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 那些在大地深处的兄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49 次 更新时间:2004-12-03 12: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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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  

  

  春节回家,正在团圆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老一少两个男子,都穿着臃肿的、样式陈旧的军大衣,类似于我军训时候穿过的那种,不过质地可差多了。老的那位,站在门口怯生生地询问着父亲的名字。父亲走上前去仔细一辨认,立刻高兴地喊出声来,并与对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原来,来客是父亲当年在矿井工作时候的好朋友伍大叔,年少的那位是他的儿子。

  

  吃过饭,聊起以前的往事来,父亲和伍大叔都唏嘘不已。有一次矿井塌方,作为工程师的父亲和十多位矿工一起被困在井下,其中就有伍大叔。他们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也最恐惧的那几个小时。几个小时长过一年。后来,父亲受伤住院,那时母亲还在外地工作,无法赶回来,矿上的领导便派伍大叔到医院照料父亲。从此,两人便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伍大叔告诉父亲,去年矿上已经停产,工人们都失业了。即使是像他这样的“元老”,也只能一次性地领取几千元的退休金,这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虽然大家心里都不情愿,但这是上面的定的“政策”,工人们的意见改变不了决策——有人还威胁说,不要拉倒,否则让你们空手而归。于是,老工人们都含着眼泪签了字,离开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他们在井下劳动了三十多年,浑身上下都落下病根,却就这样被抛弃了。伍大叔没有别的挣钱的技术和技能,“下岗”之后能干点什么呢?他只好蹬起了三轮车,每天好歹还有一二十元的收入。不过,最近蹬三轮车的失业工人越来越多,生意变得越来越不好做。蹬三轮车的年轻人还因为相互之间抢客人而打架,而他一个老人家,没有办法跟年轻人竞争,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还能坚持多久。不过,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只好坚持一天算一天了。

  

  伍大叔的孩子小强是我童年的玩伴,当年我们还一起下过矿井,一起到山下的农田里抓青蛙。高中毕业之后,小强没有考上大学。伍大叔告诉我们,即使孩子考上了家里也供不起他念书。于是,小强到外边闯荡了好几年,在深圳当过保安,在北京当过建筑工人。后来,外边钱越来越不好挣,他又回到了家里。可是,父亲无权无势,没有门路给他找一份工作。说着说着,伍大叔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就流淌在布满沟壑的脸上,而小强的脸上却是一副萧瑟而麻木的神情,全然没有了童年时候的聪明和调皮。伍大叔的模样使我想起了画家罗中立的那幅著名的油画——《父亲》。画中的父亲是一位老农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矿工也是农民。在与土地的关系上,农民和矿工同样是“修地球的人”,他们与土地之间保持着一种亲密而深沉的联系。他们所有的汗水和老茧,他们一切的幸福和苦难,最初都是土地所赐予的。

  

  伍大叔的到来,让我又回到了忧伤的童年时代。那段矿上的岁月,始终是我关于童年最鲜活的记忆。铁矿的腥味、矿工的脸庞以及深邃的轨道、刺目的手电,还是提心吊胆的母亲和笑声朗朗的父亲,一切都好像在昨天。成年以后,从南到北,我到过各种各样的矿井,煤矿、铁矿以及其他金属矿。每当见到从井下鱼贯而出的矿工,我都无比亲切地感到,他们就是我的父辈、就是我的兄弟。这与“阶级”成分的分析无关,这是深埋在血液里的某种神秘的呼应。这些矿工们像蚂蚁一样卑微,又像大象一样坚韧。他们的肌肉像钢铁一样致密,他们的心灵像花朵一样柔软。他们的皮肤无比黝黑,他们的眼睛却闪闪发亮。他们在没有阳光的大地深处劳作,却深味了阳光的价值。他们散落在大地的深处,离都市斑斓的灯火是那样遥远。

  

  看到他们,我就想起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是一本生命之书,在被商业与权力所支配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它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那个平凡的世界里面,活着一群平凡的矿工兄弟们。坦率地说,《平凡的世界》在艺术上还显得相当粗糙,看得出来,路遥承受着某种黑暗势力的压迫,他喘不过气来,他无暇精心打磨自己的作品。果然,写完了这本书,也就耗尽了路遥的生命——他一个人的亮光,照不透那漆黑的矿井。他无能为力,只好将自己如同蜡烛一样燃尽。路遥死了,《平凡的世界》也被有意无意地淡忘了,里面的那些主人公们更是被驱逐出高级人士的视野之中。

  

  我却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这些年来,在媒体上喧嚣浮躁的各种新闻报道中,我最关心的是那些关于矿井事故的消息。每一次遭遇到这样的消息,我都像手腕上被割了一刀般的疼痛。然而,这样的坏消息越来越多。

  

  近几年来,贵州、广西、河南、山西、内蒙、陕西、东北等地的矿井多次发生重大恶性事故,死伤惨重的瓦斯爆炸、透水、塌方呈现“遍地开花”的势态。虽然各级政府机关屡屡下文督促加强生产安全,但每一次的下文反倒又引发新一轮的事故潮。那些措辞严厉的行政命令,不仅没有起到“预警器”的作用,相反却成为更多的、可怜的民工的“催命符”。

  

  贵州省木冲沟煤矿四采区发生的瓦斯煤尘爆炸事故,造成了一百六十二人死亡、三十七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一千二百二十七余万元人民币。事故发生之后,贵州省煤炭工业局局长张显荣、副局长何刚被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并被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水城矿务局局长赵安国等人也分别受到相应的处分。

  

  与之相似,内蒙大雁二矿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造成了五十一人死亡、十二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二百七十七万元。事故发生之后,上级的对策是什么呢?新闻里是播音员那一贯冷静而平缓的声音:“对呼伦贝尔煤业集团党委书记何清海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副总经理陈文生等人也分别受到处分。”与贵州木冲沟煤矿相比,这次事故死亡的人数少了一些,官员的处分也就相应地轻了一些。还真是赏罚分明呢。

  

  山西天龙煤矿发生事故之后,地方领导与煤矿经营者串通起来,精心编织谎言,企图瞒天过海、逃避事故责任。当时,工队长李三带领四十三名中班工人下井作业,由于矿井主扇长时间不开,井下经常处于无风、微风状态,瓦斯通过第三联络巷进入东二巷,造成东二巷瓦斯积聚,达到爆炸界限。下午三点,工人正在交接班的过程中,突然发生瓦斯爆炸。经过数小时的抢救,挖出尸体三十八具,救出伤员多人。天龙煤矿股东贺勤赶到事故现场后,立刻伙同南桑峪村村委会副主任李社龙组织策划将伤亡人员转移外地,企图隐瞒事故。他们指使车队司机分两次将找到的三十八具尸体分别转移到陕西韩城、澄城和河南三门峡。此后,矿主向当地有关部门汇报事故情况,谎称事故只死亡四人。

  

  当这个弥天大谎被揭穿之后,上级部门开出了一张长长的惩处官员的名单:“河津市市长霍拴孩被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分管工业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赵有发、分管科技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韩绍臣、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局长史全中、副局长谭文魁等被行政撤职;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及下化乡其他有关负责人员分别被给予撤职、记过、警告等行政处分;运城地区煤炭工业局局长丁志良、副局长高安囤、谢肃增分别被给予行政记过、记大过处分;运城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李天祥、协助行署专员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运城地区行署党组成员、体改委主任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责令运城地区行署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同时建议受到记大过以上处分的人员所在党组织给予其相应的党纪处分。”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张名单,是想让读者们看到并记住这些丑恶的名字——虽然他们只是罪恶的一部分、甚至还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但他们却是使得罪恶成为事实的重要环节。他们不仅仅是疏忽和大意,下面的所有情况他们都心知肚明,但是他们享有着利益,他们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此大规模地惩治有关的官员,死难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应该知足了吧?我不知道死难工人们是否能够瞑目,我也不知道家属们是否会感恩戴德——但是,我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永远是最容易糊弄和欺骗的。面对以上那则新闻,令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市长大人为什么仅仅是“行政降级”,而远非“就地免职”呢?也许,等风头一过,他立刻又能易地为官了。同样,其他大部分官员,遭受的惩罚也仅仅是“行政处分、党纪处分、深刻检查”等等,真正被免职并承担“渎职”的行政和刑事责任的人寥寥无几,真是“雷声大,雨点小”。

  

  我无法想象矿工们在死亡之前的恐惧和痛苦——这种恐惧和痛苦,父亲曾经亲身经历过,死里逃生的父亲偶尔也向我讲述。然而,我依然是一个旁观者。所有的事故,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在这个行业之中,生命像泥土一样卑微和低贱。转瞬之间,矿工们就由一群生机勃勃的活人变成了几十具一字排开的尸体,他们的家人在呼天喊地之余还能做些什么呢?矿工们统一穿着的蓝布衣服上,还打着大块大块的补丁,他们脸上的胡须已经很长了。他们面朝苍天,这是他们少有的能够面朝苍天的时刻,他们却闭上了眼睛。他们妻子的嘴唇上,还保留着丈夫亲吻的烟草味;他们儿女的身上,还残存着父亲臂弯的温暖。突然,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已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没有爱,没有笑容,也没有温暖。

  

  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惨剧死亡三百多人,创下了近年矿难死亡人数之最。然而,如果不是一位记者的偶然闯入,也许它将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几万元一条人命的“买命钱”已经发送下去,死者家属们的眼泪也已经哭干了。财大气粗的矿主威胁说,你们不准走漏一点风声,谁敢乱说乱动就让他一家人灭门!奴隶主对待奴隶也没有如此残忍和苛刻。矿主的心目中哪里有生命的价值,滚滚而来的金钱让他变得无比冷酷和残暴。他的威吓并非虚张声势——试想,一张官商紧密勾结的巨大网络,要抹平区区三百多条人命,还不是易如反掌?当地政府的利益与矿主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矿主也是官员的老板,官员们也是吸血鬼队伍中的一支。于是,他们开始竭尽所能阻挠事故消息的传播。在这些奸商和酷吏的心目中,老百姓就像一簇杂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命还能值多少钱?

  

  矿主洋洋得意地说:“工作的机会还是我们赏赐给工人的呢!否则,他们还不都饿死了?”从他的角度看,这确实是真理。大部分老百姓也确实对矿主们感恩戴德。然而,我们能够指责老百姓的“愚昧”和“不争气”吗?如果你要指责的话,你到那里去生活几天试试!对于生活在那些山险地贫的区域的农民来说,到那些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私人矿井去劳动,几乎就是他们唯一的挣钱机会。因此,矿主也就成了他们的“衣食父母”。鲁迅说过,生存是第一位的,这是穷人所能体认到的真理,正如观察者钟伟所叹息的那样:“当一种生命求生存之道的时候,一切堂皇的说辞都显得可笑。……其实农民对拿生命去赌生存,冒险‘工作’是有充分理解的,有些为下矿甚至不得不对矿主哀求送礼。失去赌命的工作,就只能绝望地等待;豁出命去,或者还有生存的可能。一份微薄的、可能随时会肢残命丧的工作,生命如同汪洋中的一条船,任由不可知的命运冲刷,难道我们要通过种种禁令,剥夺绝望中一点点微茫的希望吗?在那么多生命如同草儿一样被催折随寒风飘零时,有多少公仆因此而遭惩处呢?”那些高高在上的议论,在这里显得是那样苍白和可笑——当人权沦落为“狗权”、“猪权”的时候,我发现渊博的学识和复杂的理论毫无用处。在我们这个自古以来就崇拜“文化”的国家里,那些一心一意被“御用”的文化人,连眼角的余光也不会赐予这里。高调永远也唱不完,却罕有一双伸出去的手。

  

  由于事故不断,有关部门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当贵州省多次发生重大事故之后,受到处罚的官员,级别也破天荒地上升到了副省级。在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上,先后刊登出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国务院责成贵州省主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省长刘长贵写出深刻的检查”。然而,这则消息见报的时间是几起重大事故发生了一年之后。如此漫长的时间,那些惨死的工人们简陋的坟墓上,大概已经长出了青青的小草吧?这则新闻写得四平八稳,像一篇中学生的命题作文。而且,背后似乎还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得意感,它仿佛在向公众炫耀:我们的政策有了巨大的进步,我们改变了古代“刑不上大夫”的传统——看,我们连副省长这样的高级官员都惩处了,够严厉的了吧?

  

  可是,我不仅不满意,却感到分外的愤怒。诚然,在若干被“惩处”的官员之中,最高的级别终于达到了副省长。然而,让我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受到批评和处分的是仅仅一名“副省长”,而不能是正职的省长和省委书记呢?为什么仅仅要求这名副省长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就完事,而不是彻底追究他的渎职行为并将其罢免呢?

      

  在诸多重大事故当中,真正受到了“实质性”惩罚的,向来都只是那些比较低级的管理人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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