇论,至今听来,还是很可以琢磨一番的。他说——

  

  “民族独立的愿望今日在亚洲是一种最有力的自发力量……中国人民的这种同样强烈的愿望达到了一种不同的结局。从1912年推翻清朝以前起,中国人民亦曾努力争取其主权免受侵犯的自由和改进他们的生活……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并不是被武装的力量推翻的,它的倒台是因为它本身固有的弱点和人民撤回支持。共产党是侥幸得胜的,而不是靠他们提供的东西得胜的,他们使用尽人皆知的共产党策略,就是寻找人家的弱点,并且在发现了弱点时,予以充分的利用……半个世纪前作为中国人民愿望的体现而开始的中国革命运动,目前为共产党人所夺取了……有光荣悠久历史的中国正被迫加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艾奇逊的说法是耐人寻味的。中国革命在推翻清朝以后,采取的西化、普世化的做法,兴民主、讲议会、办民间报纸等一系列做法,就是崇尚了英美的政治模式;这恐怕是艾氏所一直期望有加的;但是从孙中山、蒋介石接受苏联化,加上“融共”之策的实施,一切就有了中国特色了。艾氏好像是不满意的。他们把蒋介石这个天子扶不到位子上,也就只好“拜拜”了。但是,艾氏的内涵是清楚的,他期望有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体制来代替被弯折的中国革命。

  

  当时周恩来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驳斥艾氏的声明和文章。至于大公报的态度如何,我们也不难推测,她已经变成喉舌之一部分了。

  

  那么,罗章等后来被尊称为自由主义分子的人们,他们又是如何驳斥艾氏的呢?我们看到,在他们的眼睛里,苏联代表的共产主义的方向,和美国帝国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这个反动的即将覆灭的结局,是勿庸置疑的;他们很可笑地重复着我们念中学时学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社会近化、进步说(罗的言论);他们把美国的自由民主看成是对于穷人的压榨,并且嘲笑那种自由民主,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古董(潘的言论);他们毫无二致地崇尚苏联的方向就是中国的方向,共产主义的前途无限美好,帝国主义日没途穷。

  

  请注意,这些言论不是一般小小百姓的说辞,而是那些留学美英,学习过正宗自由主义的人们,在1950年的时候做出的表态。这样的看法和忠诚究竟持续了多少年呢?抑或即便在那个时候,罗章们就已经开始要做遵命文章,而失去了独立之道,也未可知?我们可能在以后再发展这个话题。

  

  王芸生对当时的朝鲜问题做出类似反映,是没有疑问的。这说明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美苏两大阵营前面无力独立思考的严酷事实。他们的思想确实处于一个无所适从的位置——这也说明所谓“第三条道路”即王芸生的“中道之行”行之艰难的所在。瞻前顾后,时下中国知识分子又是如何把握这样的第三条道路的?也就是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自由主义之道,也处在仍然朦胧不清的境界。体制内外的异见人士和整个中国民众的整合,还是处在未知之先,甚至比起以往的革命先行者的整合,还要来得散沙一盘。

  

  如何看待1949年以后中国的内外政策的走向,也还是一个偌大的课题。即便是王芸生这样的一代报人,也没能对于毛的苏联和美国政策做出系统的评价。

  

  笔者以为,这里倒是有一个所谓反证——这个反证,就是王明提出的——毛的反苏、联美,和其整肃刘少奇、苏联派,是其内政外交一致性的表现。王明的判断对吗?(见近来出版的王明著《中共五十年》一书)。

  

  当然,芸老如何看待让他后来即七十年代初得以复出的局势,也就是中国和美日建交的政策走向,还有待进一步加以研究。

  

  我们现在的初步看法是,毛的“第三世界”的说法和时下所谓“多极化世界” 的看法,已经大相廷径;列宁主张一国实现社会主义后所产生的输出革命论,是其制定国际战略的基础;而它又不同于马克思原教旨遵循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因为马克思不主张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现社会主义——西方由战争而经济贸易而和平演变加战争演变的过程,否定了一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如托洛茨基的看法。列宁主义的看法被证伪了。

  

  所以,在遵循哪一位老前辈的原则行事方面,毛一开始是斯大林派,在1950年代,以后他变成了反苏派,反对修正主义;他和美国的接触,虽然受到王明们的严厉指责,但是受到西方的某种欢迎;而现在,人们说,接近美国和抛弃苏联,是中国改革之兆。这个估计也许在客观上是不错的。

  

  那么,王芸老一向以来所持有的,对于苏联的厌恶和警惕(他极力抨击雅而塔会议协议出卖了内蒙古;见傅斯年等二十人在大公报发表的《我们对于雅尔达秘密协定的抗议》),是有其远见的。于是,这个“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之不可能性,被邓的说法改造了——他的说法是“开放”——回到罗章等人当时大肆抨击的对于美援的期待。这可真是:历史上的事情往往要发生两遍啊!

  

  在预估中国政治前途的时候,梁漱溟先生早就认为,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文化定位的问题。如何将中国的政治文化最终融入普世原则的开放格局,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的现代化面临的同等重大选择。

  

  这也是我们研读大公报,纪念王芸生一代前辈的最终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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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注:

  

  笔者父亲刘克林,1924年生。湖南新化人士。系王芸生先生介绍,于1945年进入当时的重庆大公报。早在燕京大学上新闻系的时候,父亲就和芸老有了结识;因为他是燕大的高材生,司徒雷登讲学金年度唯一获奖者。在一次火车旅行时巧遇芸老。芸老问,你毕业后哪里就业?答,未定。芸老说,你到大公报来吧。这样,父亲就参加了大公报。在1947年的大公报重庆人员名单里,显示父亲实际主持该报总编室业务。后转去香港馆,五十年进入上海馆。六十年代初期,进入中宣部。1966年8月,在他的办公室,中宣部国际处罹难。

  

  关于刘克林的详细情况,可以参阅笔者所写回忆文章“羡君应召天上去——忆父亲”。曾发表于《随笔》、《明报月刊》、《北京文学》、王友琴先生的网上文革博物馆等媒介。

  

  《一代报人王芸生》,王芝琛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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