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64 次 更新时间:2011-09-05 11: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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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 (进入专栏)  

  兴良刚好此时到上海出差,他过来看我。我没让他进家门,拿了一个凳子放在门外露天路边,他坐在那里和我说了一会话,我就劝他回去了,连茶水都没有给他喝一口。他一点也没有计较,因为他知道我这是对他的保护,怕将上海的肝炎传染给他。

  实际上,我们之间一直是心心相印的,有时,我们在一起参加学术会议在宾馆住下时,往往会利用吃过晚饭散步的机会,比较长时间地交换一些对学术界人和事的看法,以及彼此今后学术研究的打算。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观点往往是非常一致的。兴良现在已是我国刑法学界的大师了,我祝愿他学术之树常青。

  

  每周一封情书的丘征元

  

  丘征元,这位来自福建的考生与我同年,比我年长一个月,虽然不在一个小组,但因为他为人朴实、心地善良,生活极其规律: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体育锻炼(打球、跑步等),几点睡觉,都有章有法。因此,相处时间不长,他便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

  当然,征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纯洁、执著的感情。当时,在我们班级中,相当一部分同学都已经有了家室,有的已经有了小孩。我们当时的班长刘和海和他的山东老乡冯殿美,都已经育有了3个儿子。而象我们这批年龄段的同学,则大部分都还没有结婚,仍处在恋爱或者单身阶段。但是,不管是有家室的同学,还是正在谈恋爱或者单身的同学,一个学期给家里,或女(男)朋友写信,也就几封而已。而丘征元,给他的女朋友则是定期地、每周一封情书。这常常使我们大家既羡慕又感动。因为这在当时,坚持此事并且能够公开坦然地告诉我们每一个同学,应当是非常前沿的事情。

  每当收到女朋友的来信,丘征元就会一脸幸福地津津有味地仔细读起来,然后就摊开信纸开始回信。那种专注、那种神往,就象在从事一项世界上最为神圣的事情。可以想像得到,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沉浸在甜蜜幸福之中。有时,我们也会开玩笑地请求丘征元,能否让我们看看他女朋友的来信。碰到这种场合,他总是会脸胀得绯红,一面连连摆手拒绝,一面就急急地逃离大家的视线。一副憨厚腼腆的可爱的神态尽现众人面前。

  大学毕业后,丘征元回到了福建,先在省司法厅工作,3年后又去省司法学校教了6年书,最后转入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现在是办公厅的人事处处长。虽然级别不是很高,但也是一个能够发挥所学知识的岗位。这次5月份的北大法律系77级入学30周年纪念活动,他又充满幸福地告诉我,他已经有了孙女,当上了爷爷。2008年6月底,我去福州出差,征元带着他的妻子宴请我,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位让征元心仪已久、四年大学每周一封情书的嫂夫人,闺名陈建华。她现在一家市级医院当领导,不仅人长得异常亮丽,而且性格开朗,说话直爽,完全是一个性情中人。她听到我正在写征元的这一段小故事,就很开心地向我提供了一个小情节:当时在和征元谈恋爱通信时,医院里工作实在繁忙,忙到好不容易盼望了一周收到的征元的来信,她竟然没有时间拆开来看,只能先塞在口袋里,上卫生间时再细细品味。我真的是非常地羡慕他们,同时也祝福他们一家:幸福之花永不凋谢。

  

  给大家带来欢乐的丛培国

  

  丛培国来自东北农场,与我同年,也是1955年出生的,比我小几个月,故我叫他“小丛”。我和小丛,虽然不在一个小组,但我们接触比较多。当时的接触,除了一起听课、进行体育活动、参加一些学术讲座之外,更多的是在他的宿舍里,我,刘凤鸣,陶景洲,李启家,张永明,王志勇,有时还有陈兴良等,听小丛聊天,或叫侃大山。小丛聊天的水平非常高,极富吸引力,常常将我们听得一愣一愣的,逗得大家笑不过气来,所以他的宿舍里经常是一片笑声。

  在听小丛讲述的他的故事里面,有一个故事听得我当时就目瞪口呆,至今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且一直没有搞明白他讲得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在当时的东北黑龙江农场里,由于物质的匮乏,大家生活都很艰苦。尤其是小孩,因为没有什么糖果啊、饼干啊等零食吃,所以一等农场里收割上来红薯、大豆、花生等,就拼命地吃,而且也不等烧熟、炒熟,就拼命吃。有一次,他吃生的花生吃得实在太多,肚子不舒服,就上厕所大便。结果非常有趣,他蹲在那里老半天,拉出来的不是大便,而是一滴一滴的油!拉出来了许许多多的油!我当时就问他:那你人不就成了一架榨油机了吗?他笑着说是啊是啊。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近30年,至今回忆起来我仍然禁不住要乐,暗地里笑出声来。同时,至今也没有闹明白:人怎么可能成为一架榨油机!

  小丛毕业时也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后来就留在法律系经济法专业当了教师。没过几年,他又离开北大,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可以想像得到,凭小丛的北大法律专业的良好基础,以及他的雄辩口才,他的律师业务做得非常红火,现在已经是京城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掌门人,也是我们班级每次同学聚会、开展活动时作出贡献最大的人之一。

  

  意气风发的谢思敏

  

  谢思敏,和我并不是一个组,但由于年龄相仿(他出生于1957年,比我小两岁),因此经常在一起看书闲聊,有时也会一起去听一些其它系如中文系、哲学系、经济系的讲座。小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他特别的聪明。因为他在考入北大之前是公安民警,进大学之后还是在职的,一边拿单位的工资,一边读书,所以前一两年基本上天天穿着公安民警的制服,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谢思敏大学毕业时考上了出国研究生,去了日本。读了博士学位后回到国内从事律师工作,现在是北京信利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京城著名律师之一。

  在和谢思敏交往的四年中,有一件事对我印象特别深刻,那就是我们传阅小说《塔里的女人》。该书印刷质量不好,字很小,总量也不过十来万字吧,在当时,还被列为“黄色小说”的范围,因此我们只能在私下里偷偷地看。其实,该书没有一点诲淫诲盗的内容,而是讲述了一个悲惨凄凉爱情故事,其包含的人生哲理,即使在现在回忆起来也是异常深刻,弥足珍贵的。

  《塔里的女人》讲述的是这么一个故事:主人公是农村里一个地主的儿子,已有妻室,但由于是父母包办的婚姻,因而并无什么感情。主人公进城读了大学以后,结识了一位姑娘,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她都是非常的优秀:出身大户人家,人长得漂亮,非常地聪明,又善于体贴人、照顾人,还能歌善舞,弹得一手非常动听的钢琴。主人公和她相爱后,两人愈陷愈深,最后到了谈婚论嫁、必须让主人公作出抉择的时候。主人公说要回家一趟,征得父母同意,将前一次婚姻解除。姑娘充满了期待地等着心上人回来。主人公虽然不久就回来了,但姑娘等到的却是坏消息:主人公的父母坚决反对他与妻子离婚,而且主人公在父母的压力之下屈服了,要和姑娘分手。在走投无路之下,主人公进一步作出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决定:将姑娘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个好友———当时在军队中服役的一名高级军官。尽管这名军官也是堂堂一表人才,开始对姑娘也挺好的。但终因姑娘与他在各个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加上始终无法忘记与主人公的感情,最后,她与军官还是离婚了。受到这些感情上的挫折和刺激,姑娘就到一个寺庙里出家了,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过了若干年,主人公还是与自己的妻子离婚了,他到处打探姑娘的下落,终于在一所寺庙(塔)里找到了姑娘。但此时的姑娘目光呆滞、神情麻木,已经不像人样了。最为可怕的是,她已经不认识主人公,不管主人公如何帮助她回忆,她都已经记不起来了(以上内容都是凭记忆,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近30年,所以有些内容和情节可能有误)。

  应该说,这个故事本身并没有太多的创新,但当时的我们都被这部小说所深深吸引,在谴责主人公太懦弱的同时,从中体会到的一个最深刻的生活哲理,就是“爱情是不可以转让的”。

  我记得,当时这本小说小谢也借给我们宿舍的刘凤鸣、陶景洲看过,但这次入学30周年搞纪念活动时,我问小刘和小陶,他们对这本书都说没有任何的印象了。真格是“往事如烟”啊!鉴于此,我特地写下如上这些文字,以留住我们当时的大学生活,也留住我们当时的情感。

  

  四组的兄弟姐妹们

  

  我们北大法律系77级只有一个班,当时分为8个组,我们第四组有同学11人,其中男同学8人,女同学3人。

  在我们8个男生中,最为年长者是何山。他1947年出生,复员军人,北京考生,生活阅历丰富,为人仗义。他把我们都视为自己的弟弟妹妹,还经常帮助我们设计人生道路,而且所说的都非常有道理,故深得大家的喜欢和爱戴,我们共认他是我们小组的“头”。

  何山酷爱摄影,其作品在各个层次的比赛中都获得过奖励,还出过摄影年历。在他的摄影作品中,我们认为最为珍贵的是1976年4月5日他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悼念周恩来总理活动时拍下来的大量照片。老何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挺深刻的。那是大一时老何组织我们小组编写《中国法学通俗讲座》,当时在整个图书市场上,法学类作品非常少见,很多老教授都不敢写书。而作为我们刚入大学的年轻人要写书出版,确实是需要够大胆的。非常可惜的是,我们四组同学的这一本法学处女作并没有能够正式出版。

  大学毕业时,何山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后来担任了常委会法工委民法研究室的负责人,为改革开放30年来民事立法作出了重大贡献。

  比何山小两岁的是武树臣。他是北京人,插队到过山西,后来又调到了四川,入学前在一所地区师范学校里担任教师,拿到入学通知书时,与相爱的女友办了结婚登记手续。武树臣读大学虽然回到了自己父母身边,但离妻子就很远了。老武人很乐观,经常说上几句笑话,逗大家乐一下。他读书非常勤奋、刻苦,思维能力很强,讨论时经常说出一些结论性的话。他尤其钟情于中国法律思想史,故深得张国华老师的欣赏和喜欢。老武留给我们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成千上万张关于中国法律思想史资料的卡片,这都是他在阅读古代法律文献资料时摘录的。这些卡片,让老武成为了全中国手中掌握中国法律思想史资料最丰富的人之一。大学毕业时,他众望所归地留在了北大法律系,跟从张国华老师教授中国法律思想史。之后,老武凭借他的勤奋刻苦和手中掌握的丰富史料以及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感悟,在不长的时间内,发表了众多中国法律思想史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方面的论著,一举成为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后来,他担任了一段时间的法律系副主任,并于1997年出任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筹办奥运会期间,老武还是北京奥组委法律部的主任,为中国举办好北京奥运会作了大量贡献。

  大学期间,由于我和老武同在一个专业,加上在大学宿舍时又是睡上下铺,故我和老武关系极为融洽,在一起话也特别多。我记得1993年10月,老武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做访问学者,我当时也在东京大学法学部做访问学者,我去看望他,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的一家小吃店中,我们两个人谈了整整三个多小时,那时老武对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人生最痛苦的事,就是有了自己的想法,却没有能力将这些想法付诸实施,而宝贵的时间就在这痛苦之中慢慢地流逝了。

  比武树臣小、比我大一岁的是庄宏志。关于小庄,我在入学之后的日记中是这样描述的:1米83的高个子,大眼睛,脸色红润,充满青春活力,一表人才。他高中毕业后,插队去了北京郊区,后入北京市公安学校学习,又去了北京市昌平法院工作。人比较老练,理解能力强,性格开朗,学习很认真,喜欢运动,有时带一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的气质。

  大学四年,小庄学习非常地刻苦,尤其是外语,比我们几个同学明显好出一截。毕业时,他申请到了国外研究生,先去日本,后来又去了美国,学成后又去了新加坡发展,从事律师业务。

  数年前,他回到中国,在上海浦东开了一家“宏志律师事务所”,业务基本上以新加坡与中国的企业为中心,事业进行得还挺好。

  比我年龄小、又同是1957年出生的有三位兄弟:顾雪挺、刘凤鸣和徐杰。顾雪挺来自江苏,个子很高。他特点是生活极其有规律,准时起床,按时去图书馆,准时吃饭,按时锻炼,准点睡觉,且每天如此。他的第二个特点是信件特别多,而且一接到信立马就回,从不拖延。第三个特点是他每晚睡觉前必须要做半个小时以上的从头到脚的全身按摩。我们宿舍的人都一致认为他的这个生活习惯非常好,有益于身体健康,但没有一个人能坚持学他的这种习惯。因为我们都感到自己肯定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可见雪挺的毅力之强。毕业之后,雪挺先留在北京工作,后来去了珠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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