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调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3 次 更新时间:2011-06-15 13: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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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  

  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推动经济扩张的力量。二是货币政策部门。客观地说,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金融体制改革,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对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直接干预不断减少。但总体而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仍相对有限,容易受制于中央政府通盘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应看到,在GDP 中心主义理念的支配下,经济增长目标仍是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压倒性目标。因此在货币当局对货币政策的多个目标,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进行权衡时,对经济增长目标就不得不给予比较高的权重。这就从政策源头上预示着某种扩张冲动的存在。

  鉴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国有银行——宏观调控当局,其各自的扩张冲动机制以及相互之间彼此强化的扩张机制的存在,使得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与宏观调控存在着明显的政府主导的特点。尽管通过救市,我们发现这样的体制有其特定的优势,即有利于政府在短期内动员资源,扩大需求,刺激经济。但从长期动态的视角看,特别是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来看,要格外注意到它的负面影响。

  它第一不利于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二,对国有经济或地方政府的依赖尽管直接效果明显,但会带来财政风险。因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地方政府的负债风险,最终都由中央财政承担。第三,政府主导与行政性调控还会致使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出现效率不足,腐败问题等。第四,直接的行政性调控(如中央银行直接指挥商业银行的数量行为和价格行为),由于缺少市场反馈链条的平滑作用,容易加大经济起降的幅度。计划调控时期“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再放”的怪圈就深刻反映了这一矛盾。由此,我们要清醒地看到:尽管中国宏观调控有自己的特色与优势,但有时候,我们过去的成功往往就是现在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中国当前的体制条件下,之所以对直接的行政性调控倚重较深,是因为一些体制性障碍使得间接的市场化调控政策的传导机制(链条)不畅:(1)由于微观经济基础改革不到位,仍以大量的国有企业为主,无法自觉接受政策信号的反馈;(2)由于商业银行改革滞后,无法完全自主决定贷款方向和价格,来有效传导政策信号;(3)由于金融市场不发达,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从而无法采用更加市场化的政策工具,提供有效的政策信号。上述体制性障碍如果与行政性调控相互强化,可能使宏观调控长期锁定在低效率状态。因此,未来的宏观调控,还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特别是减弱经济增长与波动中的政府性驱动,降低对行政调控的依赖,更多发挥市场化调控的作用。

  (三)转移宏观调控的重心:从工业化到城市化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工业化是中国增长的重要引擎,那么未来二三十年,城市化将成为中国增长最重要的引擎。从这个角度,宏观调控的重心将从工业化转向城市化,而这个转向,也使得宏观调控的特点发生很多新的变化。

  在工业化发展阶段,政府(包括中央和地方)、企业与居民等各方面的目标是较为一致的。比如,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到工业部门的转移,生产率水平提高,社会总产出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基本上是各方皆大欢喜。尽管工业化时代的赶超,也有对于农民的剥夺(比如工农产品剪刀差),以及要素价格的扭曲(比如资源、能源、土地价格的压低),但是总体上,工业化激励与政府宏观目标、企业目标和社会福利目标是一致的,居民福利在提高,中央地方、城乡之间的矛盾不是很突出。

  但到了城市化发展阶段,各个目标之间的激励相容与协调就较为困难甚至是相互冲突了。典型的有:(1)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冲突,即尽管大片土地都变成了城市,农民也进了城,但是农民还未变成市民。这体现的是城乡之间以及政府与民间的冲突。(2)高价城市化与产业竞争力的冲突。城市化的推进带来城市基础设施的高投入和社会保障的高投入,以及住房价格上涨、生活成本提高等,所有这些引起的高价城市化(张平、张晓晶,2003),往往会削弱产业竞争力。如果我们认同城市化推进与产业结构调整是齐头并进的,那么,这二者之间的冲突将会限制它们的协同发展。(3)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冲突。工业化时代的融资依靠要素价格扭曲、国家补贴与特定的产业政策,而城市化融资现在主要依靠的是地方土地财政、政策性金融和危机以来进行试点的地方融资平台。总体来讲,城市化融资不足是城市化发展的大问题,而由此体现的却是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冲突。如何重构中央地方的财政关系,以及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城市化融资问题,构成未来宏观政策的重要内容。

  此外,城市化阶段宏观调控还要面临一些独特的宏观问题:(1)土地城市化以及房地产业的大发展,使得在城市化阶段土地住房价格的上涨成为趋势,因此需要密切关注城市化进程中的资产泡沫。(2)城市化融资不足往往会带来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无论是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还是一些政策性金融,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3)城市化阶段的相对价格变动与总体通胀率的可能提升。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城市化运动,一方面是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快速上升推高了初级产品价格,另—方面工业部门因为全球市场化和快速的技术进步,有效地消除了工业品的价格压力,这使得城市化阶段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价格处于上升态势,并可能导致CPI 水平的系统提升,这是未来管理通胀预期和治理通胀时所应关注的新变化。

  (四)拓宽宏观调控的视野:关注世界发展的中国因素。加强国际政策协调

  从GDP 规模来衡量,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未来的宏观调控必须要有全球的视野。如果说过去30年,更多关注的中国发展的世界因素(比如一是如何保证中国在全球化中受益,涉及FDI 引进、外部市场、国际分工、国际规则等;二是如何减弱中国遭受的外部冲击,比如建立什么样的防火墙,以及增强国内经济体的弹性等),那么,面向未来,调控当局则不仅要关注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影响,更要着重考虑世界发展的中国因素了。

  世界发展的中国因素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市场,二是中国价格,三是中国参与下的全球治理。

  (1)中国市场。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市场在吸引外资、技术、管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所谓市场换技术,市场换管理等。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人均GDP 的提高,城市化的推进,中产阶级的崛起,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中国市场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源泉。

  (2)中国价格。中国大量的制造业产品的供给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全球制造业产品的价格;中国的巨大需求决定着一系列产品和大宗商品的价格;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中国的资本逐步走向世界,对外金融投资与绿地投资不断增长,这也使得中国还可能决定大量资产的价格。

  (3)中国参与下的全球治理。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呈现两个特点:一是加强全球化治理。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全球化发展所遇到的问题,核心在于全球市场化与全球化治理之间的不平衡。全球市场的根基是很虚弱的,特别是缺少全球性的反托拉斯机关、全球性的最终贷款人、全球性的调控者和全球性的安全网。因此,未来而言,加强全球化治理迫在眉睫。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成为经济全球化新的利益诉求(裴长洪,2010)。二是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版图发生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得全球化的很多规则需要重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责无旁贷,应积极参与到国际规则的制定中。

  关注世界发展的中国因素,就意味着无论是中国的发展规划还是宏观政策的制定,都需要将其对外部世界的潜在影响考虑进去。尽管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的事自己管,但中国的政策不再是中国一家的事,这是一个经济大国的自觉意识。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的宏观调控要有全球的视野、合作的精神,在各项宏观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等)与发展战略(如对外投资、贸易多元化、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需要更多的沟通和国际政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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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经济研究》201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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