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丽莎》是十八世纪的英国名著，极长。一九八五年的“企鹅”版，大三十二开，一千五百多页，半个月能读完算是快的。然而英国广播公司根据这部小说拍的电视剧，三集，几个小时就把故事说完了，要紧的地方一点也没落下。这一短一长，当然是由于媒介不同，但它也反映了时代的差别。事情既成以往，常常会比近在眼前的时候显得清晰。现在的人对十八世纪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概念——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文学批评的概念。电视剧借助这些概念，容易做得情节集中，主题明确。小说的作者理查逊面对的是生活本身。对自己周围和心里发生的事情，他有丰富具体的感受，但并不是很明白。他把这些感受幻化成故事，写出来，是为了要给人看，也是为了要弄明白。他写了那么长，想弄明白什么呢？黄梅说，他在推敲自我。

《推敲“自我”：小说在十八世纪的英国》是黄梅的新著。自我，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说法，是一个人对自己身形相貌、处境地位的体会、认识，是他为人处世的态度、行为，是他对七情六欲的规范、擒纵。《世说新语》记载殷浩的话：“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是自得其乐之言。但是这样的人不多。多数人对于自我，并不总是那么清醒，那么满意，那么有把握，一旦接触了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标准尺度，就更是如此。《克莱丽莎》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拉夫雷斯有钱，但并不把钱看得很重，自以为在钱财之外另有追求。他以此看不起克莱丽莎的家族，——他们有钱，但是以为钱就是一切。他们想把大女儿嫁给他，图的是他显贵的出身。看透了这一层，他就更看不起他们了。没想到，在这个以钱财为本的家族里他却遇到了对手——小女儿克莱丽莎。她漂亮，有才华，有修养，而且，轻视钱财。这使他大大地惊奇。想到克莱丽莎，拉夫雷斯就感到自己不是那么完美，那么屈伸自如。他一定要征服她，要么把她变得跟自己一样，要么就把她毁了。克莱丽莎不知道他的这番心思，但是她太了解家里人的心思了。因为是经商致富的，他们总觉得见人矮三分，不惜代价要抬高门户。代价之一就是逼她嫁给本乡的一个“肉头”土地主，把两家的地合起来。被逼急了的克莱丽莎开始和拉夫雷斯暗中通信，进而由他安排，逃出了家。从此走上了不归之途。

黄梅把《克莱丽莎》看作是不同的自我之间的碰撞和较量，这就为我们理解作品提供了一把钥匙。小说里的一些历来难解的地方因之变得比较好懂了。拉夫雷斯不惜工本，专门做起一个人家，把克莱丽莎软禁在里面，和她通信，同时又偷看克莱丽莎和朋友之间的通信。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这是在推敲自我。他想弄清楚他和克莱丽莎到底有哪些一样和不一样的地方 。克莱丽莎死得很慢，很仔细，她苦心构思的身后事，给历代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为什么要这样？黄梅指出她这是在塑造自我。英国刚刚经过激烈的宗教、政治动乱，视死如归的例子很多，比如十六世纪的托马斯·莫尔、十七世纪的国王查理一世。著名的《佩皮斯日记》（Ｔｈｅ Ｄｉａｒｙ ｏｆ Ｓａｍｕｅｌ Ｐｅｐｙｓ）里记述了一位在和平年代，自知大化将尽，从容赴之的人。一六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南安普敦伯爵“自己闭上眼睛，把嘴摆正了，安详满意地道别，于这个世界一无牵挂”。他死于肾结石，在没有麻药的年代，这要多大的毅力！把死当成文章来做，说明一个人对自己的为人之道和自我形象的执著。克莱丽莎的文章做得极为铺张，她要让所有的人——亲人、仇人、迫害过她的和帮助过她的人，展诵遗篇，识其所归。她要用死给生前的言行下一个定义。塑造自我之说，实为知言。拉夫雷斯和克莱丽莎都是理查逊的虚构。他为什么要虚构这样的人物？因为他也要推敲自我。他对生活的感受太丰富了，想像太强烈了；他看到的可能性太多了；一个自我根本不够他用的。

想像和虚构来源于生活，生活也可以来源于虚构和想像。“讽刺的机锋”是黄梅书里的一章，讨论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这本书早有翻译，很多人都读过。但是黄梅把它和十八世纪的社会生活“组织”起来讨论，就使人产生前未之有的感觉和认识。讽刺出于愤懑，多与时风有关。时风者，时代风气也。“南海泡沫”是风靡一时的股票投机，也是当时许多讽刺作品的“本事”。黄梅告诉我们，许多作家自己就参与了投机，赔了本的，自然心怀不满。股票投机牵扯万家哀乐，能说它不是生活吗？但它本身又是想像和虚构的产物。不劳而获，快速致富，是作家们讽刺的对象，但同时又是他们自己的欲望。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身当变局，贵在有守，——说说容易，做起来难。这一点，斯威夫特看得非常明白。他的讽刺是针对全社会的，人不论贤愚，到他那里，都得领一份儿贬损再走。黄梅从斯威夫特的传记里举了两个例子。一是两位作家去看望他，他问人家吃了饭没有。答说吃了。他接着就掏出钱来要分给两位客人，说既然没吃上他的饭，他应该照值补偿。这当然是夸张的做法，但却深有存意。他的意思是，以当今的世道，友情不过是托辞，登门拜访，一准是奔便宜来的。这是客人事后写信告诉朋友的。但要说是讽刺小说或者戏剧里的情节，也很可信。

另一个例子是斯威夫特一七三三年在爱尔兰给仆人制定的“家规”：醉酒，扣一克朗；私自外出超过半小时，扣六便士；说谎，扣一先令。黄梅认为，这说明现金交易深入人心，斯威夫特也未能免俗。我的看法稍有不同。我觉得“家规”更像是是愤世嫉俗的玩笑。当时一个仆人一年的工资也就是两镑。醉酒、串门、撒谎，只能算是细行稍有不检，如此责之过苛，就雇不了仆人了。这恐怕不是当真备以施行的规矩，而是一篇讽刺作品。拿给朋友看看，可以共同欣赏。爱尔兰地处偏远，民风素称淳厚。斯威夫特想说的是，即便在这样的地方，如今也只能拿钱“说事”了。在“私自外出”一条里，他还特别注上“女仆除外”，言外之意：女仆串门鼓舌，搬长弄短，那是天经地义，由她们去吧，但是男仆不在此例。这是幽默。

古代的服饰器物，乃至块砖片瓦，放到今天的博物馆里，用玻璃罩上，就成了文物。在当时，它们不过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抬头不见低头见。以上的两个事例，英语里称为“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ｊｏｋｅ”。它们不是传说，是有确证的，所以也可以看作是文物，由之窥见斯威夫特当日的生活。《格列佛游记》流传至今，公认是艺术。把艺术按之以作者的生活，我们会看到，讽刺不仅是斯威夫特的文风——“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也是他的生活作风——“ｌｉｆｅ ｓｔｙｌｅ”。这两种风格是同一个自我在不同媒介、不同场合里的表现。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让艺术家在我们的心里复活起来，跨越时间，跨越文化，跟他握一握手，告诉他：“我懂了你。”

书有反复读的。有的是忍不住要再读一遍，有的是不得不再读一遍。斯特恩的《项狄传》在我属于后一类。不知道黄梅读了几遍。但是她把这本书看懂了，而且解说得很透彻，令人佩服。《项狄传》之所以难懂，首先在于它的叙述形式。《项狄传》顾名思义，是一个名叫项狄的人的传，交代一下传主的童年，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项狄的童年始自何时？始自他母亲受孕！此下的故事停停走走，走走停停，停的时候比走的时候多得多。停下来的时候也有故事，说的是父亲沃尔特，叔叔托比，家里的仆人，乡下的医生。所有这些人的言行事迹又牵出来各种时兴的理论和书本知识，漫然纷陈，徒乱人意。这些不相干的故事还常常无端地被掐断，插进来一段序言或者符号。读者坑坑洼洼地一路跟下来，真比垦生荒还费力气。全书过了三分之二，传主项狄才学会穿裤子。斯特恩他这是干嘛呢？黄梅说，他这是在炫耀自我。我想是这样。读者屡遭骚扰，废书而叹，必然会想到作者。而这正是斯特恩期待的效应。他要使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意识成为众人瞩目的中心。他要把读者和故事之间的交流变成和他的交流，——你看故事干吗？看我呀！我多好看！

虽然不是谁都说他好看，但是在十八世纪他确实很有影响。康德的传记里说，康德最爱读的小说就是《项狄传》。还说，康德的故乡哥尼斯堡有妇女写情书给他，邀他幽会，信里居然说，“届时我的钟会上满弦”。这也是从《项狄传》里看来的。沃尔特每次和太太同床，先要把家里的一座大钟的发条上满。日久天长，他太太看到他给钟上弦，就想起性交。类似这样的小故事，在《项狄传》里很多，斯特恩讲起来一点也没有顾虑。汪曾祺曾经形容废名的小说：“行文好比一溪流水，遇到一片草叶，都要去抚摸一下，然后又汩汩地向前流去。”（意思原来是周作人的，但汪先生说得更好。）斯特恩的叙述也像是流水，但是汪洋恣肆，毫无节制。沿途有岩石水草，他会停留，有阴沟厕所，他也进去打一转。现在人们读到的《项狄传》是斯特恩自己删削过的，因为出版商觉得初稿实在欠雅，不愿意要。斯特恩是怎么一个人？他的这种叙述方法跟当时英国人对自我的理解有什么关系？他代表了什么潮流？有没有师承？什么人欣赏他？为什么？黄梅都一一做了解说。关于斯特恩，现代的作家和学者多有评论。对他们的种种说法，黄梅也很熟悉，而且有裁断。她比较推重伍尔夫，我以为是有道理的。伍尔夫评论斯特恩，说他的写法看上去好像漫无目的，信笔为之，其实是苦心经营。他经营什么？经营自我。他要让自己出落得高贵超逸。伍尔夫自己是作家，“意识流”作家，她看斯特恩，有独到之处。黄梅在谈到苏格兰学派时提到伯克，说他是苏格兰人。我想这是笔误。伯克是爱尔兰人。

《项狄传》难懂的另一个原因是其中描绘的喜怒哀乐不类常人。比如沃尔特丧子。死的是长子鲍比，项狄的哥哥。凶讯传来的时候，沃尔特正在地图上研究鲍比游学的路线——到欧洲游历是英国绅士教育的一部分。他兄弟托比读了信，告诉他，人已经走了。他听了就说那是儿子启程了。他兄弟说不是这个意思。两个人就开始讨论“走”字。黄梅指出，如此的“揣着明白说糊涂”，实际上是以玩笑掩饰痛苦，借玩笑逃避痛苦。这里边蕴藏了很深的时代意义——十八世纪英国的情感主义思潮。有两则日记可以添为佐证。一则来自上面提到的《佩皮斯日记》：一六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佩皮斯在伦敦得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他并非不难过，但是他没有赶回乡下去，而是去找裁缝。他有更实际的考虑。他要让全家人，他，他太太，五个仆人，还有在乡下的父亲和妹妹，还有他们的仆人，都穿上丧服，这才够体面。悲哀也是一宗“事”，要“办”，这是当时的风气。另一则日记见于波特（Ｒｏｙ Ｐｏｒｔｅｒ）的《十八世纪英国社会》（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时间大约比佩皮斯的日记晚一百年，作者叫Ａｂｉｇａｉｌ Ｇａｗｔｈｅｒｎ，是一个家道殷实的寡妇，住在英国中部的乡下。她谈到她父亲的丧事：

人尽管身着丧服也可能是无动于衷，这是谁都知道的事。但是真正有情有义的人，也无须做出难过的样子。那种珍贵的，永不褪色的思念，不会因为衣服的颜色变得黯淡而有所增益或减损。性情中人的悲哀是无欺的，他厌恶那些公开展示痛苦的俗套子。他更愿意独自享受心头那份秘密的高雅的感觉，那是俗戾之人永远也不会有的感觉。

“高雅的感觉”，原文是“ｌｕｘｕｒｙ”，通常指的是一般人享受不起的消费，佩皮斯为仆人置办丧服，正属此类。此处用来形容秘不示人的心态，可见是对旧风气的反动。读了黄梅的解说，再对照这两篇日记，我对《项狄传》增加了一层理解。悲哀是个人的兴感，把它存于内心，是高雅的事，一旦形诸于外，不仅不够真诚，而且俗。“深沉”是十八世纪的雅人对俗人的一种抗议，也是他们界定、显示自己的一个尺度。斯特恩让沃尔特谈论跟儿子的死毫不相干的事情，是把这个尺度“抻”到了极致。他也许又是开玩笑吧。黄梅说，你跟他不能太认真。说得对。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研究小说不涉及语言，就像谈绘画不谈线条和色彩，让人感到意犹未尽。而用中文讨论外国小说的语言，又会让人觉得是隔靴搔痒。黄梅讨论《伊芙琳娜》的时候，很注重语言，而且说得很贴切，尤其难得。伊芙琳娜初到伦敦，看了一场戏，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黄梅指点我们注意伊芙琳娜给朋友写信的语气：一点没有收敛，没有含藏。这说明伊芙琳娜涉世未深，缺乏历练。隔了一阵之后，她写信、说话的语气就不一样了：她有了社会经验，懂得了要谨言慎行。更重要的是，她知道了“怕”。伊芙琳娜的母亲早逝，父亲是个贵族，但是不认她。她是由一个乡村牧师带大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私生女的处境。小说写的是伊芙琳娜进入社会，饱经忧患的故事。作者伯尼的父亲是著名的音乐家、文化人，家世说不上富贵，然而绝不寒伧。以这样的出身背景，写这样的故事，她是“为赋新词强说愁”吗？不是，因为她是女人。黄梅告诉我们，伊芙琳娜的“怕”不是简单的防人之心，而是她那个阶层和年龄的妇女所特有的自我意识。嫁人是这些妇女的惟一前途，别人如何看待、对待自己，对她们来说有极大的关系。 “怕”是她们的心理配重，免得在感情上过于投入。“怕”还是她们在谈到自己所爱的人的时候采用的语言策略。不说：“我爱”，说：“我怕”。怕什么呢？怕他不爱自己，或者 怕他实际上不是自己所想像的样子。“怕”比“爱”容易说得出口，不失身份。这是很有见地的分析。

伊芙琳娜的“怕”还有一层意思：跟她有来往的亲戚都是她母亲那一边的，他们是买卖人、小市民，文化不高，见闻不广，却还非常自以为是。她怕他们的粗俗，怕他们的热情，更怕自己将来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黄梅提醒读者，总喜欢临窗眺望的伊芙琳娜是一个“边缘人”。窗户打开了她的视野，为她展示了伦敦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各种各样的可能；但窗户又是分隔雅俗、高下的透明屏障，看得见的不一定就够得着。近在咫尺的亲戚，她不愿意与之为伍；窗外的绅士社会，她又怕自己配不上。这也是很有见地的分析。

黄梅的书一共十一章，讨论了十几个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很多都没有汉语译本，这是遗憾，但在眼下也是没办法的事。英国最近出版了普鲁斯特《追忆流水年华》的新译本，译事是由几个人分担的。《克莱丽莎》得多少人、多久才能译完？真的译出来，又有多大的市场？像《项狄传》那样的书，文字往往有多重的含义，翻译势必要加注。那样的话，读者得到的感觉跟原著就差得太远了。既然大多数读者不能直接接触这些作品，介绍它们的工作就格外重要。即便是有志直接阅读这些作品的人，也需要一个向导，解说它们跟十八世纪生活的关系以及历来学者对它们的研究。黄梅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替人读书。她做得非常好。那么多的作品、传记和历来的批评研究，把它们读完、读懂，条分缕析地说清楚，还要拿出自己的裁断和看法，这不是光靠聪明就能办下来的事。这是有毅力，有耐心，有诚心才能完成的工作。这项工作值得读者感谢，也值得学者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