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

——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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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已流变为竞相追逐的时髦标签……”

  [29]在开放上述三大市场的同时,金融系统没有完全开放、农村社会没有发生结构性的变动,因此,这类社会分化暂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和冲突。这也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一九九七年中国能够安然渡过金融风暴(但同时暴露了中国金融系统的严重危机)。这里的问题仍然不是反对开放市场或主张国家保护的问题,而是如何开放市场、在何种条件下开放市场的问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要求国家对市场的调节的问题,即如何形成一种市场条件下的民主制度的问题。放权让利的激进化有可能导致国家调节能力全面丧失,从而也导致社会福利体制的基础条件的丧失。如果没有足够的税收,国家不仅无法有效地对市场进行调节,而且也不可能在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瓦解的前提下重建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如住房、医疗和养老金体系),不可能通过重建社会保障体制为国营企业改革提供制度的基础(国营企业改革的困境之一是这些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负担)。

  [30]1991年《学人》创刊标志着这一进程的反思和研究过程的开始。《学人》并没有统一的学术取向,它的出现代表了一批从事学术工作的年轻学者的意愿,即无论在何种条件下,坚持严肃认真的学术探讨都是必要的。伴随各种社会危机的出现,1990年代的后期知识界的论战重新开始,但仍然有相当一批学者在关心社会问题的同时,拒绝将个人的学术研究化约成为有关实际问题的直接回答。我认为,这一数量极为有限的群体的存在的意义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被理解。我并不赞成将这一类研究统统归入所谓“保守主义”范畴。

  [31]然而,问题不应到此为止。我们需要追问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如果学生运动和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提出明确的改革目标,无法触及这场自发的、广泛的社会运动得以发生的基本动因,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思想力量和意识形态限制了他们?第二,如果学生运动及其民主诉求没有能够回应1980年代改革过程的内在矛盾,没有在广泛的社会动员及其诉求与运动的直接目标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那么,学生运动自身的动员力量究竟是什么?我在1993年至1997年间写作、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的分析。在写作和思考的过程中,我开始发现: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在限制不仅与运动的失败具有直接的关系,而且也解释了1990年代中国知识界对于市场扩张、制度性垄断和全球化过程缺乏批判性的和创造性的回应能力的思想原因。

  [32]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二十一世纪》总19期,页5-21。同期刊有金观涛《西方中心论的破灭--评全球文化冲突论》(页22-25),刘小枫《利益重于文化》(页26-27),陈方正《论中国民族主义与世界意识》(页28-35)。

  [33]主要见于《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其它刊物的相关讨论。参见拙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有关讨论及注释。

  [34]我们很难设想没有中央国家的某种默许和姑息,地方国家和利益群体的走私活动会达到如此猖獗的程度,这一制度性的走私活动严重地恶化了国内市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运转,从而间接地损害了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

  [35]在这个意义上,以中央政府、地方精英与普通百姓三者关系为中心,重新构思在上述三者之间形成有机互动的“混合宪法”和“混合制度”的可能性,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民主方案。崔之元在《读书》1996年9期发表《“二元联邦主义”的消亡》,又在《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3期发表《“混合宪法”与对中国政治的三层分析》,试图从政治理论上构想一种混合性的宪法和制度,建立“上”(中央国家)、“中”(地方政府及资本大户)、“下”(普通民众)三层互动的良性循环。他强调的是如何通过将民众的诉求转化为国家的意志,从而抑制新的贵族制度。这一政治构想与市民社会理论恰好形成了对照。我认为他的这一探讨值得我们注意并进一步讨论。这一构想自然不是一种激进的构想,但是,若将这一问题的提出放置在1989年以降中国大陆社会的社会分层的角度看,我认为具有积极的批判意义。

  [36]参见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一文及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的相关论述,见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页199-220,38-47。

  [37]参看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 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读书》杂志1994年3期,以及4-7期上的其它后续讨论。与当代中国的其它讨论一样,这一讨论的参与者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群体,他们之间甚至存在着理论立场的基本差别。

  [38]张颐武、陈晓明从后现代的角度对人文精神进行了批评,而王蒙则从世俗与精英或世俗与理想等角度对之给予批评。参见:张颐武《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1995年7卷;王蒙:《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东方》杂志1994年5期)、《想起了日丹诺夫》(《读书》1995年4期)、《绝对的价值与残酷》(《读书》1999年1期)、《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读书》1999年4期)。王晓明后来将有关的讨论编辑成册,题为《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39]戴锦华、张旭东均可以被看作后现代批评的重要代表,但他们的取向与张颐武、陈晓明有着重要区别。他们对全球化和市场过程本身持有程度不同的批评态度。

  [40]对这一市场主义、尤其是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有力批评的,是一些社会学者和新的文化研究的实践者。李陀:《“开心果女郎”》(《读书》1995年2期)、戴锦华的《镜城突围》等作品,以及黄平有关消费主义的研究,从不同层面对市场意识形态进行了批评。

  [41]触及这一类问题的文章还有张承志:《刘介廉的五更月》,《读书》1999年4期;伍贻业:《世界不会大“同”》,《读书》1999年6期。

  [42]刘禾发表于《读书》杂志1992年10期的文章《黑色的雅典》是最早涉及后殖民主义批评的文字,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盛洪发表于《读书》1992年12期的文字《东方世界的兴起》则是从经济史角度重新审视西方中心主义的文章。这类文字表明在1993年有关萨伊德东方主义的介绍开始之前,中国知识界已经开始探讨西方中心主义问题。《读书》1993年9月号同时刊出张宽《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及钱俊《谈萨伊德谈文化》、潘少梅《一种新的批评倾向》等文章,杂志执行主编还以《他们文明吗?》为题发表了一篇后记。此后,张宽在《读书》1994年10月号发表《再谈萨伊德》、《天涯》1996年2期发表《文化新殖民的可能》等文,对此前的观点加以补充论证。稍后一点,李陀在《天涯》杂志1996年4期发表了《差异性问题笔记》,刘禾在《读书》1996年8月号发表了《理论与历史、东方与西方》。

  [43]汪晖:《秩序还是失序?--阿明与他对全球化的看法》,《读书》,1995年7期;陈燕谷:《文化多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原道》第3期。

  [44]相关讨论参见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张旭东《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均见《读书》,1997年6期;盛洪则在《北京青年报》等报刊发表了批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文章。在这一时期发生的有关民族主义的讨论中,我没有发现闭关锁国的论调,没有发现回到“文革”时代的言论,也没有发现所谓义和团式的排外主义。

  [45]参见汪晖《汪晖自选集》、朱苏力《法律的本土资源》和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等著作。这类研究关注中国自身的历史资源及其现代意义,从而力图从内部的和外部的视野的互动关系出发解释近代中国历史的转变,要求在现代变革过程中考虑和尊重历史的和民间的资源。这类研究本身并不都以当代问题作为对象,但在市场扩张的语境中,这类研究关注内在的历史资源和民间传统,显然与主流的研究有所区别。

  [46]甘阳:《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二十一世纪》,总16,页4;甘阳:《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二十一世纪》,总39,页4-17;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总24,页5-16;王绍光:《效率·公平·民主》,《二十一世纪》,总26,页21-33;秦晖:《离土不离乡?--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东方》,1994年1期;苏文:《山重水复应有路》,《东方》,1996年第1期,等等。秦晖与崔之元的理论观点存在很大差别,但他们同样注意到在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或经济生活中重申公正平等的重要性。

  [47]“国家能力”问题的最初提出是在1991年,见王绍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主国家:兼论“政权形式”与“国家能力”的区别》,《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论文》,第4期,1991年2月("Building a Strong Democractic State: On Regime Type and State Capacity", Papers of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a, No.4 , Feb., 1991)。另见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后果》,《二十一世纪》,总21,页5-14;崔之元:《“国家能力”辩证观》,《二十一世纪》,总21,页19-21。1990年代有关中国经济和东亚发展的讨论也涉及了相关的问题,如张曙光《经济增长和国家兴衰》(《读书》1996年9期)评述林毅夫及国外经济理论时,即涉及了国家与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

  [48]王瑾:《“国家”三议》,《读书》,2000年4期。(该文发表时作了删节,我本人阅读的是完整的文本。)对于这一问题的更为有力的阐释,是瞿宛文的《全球化与后进国之经济发展》一文,她明确指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后进国要追赶先进国,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用产业政策等工具,来策划产业发展策略,以补贴与奖惩并用的方式培植幼稚工业,扶植本地企业、尽快学习先进技术,如此才有可能在竞争日益激烈、先进后进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不单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并且在国际分工的阶梯上逐步晋级,转换并提升本国的比较利益,如此才可能使经济持续发展、生产力得以进步。”见《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三十七期,2000年3月,页91—117。

  [49]昂格、崔之元:《以俄为鉴看中国》,《二十一世纪》,总24,页17-25。关于中国社会的改革道路的探讨,还可参见后来发表的若干文章如林春的《社会主义与消灭贫穷》(《读书》1999年9期)和《教条突破与制度创新》(《读书》1999年11期)。

  [50]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及秦晖的系列文章就在此列。另参见何清涟:《经济学理论和“屠龙术”》(《读书》1997年3期)、《金融危机挑战经济奇迹》(《读书》1997年12期)、《“适者生存”与“有闲阶级”》(《读书》1998年10期),卞悟(秦晖)《拒绝原始积累》(《读书》1998年1期)、《有了真问题才有真学问》(《读书》1998年6期)。

  [51]对于1980年代的思想和文化遗产的批评和反思并不是对于这一遗产的拒绝,因此,根本不存在有人指控的那样,批判的知识分子正在对1980年代进行总体的否定。实际的情况是,有关1980年代的批评性讨论大多是由当年的参与者作出的,他们以同情而又批评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力图对这一时代的思想遗产进行分析、研究和反思,例如李陀发表于《今天》杂志的《一九八五》和《一九八七》、张旭东的论文集《幻想的秩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及《重访八十年代》(《读书》1998年2期)等等,都是对1980年代文学和文化现象的重新整理。

  [52]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5期;P. 安德森:《文明及其内涵》,《读书》,1997年11-12期;陈燕谷《历史终结还是全面民主?》,《读书》1998年12期。

  [53]关于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讨论,请参见刘军宁《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1993年11期)、《保守的柏克自由的柏克》(《读书》1995年3期)、《毋忘我》(《读书》1995年11期)、《善恶:两种政治观与国家能力》(《读书》1994年5期)等文。1990年代的后期,新权威主义的主要阐释者之一萧功勤公开表示他与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观点接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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