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1 次 更新时间:2011-04-07 13: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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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 (进入专栏)  

  但是,共治体制确实具有宪政的初步框架。这就是我对中国过去两千年间离我们最近的制度作出的一个定性。

  

  茅于轼:

  我觉得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从来没有一位历史学家来这么解释中国的历史。这完全是一个新的观念,非常有启发性。我想做研究就应该这么做才有价值。我估计这个题目太吸引人了,恐怕大家还有很多意见要发表,所以我们要严格控制发言时间。第一个发言的是孟彦宏研究员,来自社科院历史所。

  

  孟彦弘:

  秋风原来和我是大学同学,研究生的时候我们住一块,其实他是研究近现代史的。有历史的基本的训练,后来他又做了很多年理论方面翻译工作,我觉得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会有这么精彩的一个看法。我只能知道一个断代,或者上下稍微知道一些,然后一辈子在一两个专题或几个专题里面研究。能够跳这么高,从尧舜禹开始的几千年来,能够有这样一个格局,我觉得确实是我这样的人不具备的。我觉得这个报告对于我个人来说非常有启发。其实现在对于封建社会也有了一些反思。不管怎么说,要一个历史学专业或研究中国古代史为专业的人来做,我觉得我们做不了这样一个大格局、大眼光的叙事。我觉得秋风做的是以一个现代社会科学来反观历史学的发展。所以有很多词,比如他用了立宪、宪政、契约来解释,让我们做具体研究的人感觉很新,要理解起来也要有一个过程,所以让我评我还真评不了。大家对同样的历史事实的解释、看法、认识、建构完全不一样,分析用的语言词汇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等到秋风的书出来以后会对历史学界有很多的启发。

  我觉得用一些特别现代的词汇来认识历史,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古今串起来了。但这样讲,也许会导致其他问题。比如,宪政这个提法。用这样的词来解释是不是会有一些其他问题,会给人感觉所有的一切古已有之如果真的让人感到,像宪政这样的东西,我们古已有之,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对近代以来"睁眼看世界"的倒退。据说猿人与人的基因95%是相同的,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猿人仍旧是猿人,并没有进化成为人。

  秋风的报告,基本上是做了两个大分段,第一个是封建,之后是王权和秦的权端主义的皇权。公元前四百七十几年到秦统一公元前二百二十年,实行王权和极端主义的皇帝制也就四五百年,我们可以把这四五百年看做从前面的封建到后面的两千年郡县制的过渡形态。这两千年的郡县制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王道强调的是董仲舒那个时候对王道的重建。其实在宋以前,有两点非常典型地反映了天道的东西,一个是祭天,一个是封禅。封禅的含义就是我是天之子。在宋代以后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天人感应、祭天、封禅就没有了。我觉得从宋以后就变成了政治理性。从二十四史来看,宋以后的五行志的记载内容和唐以前的五行志的记载内容完全不一样。唐以前的五行制讲天人感应,这里发大水了,皇帝要罪己,但是宋代以后的五行制是对自然灾害的客观地描述,也没有像汉代那样很典型地说有了自然灾害就一定要宰相下台,或者怎么样。所以其实这两千年的郡县制也有很大的变化。我想秋风的报告和书的主要讨论点应该就是到汉代为止了,其实这只是郡县制的开始,此后的两千年还有许多的变化。这是应该注意的。不要把二千年的郡县制下的制度和社会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实际是变化很大。

  最后一点,我觉得面对我们今天的体制,我们对以前的体制和传统还是应该多一些批判的精神。如果像秋风一样,在理论上很可能有负面的作用。在当今现实下,从这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是不可取的不要因为理想不能实现或者理想幻灭了,便对理想产生了怀疑。这是不对的。

  

  茅于轼:

  这个批评也十分可取。下面请高超群研究员来点评,他来自社科院经济所。

  

  高超群:

  我平时和秋风先生交流比较多,对于他的想法比较了解。不过,这次系统听他的报告,还是让我很受启发,也很受触动。对他的学术努力多了一份敬意。因为秋风的研究路径和我们以前熟悉的不管是海外汉学还是中国人的历史研究、无论是思想史研究还是政治史研究有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不仅仅是宏观与微观的差别,而是方法上的不同、学术追求上的不同。我体会到了秋风的某种雄心,就是在中国经史传统的视野中,复活中国古典精神的努力,今天这个报告应该算是一个初步成果。

  过去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有两种主要的观念,这两种观念贯穿于各种指导具体史学研究的史观中,比如最近60年比较流行的革命史观、现代化史观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国家,其历史是僵死的、只有重复没有变化,黑格尔、马克思、韦伯、费正清都有类似的论述。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大家比较关注中国历史的变化,寻找中国历史变化的内在逻辑。比如日本学者早就在关注的唐宋变革、美国学者柯文讲的中国中心观、讲明清之变的就更多了。这些研究涉及经济模式、技术进步,城市体制,甚至是政治制度。这些研究都取得了丰厚的学术成果。

  我觉得秋风努力超越以上这两种观念,他试图探讨一种更为本质的东西,就是他说的中国性,用中国人自己的语言来讲,就是"大道",要传承中国的"大道"。我想这种努力不仅对于中国有意义,或许也将阐发出对于世界有意义的思想。不过,遗憾的是,我非常期待的对于这种"大道"的阐发,在秋风的报告中还不是那么明确,不明确,其现实意义就会打很大折扣,如果仅仅是对于传统的一种新理解,那么传统依然是死的。我很期待秋风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够贯通古今,把"大道"弘扬出来。

  秋风刚才讲的五种治理的典范只是一个时间的顺序,而不是一个逻辑的顺序。这五种典范发生转折变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我觉得不是太清楚。而且,我刚才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就是过分强调用欧洲的历史来类比中国的历史,从封建到王权再到绝对皇权,像路易十六那样的一种权力,然后出现了一种共治、宪政。我甚至觉得你在潜意识里有一种用儒生来类比欧洲历史上的贵族的倾向。我觉得这种倾向对于你的研究目标--探索中国独特的治理之道,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进路。只有讲清楚了中国政体变迁的内在原因,或许我们才能看清楚中国政体的未来。按照秋风的理解,儒家始终不渝的追求是克服共治体制的内在缺陷,具体讲就是约束或者克服皇权的放纵和堕落倾向。但是,我们看中国历史传统,儒生或者甚至也包括皇权,都有很理想的一面,虽然这些理想大多是用回复三代之治的语言表示的,但是背后是他们的政治和道德理想。这个对于道德和政治秩序的理想是什么?孟德斯鸠讲英国的法律追求的是自由,中国的法律追求的是太平。按照秋风试图贯通儒家传统与自由主义的努力,我是不是有理由这样猜测:儒家也在追求某种自由?那么其特质是什么?如果这个思路是可行的,真能解出儒家对于自由的追求,或许可以丰富人类对于自由的理解和追求,就像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分一样。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我觉得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寻找中国宪政的历史资源的努力。今天你没有讲,但是你的文章里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像以前对中国建立宪政政治,单纯地从西方寻找资源,没有中国的根,其弊端很大,你在文章中讲得很清楚,我觉得很系列,也很充分。但是,你讲的五种治理典范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究竟何在,我觉得还不是很明确,这一点刚刚讲过了。我觉得比较有收获的一点是你特别突出强调了儒生和皇权之间的关系。其实我认为儒生对皇权的限制从大的方面来说有两点。一个是士绅集团或儒生集团是一个现实的政治力量或经济力量,它和皇权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有一些经济利益的竞争,有一些权力的竞争,这其实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脉络。而儒生自己无论是作为一个阶层、还是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乃至其政治理想本身,其弊病,哪怕是仅仅对于你所说的共治体制,你几乎没有涉及,对于儒生及其官僚集团,我觉得你太理想化,起码对这个问题你没有反思,你是完全站在儒生的立场上来看中国历史的。

  另外,作为一个信仰力量或道德力量对皇权的限制。我很同意刚才孟博士讲的,天道还是要细分的,它是有变化的。商人也讲天道,他们的天道是完全针对自然秩序,是由于人对自然的恐惧和敬畏而产生的。周人的天可能是礼法之天,也就是习俗等。而儒生其实是重新构建了一套道德秩序。刚才孟博士讲到了,汉儒和宋儒是有很大差别的。汉朝的天道是直接映射到政治里去的,出了日蚀就是要杀大臣、罢免宰相的。到东汉末的时候,这种做法连同汉儒的这种努力崩溃了,起码是出现了巨大危机,然后才出现了魏晋玄学,导致政治治理的失序。到了宋朝,理学才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他以天理为根据,推演出一套道德秩序,这套道德秩序才是儒生追求的根本。这个"理"与汉儒的天道也大大不同。但是到了近代之后,无论是儒生作为一个现实的经济政治力量,还是他们所代表的道德秩序,在某种程度上都成了中国建立现代国家的一种障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同意,士绅在现代中国的失败可能是因为无论他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他代表的这种道德理想都成了一种障碍,而他自身没有找到克服这些站障碍的方法,没有发生内部革命。到了今天,儒生这个社会阶层消失了,如果我们单单讲复兴儒学的政治和道德理想,会有一种巨大的政治风险。统治者,或者说主权者,会接过这种政治和道德理想。因为没有士绅阶层,皇权和绅权之间现实的政治张力消逝了,对于皇权的约束也就消失了。代言天道的不再是儒生,而是主权者,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前景,也就是你所说的秦始皇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今天讲儒学,他的现实承载者是谁?谁来克服皇权放纵和堕落的自然倾向?

  

  盛洪:

  近代以来,一直到1949年以后、文革以后,或者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看法不是这样,但是这些主流看法是非常虚妄的。我觉得这一方面要归咎于五四时期一些知识界的领袖们,他们犯了一些很严重的错误。到了1949年以后,实际上是文化专制。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是通过"批林批孔"才知道的。我有时候给学生上课,他们脑子里装的全是这些东西,你不得不给他们启蒙。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向,秋风以他的学问在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不错的。我很佩服秋风,这个研究涉及到很多古典文献的阅读。我把古典文献放到我的电子书里了,好几百万字上千万字我都不知道怎么读,只是勉强读非常少的东西,所以非常佩服他。

  我觉得有些判断非常好。一个是中国古代国家的宪政性质。现代大家一讲宪政就是西方的宪政,其实宪政从本意上来说就是一种基本原则。所谓宪政的治理,换成一句中国通俗的话,就是"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就是你不能因为一个小道理而违反大道理。今天上午我们还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说,不能因为一个城市化的目标,如为了减少交通拥堵而违背平等原则;你不能为了救一个穷人而去抢劫别人。你不能说我的目标好,就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社会中有大道理和小道理,但是必须让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虽然有时候小道理看上去更有道理,但大道理是更根本的。我觉得传统中国一直就有它的宪政性质。其实传统中国所发展出来的国家框架,三皇五帝、夏商周等等都有它的历史合理性,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你要沉浸在对过去的历史的把握中就特别容易理解。我非常理解秋风,你不读文献不知道,读了文献才清楚其实它有很多合理性。

  同时,我觉得传统中国发展出一套在世界文明史中堪称典范的政治制度,这一点很重要。近代以来,中国人都很自卑,说中国没有发展出民主来。应该说现在很多人理解民主实际上是非常极端的民主,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都一人一票,这样一种绝对的所谓的"民主",其实是民粹。一般的老百姓只看眼下的利益,对我有利,我就赞成,对我没利,我就反对。有人说保障房制度很好,因为他就买得起了,这就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小人。从君子的角度来看,这取决于这个制度对整个社会好不好,能不能有更好的资源配置,能不能更符合公平和正义的原则。我可以不客气的说,民主就是小人的投票,对我好我就投票。一个社会如果依据这个原则就要崩溃,因为很多事情从当下看有利,从长远看不利。我们大家都可以投票赞成把树砍了的决议,然后每个人都拿回去做家具,这是好事,但是你的子孙后代就完了。所以,极端的民主即民粹是有问题的。还有另外一个极端,秋风刚才谈到了知识精英,就是在君和天之间的士,但其实君和天之间还有民。比较好的制度是民和士的结合,或者是大众和精英的结合,民主制度和精英参政的结合。所以西方在近代以来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它发展出来了比较成熟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宪政民主,是精英能参政的民主,但西方的民主还是偏民粹了一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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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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