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党内民主化”思潮及前景展望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19 次 更新时间:2004-09-21 00: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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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进入专栏)  

  “要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运作的特点,建立相应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要把理论基础建立在任何权力都具有腐蚀性的人类共识之上,靠制度而不是只靠个人的自觉性来规范和约束权力的运用。要特别重视完善基于民主的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把干部命运的决定权交到广大群众手中。”

  

  在这段仿佛四平八稳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以下几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首先,作者把党内民主“规范在严格禁止派别产生的范围内”,以与民间激进的“党内民主论”划清界限,在这一基础上,强调目前中国共产党内缺乏落实民主的有效机制,缺乏保障党员民主的权利的体制,缺乏对领导干部的自下而上的监督与制约制度保证,如果不进行党内民主制度的改革,今后遇到政治风浪,后果就会很难预料。这位作者把党内民主化看作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途径。

  

  这种温和的党内民主论把理论的根据放在邓小平八十年代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理论与党建理论的基础上,放在党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群关系的基础上。它使用的政治语汇完全是官方化的,这些提法完全符合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现行意识形态与党建理论,比激进派具有更大的理论合法性。因而可以在全国报刊上通行无阻。

  

  最具有代表性的温和“党内民主论”,是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发表在二零零零年中央机关刊物《半月谈》第十一、十二期连载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何不能缓行》上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的最佳战略选择,只能是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相配套的“适应论”。他引证1986年邓小平讲话“我们越来越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来作为立论的权威理论根据。

  

  二,为什么邓小平八九以后不再提政治改革?由于国际上的苏东剧变和国内政治风波来得突然、面对那样特殊的严峻的历史环境,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原有部署作必要调整,适当放缓,是切合实际、甚至可以说是明智的。但是,这只能限于“一定时期”,而不能任其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事实上,苏联垮台,是其僵化的旧体制,包括政治体制长期积累的众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因此,从长远来说,中国不搞政治改革是不行的。

  

  三,搞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必然会带来不稳定,恰恰相反,它是维护和强化社会稳定的根本途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消除体制性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安定只能是暂时的、表面的,迟早会由于矛盾的积累而出现不稳定甚至是动荡。既然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革命,就要有相当大的决心,甚至敢冒风险。应该不失时机地再作调整。

  

  四,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党内生活民主。内容包括,一,解决权力过于集中于个人,转向民主的法制型政治体制,二,党政分开,对国家包括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等实行政治领导,而不具体干涉和包办政权机关的事务。三,用发展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民主应当从党内高层做起,同时不断推进基层民主,抓两头带中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四,大力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并逐步建立弹劾罢免制度。只有建立这样的制度,才能使那些不称职的领导干部在任期内随时得到更换,以实现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促进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的形成。五,对那些基本适合、但还不够完善的政治体制,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应继续加以完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温和的“党内民主论”从邓小平八十年代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威言论中寻找党内民主程序的理论根据。其内容主要涉及对权力的监督以防止个人权力过于集中,而不是对社会多元利益的综合,这一思想是八十年代邓小平提出的“党政分开”论的再版。其思想方法与价值观与赵紫阳时期的提法相近。由于其基本观点来源于邓小平肯定的“中共十三大章程”,故在当下政治生活中仍然具有合法性,并在现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内有存在条件。可以说,这是“党内民主论”中的主流派。

  

  三,党内民主论的激进论与温和论的比较

  

  一,双方都强调扩大党内民主,发挥党的代表大会的作用,建立党内弹劾与罢免制度,加强党内民主从中央做起,解决党的领导人个人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积极推行差额选举并强化选举功能,实行党政分开,等等。

  

  二,两者关键的区别在于对党内分派的不同意见。激进论一般身处民间与基层,对下层社会中的官员腐败深恶痛绝,对中国前景有更强的危机感,他们较多考虑“党内民主分派”有利于新政治人参与政治的渠道,而较少考虑这种改革方式的可操作性与党的领导层对此的接受可能。温和派一般处于上层与理论宣传部门,对党内纪律与游戏规则较为清楚了解,他们更多地考虑一种理论提法在现阶段的可操作性,并善于从邓小平关于党内民主与领导体制改革的权威言论中为自己找到理论合法性的依据,例如,他们是从被邓小平一再肯定“一字也不能改”的中共十三大“党政分开”的纲领性文件中,形成自己党内民主的理论根据的。

  

  正因为温和派具有党建理论的合法性与意识形态的至高点,可以在报刊上获得生存的条件,并具有在党内的合法影响力,这就意味着,只要政治体制改革呼声进一步强烈,它就具有首先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的机会。并有可能对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思维产生影响。

  

  四,知识分子对“党内民主论”的反应

  

  党内民主论中的激进派提出的“党内多派论”,在知识分子中形成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观念认为,由于多元民主在中国缺乏实施条件,由于执政党主观上也不可能接受反对党的存在,而对执政党的监督又是政治发展的应有之义,党内多派论可以作为多元民主的替代方案,他们认为,党内合法多派的优点在于不涉及社会层面,有利于政治稳定,因而也是政府可以接受的。他们更多的是从必要性方面立论。而较少考虑可行性。从总体上看,赞同这种党内多派论观点的学者,在中国国内并没有发表正式论文的可能,他们私下只是在情感层面表达了一些感想式的议论,此种观点较少见到学理层面的支持。

  

  中国国内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学者对这种党内多派论则保持批评态度,他们提出理由则有以下几个方面。一,首先,日本自民党模式不适于中国。二,党内不同利益的各派系,如果可以通过多数竞争制度而合法化,其结果会导致彼此之间的矛盾冲突变本加厉,这种情况就如同在某一人体的A型血中渗入了B型血,造成功能紊乱,其结果反而更不利于政治稳定。三,党内不同集团如果可以各自组织派别并在党内竞争,必然导致引爆社会矛盾与党内矛盾相互激荡,其结果会引发全社会的动荡。这与提倡者希望通过党内竞争合法化来实现政治稳定的初衷相违背。四,另外,还有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认为,党内民主根本不可能为共产党所接受,其原因是,长期以来党内权力高度垄断与集中,最有利于对既得利益的垄断,要求党内实行民主,是不利于权力与利益垄断的,因而会首先在党内引发强烈的反对意见,这种反对“党内民主”的意见将会得到党内多数人的支持,因为多数人也是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正因为如此,主张党内多派论的观点,实际上是“与虎谋皮”。五,党内民主论的最主要动机是,他们以为在现行体制下,开放社会民主的道路,会遭到党内反对而无法行得通,然而,与此相反的命题未必就能成立,更具体地说,党内民主论难道就不会在党内受到反对吗?六,党内民主论有过强的精英主义色采,它忽视了大众民主的强烈要求,实际上,党内民主同时,基层社会民主也可以同时进行,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对立关系。

  

  五,日本自民党模式为什么不适合于中国党内民主

  

  在“党内多派论”的观点中,重要的是一种潜命题,即日本自民党可以通过党内多派来达到对社会利益的综合,中国作为一个发后的非西方国家,同样可以借鉴这一模式来进行党内多派竞争。

  

  党内多派论者例举了一系列理由来说明日本自民党的党内派别林立的优点,他们指出,自民党内各派别不但思想上政治上自成体系,而且具有自己的组织形式。自民党的总裁选举、干部配置都按照各派的实力来协调和分配。在派系竞争之下,总裁的选举实际上不得不首先在各派别之间进行反复的讨价还价和协商、最后投票只是对讨价还价结果的确认。自民党不是靠党的正式组织推动党的运作,而恰恰是依靠这种颇具特色的党内派系活动来实现政党的功能。自民党内派别的合法性和独立性。使每个派别看上去都像一个小党,而自民党更像是这些小党的联盟。所以,尽管日本因在野党软弱,而缺乏真正的政党竞争,但作为主要执政党的派系斗争的存在,却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调解和相互监督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体现了某种多党政治的特点。自民党的派系活动,从积极的方面讲有两个基本作用。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党组织涣散无力的状况。自民党各派系的活动则可以一直到达每一个选民,因而往往比党组织能更有效地动员选民。

  

  正是日本自民党的这一特色,使“党内多派论”者认为可以作为中国共产党未来民主化的仿效模式。这一看法未必是赞成党内多派论的人都公开提出的,但却是他们在思考问题时常常不自觉地接受并作为类比的前提的。

  

  对于这一论据,反对者认为,自民党的派系斗争长期存在有它自身的特殊原因。首先,从历史上看.自民党本来就是由若干个保守政党合并而成,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治生活中就存在着众多元老的多元并存,每个元老都各有其追随者,自民党正是由若干观点相近的元老派系联合而成的党派。其次,从政治文化层面来看,日本传统的君一臣、主—仆道德观使得人际关系相对固定化、甚至代代相传。因此,虽然党形式上合并了,但各成员各随其主的本质仍然保留着,从而使派别源远流长。这些历史文化特点是日本特殊条件下形成的。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国情完全与此不同,中共是高度组织化的列宁主义政党,而不是由若干理念相近的政治党合并而成的同盟体政党。党内派系没有任何合法性,延安整风运动以后,任何与政治领袖意志相异的个人与群体都遭到整肃并失去其存在的条件。

  

  其次,与日本封建幕府与武士传统不同,在中国传统中央集权的儒家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中,忠孝价值是落实于忠于天子的基础上的,在中国革命传统中,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把革命党的效忠对象置于党的最高领袖的忠诚的基础上的。任何建立在私人效忠关系基础上的小群体意识,在中国古代则被视为“朋党 ”,在现代则被视为与党的基本宗旨与理想完全违背的“非组织活动”。朋党与非组织活动的提法虽然不同,但实际上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把一切组织体系内部的派系活动提升到道德人格的层面上来加以定位。并视之为反道义的行为。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将会对此极力排斥。

  

  第三,日本党内多派制是多党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多党制的基础则是存在着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存在着以选票为追求目标的政治上的市场机制。正是这些支持性条件的存在,才能使党内各派在经济利益集团与社会利益集团多元化的条件下,为争取选票而彼此竞争,从而为自己获得更多选票机会而各显神通。社会利益分化形成的格局,与政治派系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这才能使是政治均势的基础。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与开放虽然使社会多元化与社会经济利益分化的程度比过去有了相当大的提升,但与之相应的竞争规则远没有形成,党内多派由于缺乏竞争规则的约束与制衡,最终会导致严重的内斗内讧,而不是有序的竞争。例如,党内竞争无法在党内解决时,就会使其中弱势一方去引入社会力量来支持自己,当内讧无法解决时,就会使党内有势力一方重新集权,弱势力一方面则会退出党来以示抗议。其结果仍然是党内一派化。

  

  五、执政层对党内民主论的态度

  

  “党内民主论”可以看作是二十一世纪初具有现代化权威主义政策趋向的中央领导层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如前所述,党内民主论内部存在着温和论与激进论两种不同的思路,大体上可以认为,作为一个领导中国改革开放达二十多年之久的执政党领导层,对于温和论的部分观点并不拒绝,他们会把这些可以接受的观点纳入到“有序的政治参与”的范围中来规范与定位。但对于温和论主张的“党政分开”的提法,则在事实上将不会予以支持,对于激进的“党内分派论”则会予以坚决否定。下面对此进行较为详细的说明。

  

  一, 部分接受温和论的观点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高层并不一般地反对党内在一党政治的权威体制下,实行一定程度的民主。这首先认为,邓小平制定的改革开放思想中,已经把政治体制改革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视为整个改革开放中有机的组织部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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