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66 次 更新时间:2004-10-13 16: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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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哈耶克著   邓正来译  
正是这种对个人计划的相互协调使得人们在运用不同知识和技能为自我目标奋斗的同时,也能彼此服务。   

  

   行为规则的功能并不在于为了一个大家同意的特定目标而将个人的努力组织起来,而是保护总体的行为秩序,使得处于其中的每个人能够尽可能多地从别人的努力中获得好处以追求个人的目标。有助于建立这样一种自发秩序的规则被认为是过去长期实验的结果,而且,尽管这些规则被认为是可以加以改进的,但这种改进也必须缓慢地一步接一步地进行,以便新的经验显示这种改进是有益的。   

  

   这种自发秩序的巨大优点不仅仅在于它为个人提供了实现自我目标的自由,无论这些目标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还在于它使得利用不同时间、地点、特定环境下广泛分布的知识成为可能。这些知识仅仅作为那些不同个人的知识而存在,而且不可能为某些单一的指导性权威所拥有。这种对特定领域知识的运用要比任何中央控制经济行为的制度下所可能进行的类似运用更广泛、更全面,这种应用所带来的巨大的综合的社会产品,绝不逊于任何其他已知方法的成果。   

   但是,在将这样一种秩序的建构交给自发的市场力量、使之在适当法治限制下运转、保持一种更广泛的秩序和对特定情况更彻底的适应的同时,这同样意味着这种秩序的特定内容将不受精心的调控所支配,而在很大程度上为偶然性所左右。

  

   法治的框架以及有助于市场秩序形成的各种特殊制度只能决定这种秩序普遍性的或者说抽象性的特征,而不能决定它对于特定个人或团体的具体作用。尽管这种秩序的公正性包含了所有人机会的增加,而且很大程度上使得每个人的地位依赖于自身的努力结果,但它仍使每个个人或团体的最终结果同样依赖于不可预知的环境因素,而这是他们自己或别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自亚当 斯密开始,这种个人的红利(shares)由市场经济所决定的过程,就经常被比作是一场游戏,在游戏中每个人的成绩部分地是由他的技能和努力所决定,部分是由他的运气所决定。个人完全有理由同意参与这种游戏,因为它为参与者所提供的、供他们分享的“蛋糕”,要比其他方法提供的要大,但是,与此同时,它使每个人的分红处于各种各样偶然性因素的支配下,并且当然不保证结果总是符合个人的主观愿望或他人对个人努力的尊重。

  

   在进一步考察自由主义关于正义的原则以前,有必要考察一下体现了自由主义法的概念的特定宪政原则。

  

   10、 天赋权利、分权和主权

  

   自由主义关于限制强制、执行公正行为的普遍规则的基本原则很少被这样直截了当地加以表述,它通常在两个具有自由宪政主义色彩的概念中加以表述,一个是关于不可取消的或者说天赋的个人权利的概念(也可以说成基本权利或人权),另一个是分权的概念。正如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是同时代对自由主义原则最简明最有影响力的论述──中写到:“在任何一个权利得不到安全保证,分权原则不被采纳的社会里,根本没有宪法”。   (以下缺页)

  

   这一术语只有在一种非常特别的含义上,可以被表达为对一种自然法信仰的依赖,这种含义已经被立法实证主义所有力驳斥了,无论如何是错误的。不可否认的是,立法实证主义的攻击已经使得人们对传统自由主义的这一本质部分产生了相当大的不信任。立法实证主义断言,所有法律是或者必然是一位立法者(本质上是专横的)意愿的产物。就这一判断来说,自由主义理论同立法实证主义确实存在冲突。然而,一旦关于建立在各种财产所有权基础上的一种自我保持秩序和行为规则的普遍原则被接受,那么在被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体系之中,由整个体系的合理性使然,必然会出现对具体问题所要求的特定答案,而且关于这类问题的特定答案在更大程度上是被揭示出来而不是被武断地创制出来的。正是从这一事实出发,合法性的概念会提出:特定的规则将要比其他任何规则更多地依赖“判例精神”。   

  

   公平分配的理想不断地吸引着自由主义思想家,而且大概已经变成了导致如此多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从自由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之一。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必须摈弃这样一种理想,原因有二,其一,根本不存在被确认的或能够被发现的关于公平分配的普遍原则;其二,即使这样的原则能够被普遍认同,在一个生产率取决于个人能够自由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追求自己目标的社会中,它也不可能产生效果。以符合他们价值和需求的酬劳的形式,对特定人的特定利益予以保障,需要另一种社会秩序,它同那种只要个人仅仅受正义行为的普遍规则所限制就能形成的自发秩序截然不同。这种保障需要一种秩序(准确来说是一种组织),在其中,个人要注定为一种共同统一目标的等级结构而服务,并且去做那些按照一种权威性的行动计划所要求做的事情。这种组织预先规定了它的所有成员都必须为同一个目标体系而服务,但在这种意义上的自发秩序并不服务于任何单一的需求命令,而仅仅为实现无数个人需要提供最好的机会。为了保证每个人都得到某些权威认为他应该得到的东西,一种整个社会的综合性单一组织类型就是必要的了,这种组织类型必然造成这样一种社会,即每个人必须做那些权威规定他们要做的事。   

  

   12、自由主义和平等

  

   自由主义仅仅要求由国家来决定在何种情况下,个人的行为必须为整体的利益而服从统一的正式规则。自由主义反对所有的法定特权,反对任何政府授予某些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特定利益。但是,既然政府在没有特定强制力的情况下只能控制一小部分决定不同个人前途命运的情况,而且这些个人在各自的能力和知识以及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特定(生理和社会)环境方面必然极不相同,那么相同的普遍计划约束下的平等待遇必定导致不同个人的不同境遇;同时,为了保证不同个人的境遇或机遇平等,政府对他们施以不同待遇也是必要的。换句话说,自由主义仅仅要求在决定不同个人彼此境遇的游戏程序或游戏规则上实现公正(至少不是不公正的),而不要求不同个人在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具体结果是公正的;因为在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社会中,这些结果总是既依赖于个人自己的行为又倚赖于数不清的、无人可以彻底决定或预见的其他细节。   

  

   在古典自由主义的鼎盛时期,这一要求通常被表述为对人才开放所有职位的要求,或者说被更时髦更不精确地表述为“机会公平”。但是,实际上这仅仅意味着那些由在人们中间的法定歧视所造成的、影响升迁到更高职位的障碍应该予以清除,而不意味着,由此不同个人之间的机会就能达到平等。不但个人能力的不同,而且所有个人所不能避免的环境不同,特别是影响他们成长的家庭环境的不同,仍然会使个人的前途迥然有异。由于这一原因,那种被证明对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极富吸引力的观点,即只有那种对所有人来说在一开始机会就相等的秩序才算公正的观点,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是没法实现的;这种观点要求一种对所有不同个人工作于其中的环境的精心操纵,而这种操纵是同要求个人能够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来改造环境的自由理想格格不入的。   

  

   但是,尽管通过自由主义方式所能实现的物质平等在程度上是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但是为了正式的平等而斗争,例如反对基于社会出身、民族、种族、信仰、性别等等而产生的所有歧视,仍然是自由主义传统的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尽管自由主义不相信物质地位上的巨大差别能够被避免,但它希望通过一种垂直流动性的渐进增长,能够消除这种差别的有害后果。实现这一目标所依赖的主要机制是提供一种普遍的教育制度(这当然需要公共基金),这种教育制度至少能将所有年轻人置于一个他们能够凭借自身的能力向上攀登的阶梯的底端。通过向自己无能为力的人们提供特定的服务,许多自由主义者至少努力减少了社会障碍,正是这些障碍将个人束缚在他们生而具有的阶级上。另一个在自由主义者圈子中同样获得广泛支持的措施,名为将累进税用作影响收入再分配的方法以帮助贫穷的阶层。而这种方法同自由主义平等概念的一致性是更令人怀疑的。既然并不存在一种标准,通过它便能使得这种进步符合所谓的人人平等的原则,或者说能够对更富裕阶层的额外负担程度加以限制,那么看起来一种普遍性的累进税同法律面前的平等原则是相冲突的,而且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也是普遍这样认识的。

  

   13、 自由主义和民主

  

   本着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反对法定特权的精神,自由主义同民主运动被紧密地结合起来。在19世纪,为了实现宪政政府而进行的斗争中,自由主义运动和民主运动确实很难彼此区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两种运动最终关注于不同问题的事实变得越来越明显。自由主义关注政府的功能,特别是对它所有权力的限制,民主则关注谁来指导政府的问题;自由主义要求所有权力,当然也包括大多数人的权力都要受到制约,民主则认为当前大多数人的观点是作为政府权力合法性的唯一标准。如果我们考察这两种原则各自反对什么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的分歧变得再明显不过:民主反对专制的政府,而自由主义反对极权主义。两种价值体系都并不必然排斥对方所反对的东西,民主可能会自然地产生极权的权力;而一个专制的政府可能按自由主义的原则行事,这至少也是可以想象的。所以,自由主义同不受限制的民主是不相容的,就像它同所有的无限政府形式不相容一样。自由主义通过要求一种要么明确地写在宪法中,要么为普遍舆论所接受的原则承诺,预先假定权力是受约束的──即使这种权力代表大多数人,以便最终有效地约束立法。

  

   因而,尽管始终如一的采用自由主义原则会导致民主,但是只有当多数人摈弃那种运用自己的权力为自己的支持者们提供特殊好处而不是将其提供给所有公民的做法时,民主才能保存自由主义。这种情况在一种代议制议会中也许可以达到,这些议员的权力限于本着正义行为的普遍规则精神制定法律。在这种普遍性规则之上,大多数人中间才可能存在共识,但在一个对政府的特定政策进行习惯性干涉的议会里,自由主义精神是极不可能存在的。在一个将真正的立法权同政府权力联系在一起,而且在运作中政府权力不受其本身所不能改变的原则制约的代议制议会中,多数是不大可能以对原则的认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而这时的多数可能包含着各种有组织的利益联合体,它们会为了彼此的特殊利益而相互妥协。正如通常不可避免的那样,在一种拥有无限权力的代议制实体中,决策是通过不同集团之间特定利益的交易而作出的,而且能够进行统治的多数派的形成也依赖于这种交易,人们确实难以想象,这些权力会仅仅被用来谋求真正的普遍利益。

  

   因为这些原因,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无限制的民主会抛弃自由主义的原则去迎合那些旨在使支持多数派的各种集团获利的歧视性措施。但是,同样值得怀疑的是,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抛弃了自由主义原则的民主是否能够生存下去。如果一个政府觉得自己承担的责任太多太复杂,以至于多数决定无法有效地提供指导,那么实际的权力就会被移交给一个越来越脱离民主控制的官僚机构,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通过民主来否定自由主义,最终很可能导致民主的消亡。尤其毋庸质疑的是,那种似乎与民主相联系的指导经济的倾向,为了能够有效地运转,要求政府具有专制的权力。

  

   14、 政府的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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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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