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66 次 更新时间:2004-10-13 16: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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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哈耶克著   邓正来译  
而且在英国,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力也仅仅是受到战争的影响才告终结。   

  

   6、 自由主义的衰落

  

   虽然一次大战以后,一些老一代的政治家和许多领导人在实际事务中仍然以一种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视角来处理问题,并且从一开始就努力恢复战前时期的政治经济制度,但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许多因素的作用下,自由主义的影响力还是不断地衰退。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社会主义──尤其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已经取代自由主义成为进步的运动。于是,政治上的争论就主要发生在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他们都支持不断地增加国家的活动──尽管目的各不相同。要解决诸如经济困难、失业以及通货不稳这类问题,看来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更多的控制,这就导致了(贸易)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的复活,而结果是政府的官僚机构快速膨胀,政府自由行动的权力也大为扩展。这些趋势在战后的最初十年里就已经势头强劲,而到了1929年美国经济崩溃后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时期就更为显著了。而金本位的最终放弃和1931年英国重新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似乎是标志着一种自由的世界经济的正式结束。独裁和极权主义政权在欧洲大片地区的崛起不但立即消灭了这些国家里残留的脆弱的自由主义团体,而且它所产生的战争威胁即使在西欧也导致政府对经济事务进行更多的支配,还导致了一种向本国经济自给自足发展的倾向。   

  

   二战结束后,自由主义观念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复兴,这部分归因于人们于人们对各种极权政体压迫本质的新认识,部分是由于认识到对两次世界大战间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进行的限制要对经济萧条负很大责任。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成就是1948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诞生,不过,创造一个更大的经济实体,诸如欧洲共同市场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努力在表面上也是瞄准同一方向的。然而,看起来是保证恢复到自由主义经济原则的最显著的事件,要算战败的德国经济奇迹般的复苏。在路德维希 艾哈德的倡导下,德国明确地采纳了所谓的“社会市场经济”,结果很快在繁荣方面就超出了三个战胜国。这些事件宣告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大繁荣时期的到来。在当时,这似乎表明一种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再次在西欧和中欧牢固地建立起来。在知识界,这一时期也带来了对自由主义政治原则进行阐述和改进的重新努力。但是,通过扩张金融和信贷的方法来延续繁荣和保证全面就业的企图最终造成了世界范围的全面通货膨胀,而就业市场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以至于除非造成大范围的失业,否则就不足以终止通货膨胀。然而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是不能在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下得以维持的,也许这只是因为政府很快就会感到必须用控制价格和工资的办法来同通货膨胀的影响作斗争了。通货膨胀无论在什么地方总会导致一种受管制的经济。奉行一种通货膨胀的经济政策很可能将意味着对市场经济的破坏和向一种中央控制下的极权经济政治制度的转变。

  

   现在,古典自由主义立场的捍卫者在人数上已经又一次萎缩到了很小的程度,他们主要是经济学家。而且“自由主义”这一名称,即使在欧洲也像某些时候曾经在美国发生过的情况一样,正在被当作一个基本上反映社会主义思想的名称来使用,因为正如熊彼特所说的那样:“作为一句崇高但含义不清的赞美,私人企业制度的敌人们如今认为还是把这个标签贴在自己身上比较明智”。

  

   系统考察

  

   7、 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

  

   既然只有“英国式的”或者说“渐进式的”自由主义阐发出了一套明确的政治纲领,那么一项旨在对自由主义原则进行系统表述的尝试就不得不以此为核心,而“大陆”或者说“建设”类型的自由主义观点将只有在用于比较是才会被偶然提及。这一事实同样要求抛弃另一种经常在大陆类型的自由主义上所体现出来,却不适用于英国类型的特征,即区分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意大利哲学家Benedetto Croce尤其对此进行了论述,以区别Liberalismo和Liberismo)。在英国传统中,这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因为限制政府强制权力以实现正义行为的普遍支配的基本原则剥夺了政府指导或控制私人经济活动的权力,如果授予这种权力将使政府拥有本质上是专制而不加限制的权力。这必然要限制即便是在个人目标上进行选择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正是所有自由主义者所要保卫的。法律下的自由即暗指经济自由,而经济控制,作为一种全能意义上的控制,使得所有自由的可能性都受到了制约。   

  

   正是在这种联系中,不同种类的自由主义在要求个人自由和由此暗示的尊重个人人格上的明确共识,隐藏了一项重大差别。在自由主义的全盛时期,自由的概念拥有一个相当明确的含义:它在根本上意味着自由的人不必忍受专横的压迫。但对于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来说,保护他免受这种压迫需要一种对所有人的限制,剥夺他们压迫别人的可能性。伊曼努尔 康德的著名公式指出,只有当每个人都仅仅享有同其他所有人同样多的自由时,所有人的自由才能被实现。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则必然是一种法律下的自由,它为保证所有人的同等自由而限制每个人的自由。它并不意味着有时人们所描述的那种单独个体的“天赋自由”,而是一种社会中可能的自由,而且受到那些对于保护他人的自由至为重要的规则的限制。在这方面,自由主义同无政府主义截然不同。自由主义认识到,如果所有人都尽可能的自由,压迫并不会被彻底清除,而只能被减轻到足以防止个人或集团专横地压迫他人的最低限度。正是处于一个受到已知规则所约束的领域中的自由使得个人免受压迫,只要他服从这些规则限制。

  

   这种自由也只能为那些能够遵守旨在保护它的规则的人们所保证享有。只有成年人和神志清醒的人──被认为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才被认为有权享有这种自由,而各种程度的受监护者,如适当情况下的儿童和成人,并不被认为能够完全拥有自己的精神能力;而且,如果一个人违反了旨在保护所有人同等自由的规则,他可能丧失掉对于压迫的豁免权──这种豁免权是遵守规则的人所享有的──以示惩罚。

  

   这种自由只能授与那些被认为能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这也促使他们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法律的保护将帮助所有的人追求他们的目标,同时,政府没有责任保证每个人的努力获得相应的结果。使得个人能够运用他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去追求自己选择的目标,这被认为即是政府所能保证所有人获得的最大利益,也是引导这些人对他人的福利作出最大贡献的最好办法。通过个人特别的环境和能力──这些东西是任何一个权威所不可能知道的──使得个人获得最好的成果,这被认为是每个人的自由所能够给予所有其他人最主要的利益。

  

   自由主义的自由概念经常被描述为仅仅是一种消极概念,确实如此。像和平和正义这类概念一样,自由指的是一种没有邪恶的状态,是一种开放机会但不保证特殊利益的情况;尽管它被期望能够增加一种可能性,即为不同个人追求各自目标所需要的方法都是可行的。自由主义对自由的要求是一种为个人努力排除所有人为障碍的要求,而不是一个关于团体或国家将提供特殊福利的声明。它并不排斥在需要的地方采取这样的集体行动,也许为了保护特定的公共事业这起码是一种更有效的方法,但是它将此视为一种权宜之计,并且要受到法律之下平等自由的基本原则的限制。自由主义原则的衰落始于19世纪70年代,而这是同对自由的重新解释分不开的,此时,自由被看作是通常由国家规定的、居于为达到各种各样特殊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之上的命令形式。

  

   8、 自由主义的法的概念

  

   自由主义中关于法约束下的自由概念或者说免受专横压迫的自由概念的含义,取决于在这一语境中赋予“法”和“专横”的含义。这部分是由于在使用这些表达方式时产生的分歧,对此,自由主义传统内部存在着意见的冲突。约翰 洛克认为,自由只能存在于法约束之下(“当一个人在别人面前连幽默感都不能有的时候,谁能获得自由呢?”),而许多欧洲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和杰利米 本生(Jeremy Benthan )认为,如后者所说,“任何法律都是邪恶的,因为任何法律都是对自由的剥夺”。

  

   毫无疑问,法律可以被用来破坏自由。但是并不是每次立法的结果都是像约翰 洛克、大卫 休谟、亚当 斯密或伊曼努尔 康德所意指的那种法律──是自由的卫士。当他们谈论法是自由不可分割的保卫者时,他们观念中所指的只是那些构成了民法和刑法的正义行为的规则,而不是立法机关发布的每条命令。如果要对那种在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中被使用、描述了自由状态的意义上的法进行规定的话,那么这些由政府所实施的规则就必须拥有像英国习惯法所必须拥有的那样一些特定特征:它们必须是个人行为的普遍准则,运用于所有未来的相似情况,规定了受保护的私人领域,并且在本质上说是自然的规定(The nature of prohibitions )而不是具体的命令。而立法的结果就不必拥有这些特征。这些规则同样与各种财产所有权制度不可分割。正是在由这些正义行为的规则所决定的限制范围中,个人被认为有自由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去追求个人的目标,只要这写目标看起来适合于他。

  

   同样,政府的强迫性权力被认为应该局限在实施这些正义行为的规则上。除了自由主义传统的极端派别外,自由主义者并不认为这排斥政府向公民提供其他服务。这仅仅意味着,无论政府被要求提供其他何种类型的服务,它为了这一目标都只能动用自己支配范围以内的资源,而不能强迫公民个人;换句话说,公民的人身和财产不能被政府用来当作实现它自己特定目标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一项正式授权的立法机关的法案可能同一个独裁者的法令一样专横。确实,任何特定个人或团体所作出的、不遵循普遍适用的规则的命令或禁令,都被认为是专横的。使得“强迫性行为”──从这个术语在旧的自由主义传统中所使用的含义来说──变得专横的原因,在于它为政府的特殊目标服务、为特定的欲望的行为所左右,而不是受一种为了保持行为的自发秩序而需要的普遍规则所支配,而这种自发秩序为所有正义行为的已实行的规则所推崇。

  

   9、 法和行为的自发秩序

  

自由主义理论同正义行为的规则相联系的重要性是以一种见解为基础的,即这些规则是一种保持不同个人和集体的自我产生或者说自发的行为秩序的基本状态;这些个人或集体以自己的知识为基础追求各自的目标。至少,18世纪自由主义理论的伟大创立者,大卫 休谟和亚当 斯密并没有设想一种利益上的自然和谐,而是坚决主张不同个人的不同利益,应该通过对适当行为规则的遵守而相互协调。或者,如他们的同伴,约瑟夫 杜克(Josiah Tucker )所说的:“人类本性中的永恒原动力──自我关切,能够获得这样一种方向,…即通过那些为了个人而作出的努力可以提高公共利益”。这些18世纪的学者确实既是法哲学家又是经济秩序的研究者,而且他们关于法的概念和他们关于市场机制的理论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他们知道,只有法的特定原则的确立,主要是各种财产权制度和尊重契约的原则,才能保证一种对单独个人行为计划的相互协调,使得所有个人都有良好的机会来实现他们制定的行为计划。正如以后的经济理论所更清楚叙述的那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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