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农俭:中产阶层是“造”出来的吗?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0 次 更新时间:2011-11-30 21: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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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农俭  

  白领阶层出现并形成规模才有依托的基础。三是中产阶层的生成有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只有社会成员整体素质提高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普遍得到改善了,中产阶层才会脱颖而出。这其中,普遍性的就业、教育程度的整体提高、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社会福利扩大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庞大的中产阶层的造就、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历史过程的自然结果,是经济结构合理变革、社会结构良性变迁的必然归结。人们注意到了“橄榄型”社会结构的积极作用,但充其量我们只能在形成这种社会结构的“过程”上着点力。如果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试图通过各种手段迅速“造”出一个中产阶层来,用行政推动的办法来“捏”出一个“橄榄型”的人群结构来,其结果恐怕将事与愿违,甚至会留下极大的后遗症。

  

  三、“造”中产阶层的方法论错误

  

  可见,中产阶层的形成伴随于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产阶层的成长是这个国家现代化实践的写照。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出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结构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自然结果。这个结果的形成,有着一系列相关的、必不可少的步骤,只有这个过程完成了,结果自然而然也就产生了。而我们现在的一些理论主张和政策措施是把注意力放在直接造就这个结果上,希望这个结果早点出现,并运用多种方法强制性地来推出这个结果来。所谓的“造”中产阶层、运用行政力量来推动“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也就是这个意思。

  

  人为地造中产阶层为什么不行呢?这样做违背了什么方法论原则呢?人为地去造中产阶层在实践中将会产生什么不良后果呢?

  

  第一,只追求社会结构结果的做法违背了事物演化的基本规律。“橄榄型”社会结构,或者说中产阶层占绝大多数的社会,是一个国家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自然演化的结果。这个结果的出现,经历了非常丰富、十分曲折的过程,而我们现在将注意力放在追求这个结果上,却不去考虑实现这个结果的过程、支撑条件,这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可行的。所以正确的方法论应当是,把握事物演化的基本规律,重视事物变化的过程、环节、步骤、次序,步骤把握住了、顺序对了、措施得力了、过程完成了,理想的结果就会水到渠成。而不是将目光盯在结果上,想尽办法去制造这个结果,最终扭曲了事物演化的基本规律。

  

  第二,人为地造中产阶层是缘木求鱼的做法。现代中产阶层都有其产业基础,也就是说,中产阶层范畴包括的这些人是依附于一定产业的,他们是有职业的。职业是中产阶层的依托基础,一个庞大的特定群体、“橄榄型”的社会结构是具体人群就业的表现形态。劳动者这张“皮”必须附在特定的“毛”上,现在我们强调要增加“毛”,可是“皮”在哪里呢?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的形成,是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的写照,只有知识经济已经普及,知识、技术替代了劳动力成为创造社会财富的重要因素,庞大的中产阶层出现才有扎实的基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有个耦合关系,而且一般地经济结构的变动起着主导作用,如果过分强调社会结构的变革,而忽略了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就会造成两者之间的脱节、断裂,就必然出现严重的问题。因此,如果说我们希望早日出现一个人数可观的中产阶层群体,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能尽早形成,那么就应当把注意力放在中产阶层依托的这个基础上。扩大这个基础、强化这个基础,这样也许有些用处,而不是将重点放在直接“造”一些人群上。通常我们所说的中产阶层包括了社会管理者、专业人员、技术人员、三资企业雇员,还有律师、分析师、咨询师、营养指导师等自由职业者,试问这些人是能随便增加的吗?如果我们人为地扩大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的队伍,随意增加这些人的收入,那造成的严重社会后果是可以预料的。制造一个没有产业依托的、缺乏支撑条件的中产阶层必然造成巨大的社会危害。假如我们靠政策推动,硬是人为地造出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那这个中产阶层也是不值得模仿的,它绝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中坚,反而会成为社会的累赘。原因就是合理的社会结构中的中产阶层应当是在公平的制度环境中成长、提炼出来的。

  

  第三,人为地将“金字塔型”的结构捏成“橄榄型”的结构是一种想象。从形态上看,似乎金字塔式的结构扩大中间部位就能改变形态,向橄榄型的状态转变。好像一个泥塑的模型,用手就可以随意去捏的。实际上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改变金字塔式的结构,应当收缩底部,整体抬高底部才能起到作用。因为中间部位的人是从底部遴选出来的,中产阶层的后备军是普通大众。从实践上看,我们只有将注意力放在普通大众身上,扩大就业、增加多数人的收入、提高全体人的教育水平等举措才能从金字塔的底部中提炼出一批中产阶层的成员来。

  

  第四,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提法容易造成误解。被误解成是努力扩大现有中产阶层人群,提高现有中产阶层人员的待遇,使这些人莫明其妙地提高了社会地位,这样势必扩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搞乱社会成员之间应有的正常秩序,破坏社会成员之间的正常关系。在当前,我们应当理顺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建立不同阶层、群体之间良好的利益协调关系,使不同的人、不同的群体各就其位,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这些方面事关社会稳定有序、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

  

  第五,运用行政手段去造中产阶层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使得社会出现畸形化。比如,过分扩大公务员队伍,公务员随意提高待遇,既直接加大了行政成本,又使得社会认知出现了偏差,导致社会上过多的人纷纷想法挤当公务员。不少公务员岗位都要研究生学历,甚至要求有博士学位,更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一般而言,创业者、对社会有杰出贡献的人应当得到社会的推崇,是社会的楷模,这样,这个社会才能更好地发展,才能更加健康。比尔·盖茨受人尊敬,因为他推动了时代的进步,改变了人类历史,他的精神激励人们更加发奋地去创业,这样的社会氛围是健康的。得诺贝尔奖的人得到社会的认可,他们的精神成为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这种精神驱使更多的人去为人类社会作贡献。而普通的公务员不应过度成为社会模仿的对象,社会各行各业,非常广阔的领域都需要众多优秀、杰出的人才去创业、去开拓、去作为。一个健康的社会,既是能造就出千千万万优秀人才的社会,又是能驱使众多人才能在非常广阔的领域各显身手、大有作为的时代,而不是用某种制度设定诱使过多的优秀人才去千军万马上独木桥。还有人说,造就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是实现小康社会的标志之一,似乎造中产阶层是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一大战略举措。这更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说法。小康社会的实现,必然会形成一个数量可观的中产阶层。而如果只去追求中产阶层造成了没有,到了那一天中产阶层的庞大队伍是有了,或许其背景未必就是小康社会了。

  

  第六,关于社会政策重点的讨论。根据我国的国情,现在在政策主张上不是去着力培育出一个中产阶层的问题,而是应将战略重点放在确保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的需求上来。一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必需的、基本的公共物品。如:尽可能扩大就业,让更多的人有业可就,增加多数人的收入,让更多的人得益。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教育水准,普及义务教育,努力增加对教育投入,使更多的人能够受到高等教育,提高国民基本素质。建立、健全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包括数以亿计社会成员的养老、医疗、卫生、工伤等保障制度。建立覆盖全体人民的低保制度,反贫困计划,及时的救灾制度,还有必要的社会福利制度。应当大大压缩行政成本,包括公务用车、公款吃喝等都有极大的压缩空间,省下来的钱用于以上这些方面。所以,社会政策的重点一是托底,逐渐抬高底部,使更多的人摆脱贫困。二是为全体人提供必要的、基本的公共物品。因为我国人口众多,这么多的人要人人吃饱饭、住上房、上好学,就是一件十分不易的事情,而不是将注意力放在对一部分人的过分关照上。三是建立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创造平等竞争的氛围。比如在经济领域,只要贯彻市场经济原则,效率自然会提高,接下来的问题可能是差距会扩大,市场会失灵,社会政策就应当重点放在对市场的矫正上,放在弥补市场的不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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