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认识中国历史的新框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11 次 更新时间:2011-04-07 13: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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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需要一个层级性的政府来管理,就出现了郡县制,也需要一套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也需要平等地对待所有人的法律体系,所以就出现了刑律之制。

  到这个时代还出现了市场制度,其实我刚才讲的前面的那些条件,也就为市场机制的运转提供了条件。有了平等的国民,他们可以自由流动,又有了土地的私有化,产权的可自由交易等等,这时候就出现了市场机制。这不能说成是完整的市场制度,因为市场制度需要更复杂的条件,比如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对权力的限制,这些东西在战国并没有完全出现。但是,市场机制已经在发挥作用了。也就是说,这个社会里面的主要资源是由市场配置的,财富生产的过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

  总之,战国时代的中国就是现代中国的开始。要讲现代性的话,中国已经有两千五百年的现代性了,比欧洲的现代性要多出两千年。我列举了一些现代性的特征,你去用这些标准来检测,它确实都是符合这些标准的。

  这里略微讲讲世俗性的问题。现代性的一个很大特征就是世俗化,或者说是物质主义或个体主义。中国进入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就是子产讲过的一句话--"天道远,人道迩"。封建制度必然要靠信仰来维系。封建制度下既没有常设的警察,也没有常设的行政权力,也没有常备军,它完全靠两个人的"信"来维护社会稳定。"信"单靠世俗的理性的契约肯定不能维持。我们现代中国人要签个合同,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会违反合同,因为它没有另外一个"信"的保障,就是信仰。世俗意义上的"信"必须以对超越者的信作为它的前提或保障。在周的时代,中国人的信仰对象就是"天",这个天道信仰对于礼制秩序,或者说对封建秩序的维持,是一个决定性的制度。就跟欧洲的封建社会把基督教作为根本制度是一样的,一旦基督教的教会和教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宗教改革,封建制就崩溃了。中国也一样,在天道信仰体系崩溃之后,封建制就崩溃了。

  所以,战国时代就是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这和我们当代社会一模一样,所有人都是物质主义者。我们看司马迁《史记》里面的《苏秦传》,一家人之间都是以利益作为交谈的话语,这就是现代性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

  

    秦制

  

  中国历史上的第三种治理秩序是秦制。

  关于秦制,我只讲一点。秦制的设计师,司马迁有非常清楚的记载。这个人就是由余,他原来是晋国人,后来逃亡到戎。他给秦穆公讲过一段话,这成为秦国的国策。秦穆公开始有一个困惑,就是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但是还是有混乱,而"戎人无此,何以为治"?由余给他讲了一套基本的治国之道。他的基本看法就是,礼制秩序已经不能够维持秩序了,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他并没有讲这种新的治理模式是什么,但是他提出了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就是要把国家的几百万人变成一个身体,可以随意地使用。

  这个观念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封建时代的人是绝不可能想到这个观念的。这个观念是一个现代的观念,也就是现代的主权国家的观念。而且,它比主权国家更推进了一步。东方六国的王权制,用欧洲的概念来说是"开明专制",因为它有很强的封建残余,所以,东方六国的王权统治还是很开明的。而由余提出了一个和王权制不同的看法,这就是极权主义构想。

  秦国以后的历史都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步推进,把民众压缩成为一个整体。当年孙中山先生曾讲过,中国是一盘散沙,我们一定要用某种制度把这一盘散沙团聚成一个整体。商鞅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摶国",用一个统一的意志把所有人整合起来,让所有人都为国家所设定的目标而奋斗,把所有人都塑造成国家所设定目标的工具。所以,我说它是一个极权主义体制。

  到秦始皇的时代,秦人终于构造出了皇权制。皇权制和王权制有一个本质区别:王权制虽然没有信仰,但国王并不敢自称为天。而秦始皇敢自称为天。这就是"皇"的真实含义。古人都会用"帝"字来形容尧舜禹。秦始皇则觉得,尧舜禹不在话下,所以又在"帝"前面加了一个"皇"字。所以,秦始皇建立的是一个世俗化的神权政治体制,这和毛的体制是一样的。他是高度世俗化的,但是他又假装自己是神灵,自己站在比天还高的地方。

  毛泽东和秦始皇之间息息相通,所以,毛说自己最喜欢秦始皇,而且最喜欢他的无法无天。其实,这个话应该倒过来说,"无天无法"。我不承认天,所以我也不承认有法。我就是最高的,我不光是人世间最高的,也是宇宙间最高的。没有任何人、任何神可以约束我。这就是秦政的基本精神。因为,秦国要把一国之政转化为一身之治,所以致力于消灭思想、消灭学术、消灭社会、消灭商业。总之,就是把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消灭掉,人都还原成一个个身体本身。你不能有思想,你只有体力,政府用你的体力去发展农业和打仗。因为它把国民塑造成了一个庞大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到,秦国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修阿房宫可以动员七十万人成年累月地工作,然后又修长城,又开疆拓土,它的动员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

  但是,这个体制也有巨大的缺陷。在秦的统治秩序中,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所以,当它崩溃的时候,呈现为土崩瓦解的方式。秦的崩溃大概是历代王朝中最快的。我最近刚写了一篇文章,就是秦的政体要消灭人和人之间任何可能的相互信任,因为,信任对于权力来说是一种威胁。所以,当政府能够给国民或者官吏提供一些利益前景的时候,大家会为这个政府工作。一旦这个利益前景稍微变得模糊,所有人都会背叛它。它的大厦一下就垮了。

  

    共治体制

  

  中国历史的第四种治理秩序是共治体制。它形成于汉武帝董仲舒时代。

  秦迅速灭亡,构成了汉代儒家所思考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后来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秦会不二世而亡。中国从秦以后的两千年的政治哲学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汉初的儒家就对此进行了思考,然后提出了一个新的政体方案,这个方案的集大成者就是董仲舒。汉儒发起了一个天道宪政主义运动。其实董仲舒的方案非常简单。秦始皇认为自己就是天,董仲舒要做的工作就是告诉这些皇帝,你不是天,你只是天的儿子。你不是最高的,在你之上还有更高的存在,你必须服从它,也就是天。

  天道宪政主义运动的前半部分是天道信仰的重建。这个工作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追究,最重要的人物是邹衍。邹衍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被忽略了,但其实,他对儒家获得主体性地位,发挥了决定性影响,就是他开始重建天道信仰的。天道信仰为宪政主义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依据。

  据此,儒家告诉皇帝,你是天的儿子,所以你要服从天。天也会表示它的意见,但天不会说话,董仲舒就告诉皇帝,儒生代表天,而且,只有儒生有这个能力,儒生能够理解天在说什么、想要什么。其实巫师也可以了解天在说什么,但巫师不知道另外一件事,就是怎样做出理性的反应。天要求人间有合理的治理,让人民享受到幸福的生活。为了满足天的要求,我们要进行制度设计,提出政策。只有儒家有这个能力,他们知道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来实现天的要求。这就把儒生从这个社会中拉入到治理的最高地位。

  这时候有三个主体:天、皇帝、儒生。儒生在天和皇帝之间。简单来说,儒生的地位比皇帝还要高,因为,儒生能理解天意,也能告诉皇帝要做什么。这时候,皇帝只不过是儒生实现他和天的目标的一个工具,这就是一个宪政的结构。

  可以简单地概括董仲舒的理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或者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这就是他的基本构想。他隐藏了一点,就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儒生,以儒生随天",这时候的治理主体就变成儒生了。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儒家的经典为什么重要。因为儒家的经典提供了先例,这个先例可以让我们在当下设计出优良的制度。天发出了某个警告,我们查一下《尚书》,人们以前对此是怎么做出反应的,我们现在就参照它,做出正确的反应。

  这就是为什么儒生能在之后的政体中发挥主导性作用的论证。由于这样的论证,儒生开始介入政体,就是我们所说的"独尊儒术"。独尊儒术的含义是,儒生现在开始进入政府,而且,只有掌握了儒家理论的人才可以进入政府。当儒生进入政府之后,就形成了共治体制。

  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谈共治体制。第一个是共治性的政府。这时候出现了钱穆先生所讲的"士人政府",士人政府出现,意味着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公共性的政府。秦始皇的政府,包括王权制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君王的私人政府,不具有很强的公共性。这些政府只是执行皇帝下达的命令的工具,没有自己的价值、理想。现在的政府不一样了,儒生有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我们可以想象,受过一般行政管理训练的人组成的政府,和接受了自由理念的人组成的政府,会是两个不同的政府。那就是秦制与共治体制的区别。这时候就有了公共性的政府,它的目标不是服务于皇帝,而是服务于这个国家的公共目标。儒生要追求一个更高的目标。儒生进入政府后,就出现了中朝与外朝之分,也就是皇帝的政府和公共性政府之间开始出现分离。中朝就是宦官、外戚、皇帝的权臣、幸臣组成的一个小政府,外朝是由宰相领导的士人组成的政府。这就类似于日本的宫、府之别,也就是皇宫和政府之间出现了区分。

  共治体制的第二个方面是德治和刑治的共同治理。秦的时候完全是刑治,用现在的概念说就是一个警察国家。董仲舒开始主张引入德治,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刑治,而是说,不能完全依赖刑治,而是以德治为主,刑治为辅。

  请大家一定注意,德治并不是以道德治理国家,这样的理解太肤浅了。其实,它背后有一套制度。比如春秋决狱,如果用现代的概念来理解的话,就是司法审查制度,用一套高级法来审查官员用一般刑法做出的判决。这就引入了高级法,而且把高级法引入到司法过程中。它不是一个理念,而是司法过程中的一个要素。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汉代出现了"律章句学"。它最后的结果是,真正被适用的条款不是刑律本身,而是儒家士大夫对刑律的解释。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法理学说的竞争。同样一部刑律,有十几家专家给它做注解、章句。在做章句的过程中,儒生就把儒家的理念或者说高级法的理念融入刑律中,对刑律进行了改造。官员们在使用法律的时候可以在这十几家中自由选择,这时候也就出现了法律解释的竞争。竞争肯定会让更好的解释获得比较广泛的应用。这就是真正的德治。

  最后一个方面是社会和政府的共治。在汉武帝董仲舒之前,中国是没有社会的。我所指的社会就是人们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个社团。从春秋以后,封建制度解体,人们从封建的共同体中游离出来。但人们始终没有有效地结合起来。那个时候的中国,早就已经是小家庭制度了,而没有大家庭。战国时的人甚至连他的祖先、他的爷爷是谁,都不清楚。那个时代的人没有家庭观念,没有家庭这个概念。

  真正出现社会是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的。这样的社会有两个。一个是儒家的会社。我刚才讲到了孔子创造了一个支持宪政制度的力量,就指这个。儒家的社团从孔子以来一直存在。

  儒家建立的第二个制度就是家族制度。其实家族制度不是向来就有,而是在汉以后,被有意识地构造出来的。在儒家价值的支撑下,家族制度开始发育,并成为社会自治的主体。

  如果没有人和人的联合,一个个分散的个体根本就不可能进行自治。也必须要有组织。而在传统中国社会,从汉武帝之后,社会有两个,一个是儒家社团,另一个就是家族制度。这两个制度支撑了中国的社会自主治理,这样的自主治理极大地分散了政府的权力,对政府构成了限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皇权不下县"的含义。实际上在秦的时候,皇权不仅下了县,而且下到每一家的炕头。在秦代,县以下设立了三级政府,比我们现在还多,乡、亭、里三级。而且县以下的官员也是国家雇员。汉以后,政府退出了,把县以下交给了社会自主治理。这就是共同治理,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讲的皇权与绅权的共同治理。

  上面我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共治体制,一个是皇权和士大夫在政府层面的共治,然后是皇权和绅权,一个作为政府、一个作为社会的共治,还有刑治和德治的共治。根据这样的分析,我认为中国从汉武帝以来的社会就是一个共治体制。

  如果我们对这样一个共治体制做一个政体或秩序的分析,就发现,它就是一个宪政的结构。在这样的体制里面,没有一个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被分散到不同的主体中去。我承认,这个体制其实有很大的缺点,它对皇权的限制更多的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它尽可能地让皇权不做事情,而一旦皇权做起坏事来,其他力量没有办法有效抗衡它。归根结底,在这个时代是没有民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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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则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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