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酋午:共同富裕:刘俊祥教授的梦幻

——评刘教授的《“重庆新政”是中国特色公平政治的新尝试》一文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27 次 更新时间:2011-11-27 12: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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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酋午  

  工人和白领靠工资收入,老板或股东的收入是工人和白领靠工资收入的几百或几千或几万倍不等,这就是两级分化,而在这样的企业中,由于工人和白领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能组织独立工会,无法用集体的力量来制衡资本,出于弱势状态,而官商往往又相互勾结,所以这种两级分化无法缩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公权力被中共党棍(党的各级领导)所垄断,通过公权收上来的税款和其他钱都被他们集体侵吞或滥用了,比如“三公”(公车消费、公款吃喝和公费旅游)消费就已达19000万亿。本来,这笔收上来的钱可以用一部分来补助低收入者从而缓解两级分化,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赋予官员的权力太大,他们不愿意这么做,又没有别的权力制衡他们,所以两极分化只能是加剧。

  

  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就提出了通过“先富—共富”的路径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强调要通过政治、政策和政府干预,防止两极分化;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江泽民也强调,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要在财富的创造与分配、效率与公平以及富人与穷人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建立一种合理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既不搞平均主义,也要防止收入悬殊和两极分化;虽然胡锦涛总书记更是倡导公平正义的执政新政治理念,提出了一系列公平的发展构想和政策措施,即是通过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等,以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然而,当今中国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实际上存在着的唯GDP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效率思维,长期以来不仅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而且导致了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和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

  (三)重庆的所谓“新政”能带来共同富裕吗

  

  刘教授说: “‘重庆模式’即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重庆这种模式的发展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地方的主政者与政府及其政策行为的产物与表现。于是,在‘重庆模式’的更深入讨论中,也必然地将‘重庆模式’归结为一种“政治模式”,即‘重庆新政’。 ”它是“特指中共‘十七大’以后的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重庆后,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重庆直辖以来发展的基础上,施行的一系列‘新政’,从而形成的一套经济、政治、文化、(狭义)社会与生态发展的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发展路径。概括地说,这是一个很有成效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一个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能实现有效结合的具体模式、一个很有成效的科学发展的具体模式。”他还说:“要推进中国特色的公平政治,需要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及其领导干部的政治智慧、政治决心和政治创新。而‘重庆模式’的公平政治创新即‘重庆新政’,就是中国特色公平政治的一种新尝试。”

  

  也就是说,所谓的“重庆新政”是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中国特色公平政治的一种新尝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薄熙来的权力来源是中共中央授予,不是民选的。这种权力来源刘教授说具有政治合法性,看来我国的政治学大教授还不知道什么叫“政治合法性”。因为主权在民,所以政权来源的合法性只能是通过公民的选举,这已经是通行于全世界的公理了。现代国家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通常都是实行地方自治,地方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在于地方公民的选举。

  

  我们且不论薄熙来掌握重庆地方政权合不合法,薄熙来在重庆掌权,他在当地拥有最高的特权,当地人没有人能拥有与他相同的谋求市委书记的同等机会,在这一点已经没有公平了,我们且也不管公平不公平,我们只来看能不能实行共同富裕。我们也来假定薄熙来很廉洁,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看他的新政能不能实行共同富裕。

  

  刘教授认为重庆新政能实现共同富裕。他说:“由此才产生了‘重庆模式’的以‘分好蛋糕’促进‘做大蛋糕’的‘公平新政’。这种分好蛋糕的‘公平新政’在2011年7月20-21日召开的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会通过的《中共重庆市委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中,得到了最新的诠释和体现。该《决定》指出,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党的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实现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中共重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决定把缩小三个差距作为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重要突破口,走重庆的民生路、念重庆的共富经,坚持‘共建、共享、共富’,努力促进重庆人民的共同富裕。”

  

  我的观点与刘教授的观点正好相反,我认为重庆新政不能实现共同富裕。研究者们一般将“重庆模式”总体概括为如下的状况:以联系群众、“唱红打黑”为实质和核心,动员群众、全市上下一心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来统筹城乡发展,来鞭策公有经济、民营经济、三资经济“三驾马车”并驾齐驱,而以国有经济“驾辕”,来建设‘五个重庆’——“宜居重庆、畅通重庆、森林重庆、平安重庆、健康重庆”,来切实改善民生,等等。但在重庆的经济成分里毕竟有大分量的私有经济,实行的也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是以国有经济“驾辕”。有大量的私有经济,就意味着有少数人靠资本能获得收入,有多数人靠工资收入,你怎么做,靠工资收入的人都不可能比靠资本特别是靠大资本收 入的人收入多。况且在专制条件下,专制与市场经济结合,就算没有贪污受贿的事情发生,但掌握公权的党棍其亲戚子女总是多多少少能够利用其权势捞到好处,占据竞争优势,这既不公平也会加剧两极分化。由此可见,所谓的“重庆新政”也无法消除两极分化。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庆新政不是什么“公平政治”的新尝试和新路径。

  

  事实上,要从根本上消除两极分化就必须全部实行公有制经济,只有公有了才有可能按劳或按需分配。但是,在现有科技条件下,无法实行公有制,历史上,我国和原苏联都实行过公有制,但都因缺乏效率而无法继续,并且造成的结果是共同贫穷。世界历史事实证明,公有制虽有公平但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实行不了,只能实行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因此,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无法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只有等到五十年或一百年后出现了第四次科技革命产生了非线性智慧机器能代替人的一般性工作时再去考虑消除两极分化问题吧!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宣扬什么共同富裕都是骗人的把戏。

  

  201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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