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有利条件和未来发展面临的挑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13 次 更新时间:2011-11-20 11:35:50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刘世锦 (进入专栏)   张军扩    

  

  内容摘要: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有利条件包括:国内市场规模大;后发优势继续存在并具有较强模仿学习能力;大国开放型经济的独特优势;人民勤劳而节俭;创新能力正在增强;体制符合国情等。面临的挑战包括:速度趋势性下台阶使财政或金融风险加大;出现较大范围或规模的社会动荡;生态环境承载力减弱;国际政治环境变化多端,陷入国际政治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增大等。

  关键词:收入阶段,有利条件,挑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人均收入水平看,中国将很快越过拉美以及前苏联和东欧等地区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的相应发展阶段。换句话说除非出现大的反复,中国落入他们那种意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比较小。但这并不意味中国能够一帆风顺地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现阶段已经积累了一些风险,新阶段也可能会面临新的挑战。

  

  一、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有利条件

  

  和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有许多有利条件。

  (一)庞大而统一的国内市场

  我国人口众多,人口比高收入国家总人口还要多,是美国人口的4.3倍,是欧元区人口的4.1倍。我国人均收入还比较低,即使完成了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任务,按1990年国际元计算的人均水平也不足美国现在的40%。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特征也非常突出,农村人口还占全部人口的50%以上,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远未完成。这说明,我国人均收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而消费需求依然会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还处在快速推进阶段,因而投资需求也依然会有广阔的增长前景。除此之外,我国的市场还是一个产品和要素可以在其中自由流动的统一的市场。这一市场的优越性远大于那些跨国而建的所谓的统一市场。庞大而统一的国内市场,不仅有助于从需求方面拉动经济增长,而且会为各类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而产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发展,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综合竞争力。

  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发展不平衡,资源禀赋不一,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等都存在水平和结构上的差异。这些意味着互补性的投资需求具有更大的增长空间,也意味着产品的生命周期会更长。 前者意味着需求快速增长可以持续更长时间,后者则意味着同样的新产品研发投入可以获得更多的回报,这又会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持续竞争力。

  随着基础设施网络化、现代化水平的继续提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我国国内市场的统一性将进一步增强,交易成本将进一步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将进一步提高,庞大而统一的市场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将更大。

  (二)后发优势继续存在且具有较强的模仿学习能力

  作为后发国家,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我们以较低的成本引进吸收和模仿学习了先行国家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使我国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基本上跨越了以较低成本引进吸收、学习模仿国外先进技术的阶段。这一则是因为需要学习模仿的国外技术的复杂性在增强,简单模仿难以掌握技术的诀窍;二则是因为先行国家为维护自己在先进技术上的统治地位而对其技术扩散设置了更多的障碍,技术引进的难度和成本都在增加。但总体来看,我国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依然存在,在某些领域甚至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我国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上仍然具有较大的后发优势。事实上,引进吸收、学习模仿先行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先行国家在更长时期内完成的工业化任务依然是可能的,只是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经济成本,和投入更多的人力与智力。

  还要看到,我国学习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要比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具优势。我国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义务教育普及程度高,高等教育发展迅猛。2007年,我国综合教育普及率达到68.7%,比印度高7.7个百分点。而1999~2007年间的相关调查表明,我国15岁及以上的人口识字率达到93.3%,比印度高27.3个百分点。无论是在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技能方面,还是在高素质劳动者的创造能力方面,中国都强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技术研发体系比较完整,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堪称一流。除此之外,我国还有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科技成果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好的条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大国开放型经济的独特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托国内市场以及在国内市场上形成的竞争力,大力开拓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产业分工,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在更大空间范围高效配置。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对外开放能够在更大程度上促进国内的发展。这是因为,作为一个经济和贸易大国,我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活动时具有如下优势:(1)市场回旋余地大。当外部市场出现萎缩时,有巨大的潜在国内市场可供开拓。(2)产业抗冲击能力强。大国产业体系比较完整,当由于外部的原因导致产品供应链出现问题时,国内有能力生产出替代产品以应对产品供应链断裂局面,使经济循环不至于受到严重影响。考察这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可以发现,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内产业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生产替代产品的能力较差。(3)社会抗压能力强。当出口部门因市场需求萎缩等问题而裁减员工时,国内有更大的空间来吸纳这些被裁减的员工。(4)博弈能力强。在全球化水平显著提高的新格局中,一个国家能够分享多大份额的全球化利益,除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产业和产品竞争力外,还取决于这个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博弈能力,而其博弈能力之大小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如果这个国家实力强,那么它在重要产品定价、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制定方面就有更大的话语权,就能切得更大块的“蛋糕”。我国有着巨额的外汇储备,许多可贸易产品的需求规模或生产规模在全球屈指可数,适当地运用这些能力,能够显著增强我们在相关领域的博弈能力。

  (四)人民勤劳而节俭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华民族可能是全球最节俭的民族,我国的工业化因此而获得了比较充裕的资金供给。2007年,我国的总储蓄占GDP的55%,比世界平均高32个百分点,比低收入国家高29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高23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高35个百分点。虽然高储蓄率有其不利的一面,但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的阶段,高储蓄率是完全必要的,是利大于弊的。

  中国人民不仅节俭,而且勤劳。勤劳意味着同样的劳动力成本投入,可以换来更多的产出;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强的竞争力。2008年,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单位就业人员创造的GDP)的增长率为8.6%,比世界平均高5.5个百分点,比低收入国家高4.8个百分点,比中等收入国家高2.5个百分点,比高收入国家高6.7百分点。通观全球,是年,劳动生产率比中国高的国家只有亚美尼亚、白俄罗斯、阿塞拜疆等少数几个国家。虽然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有多种,但人民勤劳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五)创新资源总量规模大且创新能力正在增强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拥有的创新资源不多,但我国的创新资源总量不仅多于其他所有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多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2006年,我国共有研发人员110多万,人员总数仅次于美国,比日本多40多万,比德国多80多万,比法国多90多万。从研发投入来看,同年,我国的研发投入总量为377亿美元,多于美、英、德、法、日之外的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由于创新资源越多,创新要素组合的方式越多,发明和创造的可能也就越大;又由于研究开发具有正的外部性,创新资源规模大显然更有助于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不仅拥有创新资源总量的优势,而且拥有人均创新资源量的优势。2005年,我国每百万人口中有研发人员709.8名,同年,马来西亚只有502.9名,南非只有376.8名,巴西只有461.0名。

  随着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每年还会有数以百万计的科技人员加入到研发队伍之中。值得一提的还有,我国研发人员的工资水平较低,在研发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具有低成本优势。

  (六)体制符合国情而且运行效率高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完善,我国不仅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和政治体制。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

  在微观经济运行方面,我们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注重发挥政府通过规划和政策引导资源在区域间和部门间合理配置的积极作用。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我们在注重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这两大杠杆的同时,也注重发挥行政干预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方面的适当作用。

  在行政体制方面,我国政府具有几乎是全球最强的资源动员能力。这种能力,在平时,能够有效组织重大工程和科技项目的实施;在危机时期,能够调动各方资源,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最后,我们建立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适合现阶段的国情,有助于维护社会和政治的稳定。

  

  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五大挑战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完成中等发展阶段的任务,使人均GNI达到10000美元(1990年G-K国际元)以上是很有可能的。但是,未来的持续发展也必须应对好已经积累起来的风险,和可能出现的新的挑战。分析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条件和环境,可以发现,可能对我国发展进程构成严重冲击从而导致发展进程遭受挫折,甚至重大挫折进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

  (一)增长动力减弱,导致发展进程放慢甚至停滞

  这可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看。从供给方面讲,主要是传统的低成本的比较优势明显减弱甚至丧失,而新的比较优势则迟迟不能形成,从而导致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带来的对土地、水、矿产、生态环境等自然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而国内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却日益增强;同时,随着以印度、巴西、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进入新一轮的工业化浪潮之中,全球对于矿产资源的需求将加快增长,世界矿产品价格上涨势不可挡。劳动力增长的趋缓,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劳工权利意识的增强,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劳动成本的上升。这些因素将共同导致传统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步消失。另一方面,虽然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断提高,我国高素质劳动者队伍的规模不断壮大,但是由于创新知识积累较少、创新研究基础薄弱、创新体制不完善等原因,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和全社会创新活力都明显不足,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尚需时日。在供给方面影响经济增长的不利因素还有:经济体制进一步改革的生产率增长效应将小于过去三十多年改革的效应;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大面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之后,我国学习模仿世界先进技术的空间已大为缩小,低成本引进技术的时代即将结束。

  从需求方面看,主要是在外需由于受到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市场容量有限、贸易保护主义等影响难以有较大增长空间的情况下,内需则由于一系列结构性和制度性因素制约而难以充分释放。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一些发达国家的再制造业化,一些劳动和资源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低端产品制造能力的提升,主要由全球贸易的福利增益在南北国家间、同一国家内部不同部门间、不同阶层间的不合理分配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蔓延,都将加大开拓国际市场的难度。与之同时,虽然扩大内需已被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但开拓国内市场亦并非易事: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所占份额长期持续偏低,显著提高居民份额还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赶不上教育、医疗、住房等成本的上升,消费能力有限;受传统文化影响,人们的储蓄意愿较强,公共服务水平低、覆盖面不够宽又进一步强化了居民的储蓄倾向;在传统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之时,国外产品可能会挤占更多的国内市场。

  (二)出现比较严重的财政或金融危机,导致发展遭受挫折

  进入“十一五”以来,我国GDP实现了年均超10%的增长。这种增长是建立在信贷迅速扩张的基础之上的。从2005到2009年的4年间,货币供应量(M2)增长了75.4%,年均增长15.1%。这一扩张速度远快于1929年大萧条出现之前美国的信贷扩张速度。根据相关研究,信贷的过度扩张会埋下“经济萧条的种子”。

  现行的各级地方政府的所谓“土地财政”,在促进城镇化建设方面有其积极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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