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603 次 更新时间:2011-06-05 09: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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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实际上是说经济和其它社会方面的安排是一个超越于政治的领域,它只能交给“自生自发的市场秩序”来自我调节。在这样的视野中,一九八0年代以降的众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也就无从着手讨论了。

  从一九八九年之后有关激进主义的反思,到一九九七年之后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中国大陆知识界对于当代现实的理解明显地深化了。但是,在一九八九年之后,知识分子的思考是从对于激进的社会运动的反思开始的,又由于这一反思在若干情况下分享了保守主义的和“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前提,从而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的互动关系在理论上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工人、农民、妇女和其它社会群体的利益问题在各种知识讨论中逐渐浮现,但这些社会群体的自我保护运动及其与制度改革的关系并没有在理论上得到说明。一九七八年以来的改革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分工的专门化过程,也是社会阶层的重新分化过程。作为一个改革时代的获利阶层,知识分子逐渐被完整地组织在与国家、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商业活动、高技术领域、媒体等行业的内在关联之中,这一阶层与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历史联系似乎已经完全断绝。它关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等宪法权利的落实,但没有能够将这一诉求与其它社会阶层争取生存和发展权利的诉求密切地关联起来。即使是那些关心社会保护运动的批判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建立理论实践、制度创新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关系。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点,有关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有关建立普遍参与的经济和政治架构的思考,就仍然停留在较为抽象的阶段,而当代的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相当尖锐化的程度。我在这里提及这一点,绝不是否定理论工作的重要性,也不是无条件地支持社会运动(如同一九八九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运动本身包含了及其复杂的成份和取向),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由于没有能够将社会运动与制度改革的关系理论化,从而也就使得我们看不到衔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的真正契机,建立不了对于社会变迁和社会运动的历史理解,找不到通过民主进程避免社会分化和解体的真正道路。[69]

  

  3. 为什么从现代性问题出发

  

  在一九九O年代中国大陆的语境中,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与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是一种思潮而不是完整的理论一样,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也不是一种系统的理论批评,而是通过重新思考现代性问题而逐渐展开的。现代性是一个广泛、复杂和多少有些含混的概念,那么,为什么反思会从这一抽象的理论概念出发呢?在理解这一问题时,我以为需要考虑如下几点:

  第一,一九八O年代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是在传统/现代的二元论中展开的,从而它对社会主义问题的批判无法延伸到对于改革过程及其奉为楷模的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反思,相反,对于社会主义的批判变成了对于后冷战时代的自我确证。在反思现代性的视野内,社会主义及其危机被理解为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部分,当代进程并不能自外于我们的反思和批评。因此,恰好是在现代性问题的视野中,社会主义与当代危机之间的密切联系才得以呈现出来。中国社会主义运动是一种反抗运动,也是一种通过建国运动和工业化过程而展开的现代化运动,它的历史经验和教训都密切地联系着现代化过程本身。对于这一运动的平等和自由的诉求如何落入制度性的不平等和等级制的过程的探讨,离不开对于现代化过程(建国运动与工业化)的再思考。尽管我们以否定这一运动作为当代现代化历史(“新时期”)的开端,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仍然置身于同一历史进程之中。因此,我们无法一边批判和拒绝社会主义历史,另一边却将这一批判和拒绝当作对于当代现代化进程的自我确证。

  第二,一九八O年代以至“五·四”以降,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是在中国/西方的二元论中展开的,从而它对中国问题的批判无法延伸到对于殖民主义历史和启蒙运动所提供的那些知识和真理的反思之中,相反,对于中国传统的批判变成了对于西方现代性模式和现代历史的自我确证。在反思现代性的视野内,中国现代问题被理解为现代性危机的一个部分,欧洲资本主义及其在全球扩展的历史不但不能自明地成为衡量中国的准则,而且也必须成为反思和批评的对象。因此,恰好是在现代性问题的视野中,中国问题与历史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才得以呈现出来,中国的历史遗产和现代经验及其当代意义也才能获得尊重和理解。因此,现代性的反思不仅是一个批判性的过程,而且也是一个重新发掘历史的意义和新的可能性的过程。

  第三,在上述意义上,对现代性的反思不是对于现代经验的全面的否定,相反,它首先是一种解放运动,一种从历史目的论和历史决定论的思想方式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从各种各样的制度拜物教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种把中国和其它社会的历史经验作为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源泉的努力。从知识的角度看,对现代性的反思首先是对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式的反思,并要求将实质性的历史过程作为历史理解的对象。例如,十九世纪以来,古典经济学家为了研究资本和市场的运动而建构了许多理论的概念和模式,用以论证价格体系、自由贸易和利益最大化等原则。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些理论不仅为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的根据,而且也为其它地区的现代化运动提供了范本。但是,这些概念提供的完全是一套理论的和目的论的叙述,而不是真实的历史关系,所谓市场主义的论述掩盖的恰恰是反市场的历史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首先是一种历史批评,一种从实质性的历史过程出发批判现代化叙事的过程。

  第四,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意味着对于现代化理论的一种批判,对于现代化模式的一种较为复杂的思考,对于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各种努力的一种反思态度(绝不是简单的否定态度)。如果没有这一理论的视野,当代中国知识界就无法在理论上对于发展主义、民族主义等问题作出更为深入的分析。以批判的知识分子对于发展主义的尖锐批评为例,他们在中国和全球范围内展示出这一发展主义逻辑内含的强权、暴力和反民主的实质,并把对生态、环境、发展和人的自由的思考与在当代条件下探讨更为广泛的民主联系起来。发展问题不是孤立的经济问题,也不是孤立的社会问题,而是必须在具体社会和全球范围内同时展开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现代性的反思非常自然地与一种全球主义的视野存在内在的关系,而绝不会囿限在民族国家的总体论框架之中。在这一广泛的视野内,对民族主义及民族自决权、民主化、市场关系、发展、个人权利,以及文化多元性的思考必须被置于一种广泛的关系网络和历史脉络中才能充分地呈现出来,对任何一方面的思考都将连带着对于另一方面的思考。我认为,在当代条件下,没有这样一种广泛的视野,就无法呈现问题的复杂性和相关性,就可能落入另一种中心主义而毫无自知。

  现代性问题在这里构成了讨论的出发点,它必将展开为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讨论,而这些讨论本身同时成为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反思。问题的具体性和历史性本身对这一概念的含混性产生质疑,并将之作为反思的对象之一。一旦问题在一个更为具体也更为广阔的范围内展开,这一视野本身的解放作用也就终结了,我们将面对更为广阔的历史本身。当历史的具体性和复杂性终于从目的论的、决定论的和冷战时代的历史偏见中解放出来的时刻,这一概念的意义也就消失了。这是我的期待:一种超越形式主义的理论而展开实质的历史关系的期待,一种超越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的期待,一种跨越各种各样的偏见的期待。但正如我对历史的态度一样,我对理论、反思、甚至交流本身也从来没有怀旧的和浪漫化的态度。历史、经验和知识是我们不断超越自己的源泉,但也是我们难以逾越的限度。

  这就是我们的自由和自由的限度。

  

  注释:

  [1]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纲领,而且还经常是一种以反政治的形式出现的政治纲领,它的话语形式包裹在“经济”的范畴--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解除金融管制、效率优先、利润最大化、反对国家干预、私有化,以及WTO、IMF等新经济秩序的中介组织的功能,等等--之内。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它“在一个有各种强力关系构成的世界中完全站在强力者一边”,“对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构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还有家庭。” 新自由主义所称道的市场关系从来都是一种理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意识形态的--抽象,其实质是通过这一抽象将经济与政治--或者更准确地说,经济过程与社会过程--彻底分离开来,进而把民主及其制度性的实践排除在当代世界的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之外。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主要地是一种在广泛的范围内争取民主的斗争,一种建立有关市场条件下的民主制度的努力。新自由主义对于国家干预的批判、对于政治性的排斥丝毫不能掩盖这一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和政治权力及其政策的内在的联系,例如,在战争和新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形成等问题上,新自由主义几乎从来没有掩饰它的政治性,虽然这种政治性经常包裹在诸如“主流文明”之类的伟大神话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新经济秩序的制定者不仅是跨国公司和国内经济集团,而且常常是民族国家本身。因此,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并不能等同于赞成国家的过度干预或反市场,关于这一点,我将通过历史分析加以展开。引文见皮埃尔·布迪厄:《无止境剥削的乌托邦--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引自何增科编写《法国学者布迪厄谈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国外理论动态》,1999年第4期。

  [2]关于这一形式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请参见汪晖:《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导论》,《天涯》2000年5期。《反市场的资本主义》一书将由编译出版社初版。

  [3]这篇文章的初稿发表于韩国的《创作与批评》(总86期,1994),后经修改,于一九九七年分别发表于《天涯》(1997年5期)和《香港社会科学学报》。一九九八年,美国的Social Text(55)、日本的《世界》杂志(10、11、12)和东北的《文艺争鸣》(6)分别刊出了该文的英文本、日文本和更为完整的中文本。今年,韩国的《当代批评》(2000年10-11期)又重新翻译发表了这个完整的文本。台湾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2000年夏季号)在重刊这篇文章时一并刊登了钱永祥、瞿宛文和赵刚的批评和回应,对此我表示感谢,也将寻找其它的机会对他们的回应文章作出回应。

  [4]我在这里所指的社会主义倾向不是指以计划经济为特点的国家经济模式,而是指在新的市场扩张过程中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它很自然地倾向于社会平等和公正的的诉求,并从这一角度对社会民主提出要求。在后社会主义的情境中,这一运动的动员也受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影响。

  [5]按照社会学者的研究,这一“城乡分割”体制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政治权力的差异,即农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接受政府的全面领导,而代表政府的各级官员以及办事人员全部属于非农业人口。第二,经济地位的差异,即对工农业产品实行“剪刀差”价格制度,为发展城市工业积累资金,同时垄断经济资源和发展机会,限制农村兴办工业。第三,经济收入的差异,即城乡收入比例高达三比一到六比一。第四,福利待遇的差异,即城镇居民的主体(全民或集体所有制职工或国家干部)享受终生免费医疗和领取退休养老金待遇,以及粮、油、肉类的稳定供应,而农民则不享受这类福利待遇。第五,社会地位的差异,即城市居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农民。参见王汉生、张新祥:《解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层次分化》,《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6期;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变迁报告》,见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页65-67;张宛丽的综述和评论《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研究二十年》,《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1期,页26。

  [6]陆学艺将农民群体划分为八个阶层,即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人阶层、雇佣工人阶层、智力型职业者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集体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等。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7]张宛丽将之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在原有制度结构之外新生出新的地位群体,且他们占有的资源大幅度上升,如个体经营者、自由职业者、私营企业主、合资、外资或私营企业中的高级雇员、非公有制的企业家等;二是原有制度结构中的地位群体的地位状况开始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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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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