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勤华:北大法律系77级——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064 次 更新时间:2011-09-05 11: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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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勤华 (进入专栏)  

  见到我还没有说话,脸就先红了,然后就热情地为我倒水泡茶。我和由老师说话时,她常常坐在边上看着我们,当我偶尔不专心听,回过头看她一眼时,她马上脸一红,就转过脸去。由老师夫妇感情甚笃,相亲相爱,直至今日。李老师身体比较弱,已经好多年不能起床了,由老师就放弃了一切交往活动,包括放弃参加他心爱的外国法制史年会,专心照顾李老师。

  由老师治学态度严谨,专业功底扎实,是我国英美法研究和日耳曼法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我大学毕业后考华东政法学院徐轶民老师的外国法制史专业的硕士,是由老师推荐的,因为他与徐老师是多年好友。由于是学生,又是同一个专业,这些年来,我和由老师接触一直比较多。可以说,在外国法制史领域里我的每一个进步,都与由老师的提携、帮助有关。

  

  充满激情的孙国华老师

  

  孙国华老师,是我们法学基础理论(当时称“国家与法的理论”)课的第一位任课老师,其他几位,一位是罗玉中老师,他当时是年轻的助教,讲课非常认真,后来长期从事科技法的研究,担任过《中外法学》的主编,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的院长,这次我们入学三十周年的庆典,罗玉中老师也来了,和我们坐在一桌,聊得非常开心。

  另一位是姜同光老师,当时的职称是讲师,课讲得也非常好,逻辑性非常强,同学们也很喜欢他。但他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参加过北大、清华两校的写作班子(笔名“梁效”)的活动,所以后来就离开了北大法律系,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我们都不清楚。这次北大法律系77级入学三十周年庆典时,同学们编印“庆典手册”,在“北京大学法律系77级任课老师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我感到十分伤心。因为就我的接触和感觉而言,姜老师是一个不错的人。

  现在我们将话题再拉回到孙国华老师身上。孙老师当时给我们上课时,也已经五十多岁了(孙老师1925年出生),但他精力十分充沛,声音洪亮,讲话中气特别足,且激情澎湃,才华四溢。

  讲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学观和基础理论来,如数家珍,几乎不用看讲稿。我们同学当时私下里都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专家,孙老师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人。尤其可贵的是,孙老师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观,经历三十年,至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对此的信仰是坚定的,执著的,也是真诚的。1978年夏天,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恢复,孙国华老师回到了人民大学,以后,他不太来北大,我们看到他的机会就很少了。

  和孙老师接触比较多是工作之后,由于我从事的外国法制史的教学与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关系密切,以及国内一些重大的法学基础理论研讨会,我和孙老师都参加了,所以,我们就会经常见面,交谈的机会也很多。当然,开始几次,一方面由于孙老师教过的学生比较多,对我印象不深;另一方面,本科毕业我考入华政读研究生后,一直到毕业留校,将近有十多年时间我埋头于书斋,基本上没有出过上海,和学界联系很少。所以,开会见到孙老师时,我都要自我介绍一下。

  后来,见面次数多了,我和孙老师就比较熟悉了,谈话的内容也就越来越丰富了。我对孙老师最为钦佩的,一是他对学术,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执著;二是他的开朗的性格,坚强的体魄,80多岁的人,还骑自行车;三是对事业、对生活、对学生的充满激情,唱歌跳舞,各种活动都积极参加。这些,都是我们所应该好好学习的。

  

  张国华:学生欢迎的老师

  

  关于张国华老师,可能会有许多同学的回忆文章,因为他担任过法律系的系主任。所以我这里的叙述就稍微简略一点。

  张老师非常敬业,对工作十分投入。他担任系主任的那几年,是北大法律系最为风光的时期,在全国法律教育中完全处于领头羊的地位,在课堂上,张国华老师非常受学生欢迎。他虽然个子不高,但讲课时声音洪亮,中气很足,充满了激情。而且,他在讲坛上,还经常手舞足蹈的,肢体语言特别丰富。他的语言十分精练,但论述充分,论证严密,给我们的感觉是,他的话再多一句,就是罗嗦;而若少一句,就不能完整。

  至于张老师的博学、深刻,以及对史料的掌握,对人物和思想的深入分析等,都是处于上乘、超一流水平的。就因为如此,张老师凭着个人魅力,就将我们班上一些优秀的学生都吸引过去了。

  武树臣、李克强等都是张老师的崇拜者。老武最终走上了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的道路,与张老师不无关系。克强也曾一度想从事中国法律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而我自己,开始本来也是对民法、婚姻法感兴趣的,因此那时和民法教研室的李志敏老师接触最多。但是,在听了张老师(包括饶鑫贤、由嵘、蒲坚老师)的课以后,有开始对法律史感兴趣了。

  

  饶鑫贤:兴趣使然的老师

  

  饶鑫贤(1923-2003),湖南人,早年毕业于南京国立政治大学,从事地下党工作。

  饶老师的风格与张老师不一样,他讲话一直是慢慢的,声音是细细的,语音语调起伏不大,而且因为身体一直比较弱,所以他上课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坐着讲的。所以,听饶老师的课,需要慢慢品味,才能感觉到其中的丰富内涵,感受到他的渊博学识,以及严密的逻辑性。与张国华老师不同的另一个方面,饶老师并不是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科班出身。他原来是南京市中级法院的法官,负责审理刑事案件,后来对中国法律思想史感兴趣了,才来教这门课程。

  他的大儿子饶戈平,在北大法律系读国际法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后来他在国际法研究方面成就突飞猛进,现在已是中国国际法学会的常务副会长了。他的小儿子饶方,毕业后分配在《中国法学》编辑部,我们也有过多次接触。饶老师喜欢下围棋,是一个修养很好、非常儒雅的人,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位谦谦君子。饶老师到后来身体状况不太好,尤其是双腿走路比较困难,坐的时间长了,站起来的时候也很吃力。所以,他每次出席学术会议,师母一般都是跟着去的,以便照顾他。

  张、饶两位老师虽然都已驾鹤仙去,但他们开创的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科专业,已经发展得越来越壮大。他们当时一手培养起来的“四大金刚”:武树臣、李贵连、张铭新、段秋关,都已经是中国法律思想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了。他们的再传弟子,更是已遍布全国各行各业。因此,两位老师若有知,应该可以欣慰怡然了。

  

  不是冬天也围着围巾的蒲坚老师

  

  蒲坚老师给我们开设的是中国法制史课程。当时,给我们讲授中国法制史的老师共两人,还有一位是法律系副主任肖永清教授——但这次我们77级举行入学30周年庆典活动时,在打出来的小册子上任课老师的名单中,将肖永清老师给遗忘了,这是非常遗憾的。我记得,当时肖老师讲授秦汉法律,蒲老师讲授其他各个朝代的法律。

  蒲老师的讲课深入浅出,论证严谨,说话平和,语言也比较幽默。但给我们印象最深的还不只是这些,而是他那从冬天开始一直到夏天天气已经很热时,仍然围着的那条围巾。这不是为了装饰,也不是为了给学生增加有知识的感觉,而是因为蒲老师的严重的支气管炎。

  应该说,蒲老师当时年龄也不算太大,也就五十来岁吧,但他体质比较弱,尤其是严重的支气管炎,让他吃足了苦头。他和我们说话时,就能听到很急、很重的喘气声。我记得当时我对中国法制史比较感兴趣,因此,经常向他请教一些问题,同时,由于肖永清老师兼了系里的行政工作,所以有些应该由肖老师辅导的问题,我也会向蒲老师提问。但看到蒲老师说话这么吃力的样子,我往往是见了他面也不敢提出来。然而,蒲老师为人很坚强、很乐观,他不管这一套,喘气管喘气,说话照说,讲课照讲,辅导也照样辅导。这经常令我非常感动。

  大学毕业以后,大概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一直没有机会去北京,也没有出席中国法制史年会的机会,所以与蒲老师没有见面的机会。但从北京的同学那里,经常听到一些有关他的情况,说他学术成果不断,身体也越来越硬朗,一年之中围围巾的日子越来越少。听到这些,我感到特别的欣慰。1995年我担任华东政法学院副院长以后,出外开会的机会多起来了,与蒲老师见面的机会也多起来了。我印象最深的是1998年的中国法制史年会。

  那次会议,由西南政法大学的陈金全老师(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承办,是最近几年各种学术年会中最为浪漫的年会之一。我们在重庆西政校本部报到之后,当晚就登上了长江游轮,会议在游轮上召开,顺着长江一直开下去,到巫山县登陆,继续开。由于第二年三峡工程要开工,巫山县就要被永远地淹没在水底,所以我们出席会议的代表都拍了许多的照片。在巫山,开过闭幕式之后,我们就各奔东西,回家的回家,继续去旅游的继续旅游。我、王立民(华政副校长、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和蒲老师等几个人,就一路去了小三峡和小小三峡,最后在宜昌分的手。在这几天中,蒲老师与我无话不谈,从家庭到学术,从教研室的同事,到自己的学生。尽管我们年龄相差有三十余岁,但我们之间没有一点代沟的感觉。我感动于他的为人豁达,坚强,心态好,对学术的执著;他也肯定了我这些年的努力,认为我为北大法律系争了气,为我们这个班级赢得了荣誉。

  在回上海的路上,我对立民讲述了蒲老师的过去,我们都很感慨:任何事物都没有恒定的时候,社会在变,人也在变,人的身体状况也在变。中青年时期身体好的人,如果不注意,年纪大了以后,身体也会垮掉;反之亦然。蒲老师就属于中青年时期身体比较弱的人,但由于他豁达,坚强,心态好,加之注意保养,结果身体反而越来越好。在小小三峡漂流时,他比我们年轻人玩得都更要欢快。

  从1998年至今,又过去了整整十年。如今,与蒲坚老师同辈,甚至比他年龄还小一点的法律史学者都纷纷谢世。然而,蒲老师则仍然非常健康地活跃在学界,这真的是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情。看来,下次再见到老师时,我一定要向他请教如何保养身体的问题了。

  

  儒雅清高的沈宗灵老师

  

  沈宗灵老师,个子不高,人也比较清瘦,一口带有浓重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在我们法律77级的任课老师中,沈老师是比较晚讲授的一位,是我们在读大三时他登场的。当时,他给我们讲授了选修课《现代西方法律哲学》。

  在我们读大二、大三(1979、1980年)时,由于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所以对西方的法律制度、法律思想包括法律哲学,都还是非常陌生的。

  既没有教材(北大张宏生老师主编的新中国第一部统编教材《西方法律思想史》是1983年出版的),也没有参考书(沈宗灵老师的《现代西方法律哲学》是1984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中虽馆藏有一些西方法学大师的作品,如狄骥的《宪法论》、格老秀斯的《国际法典》(《战争与和平法》的节译)等,但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当沈老师在课堂上系统讲授西方各位法学家的法学作品和法律哲学思想时,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由于我在读大学之前,曾在乡政府机关工作过三年,受到过快速记录的基本训练,所以,在沈老师的讲课过程中,我几乎将其每一个字都记录了下来。可以说,我的听课笔记,是当时全班最为齐全的。它不仅为当时班里的其他同学所利用,而且还让后来华政的法理教研室的一些老师受益。

  1982年我毕业考入华政读研究生后,给我们上课的一位法理老师向我借了这本沈老师的讲课笔记,进行备课,写出讲稿,然后再给我们上课。当然,平心而论,沈老师的讲课内容我虽然是全部记录了下来,但对西方法学家的法律哲学思想当时尚未能深刻理解和领会。

  沈老师平时话不多,也不苟言笑,比较严肃。给人感觉是比较清高,非常儒雅,但他为人非常诚恳,非常热情。他专注学术创作,惜时如金,但对我们学习上的要求一般都能予以满足。当时,我曾去过他家里几次,向他请教一些法理学学习上的问题。每次,他都会放下手中的活,耐心地回答我的各种问题,包括有些现在回想起来是非常幼稚的问题。

  毕业以后,由于我和沈老师从事的不是一个专业,所以在学术会议上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偶而有过几次,也只是远远地点点头,就算是打过招呼了。有时我怕他忘记了我的名字,上前握手时刚要自我介绍,他就会马上说:“我知道,你是何勤华。你导师徐轶民老师最近身体好吗?”弄得我非常感动。到北京出差时,我也曾去过沈老师家中几次,他还是老样子,埋头于编书、写书之中。有时,也会和我谈谈国外法哲学界最新的一些动态,对有些法学家作出一些他个人的评价。

  沈老师是1923年出生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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