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3 次 更新时间:2011-03-24 2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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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虹  

  她们在被置于从属者地位的同时,也得到了父权制家庭的庇护。流动的男性固然因父权制家庭规则可以继续保持男性优势地位,并从妻子提供无偿的家务和照顾性劳动中获利,但部分流动妇女也于城市生存困境中因受到父权制家庭的庇护而从中分利。她们在某种意义上也参与了父权制意识形态的维系和再生产。

  

  六、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流动已成为农民家庭变迁重要的结构性力量,流动的“去地域化”

  对于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高度重合的中国父权制家庭侵蚀和破坏犹甚。但是家庭制度的变迁具有解传统和传统重构的双向维度。迄今为止,流动带来的个体化和居住模式变化、从原有亲属关系的束缚中抽离等,虽然部分改变了家庭权力关系以及性别规范,但就父权制家庭的父系世系核心、男性优势的本质特点而言仍未有根本的改变,家庭父权制在流动变化中延续和重建。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在现代化各种解传统要素的广泛冲击下,家庭父权制度何以能够延续和重建?它是如何延续和重建的?使它得以延续和重建的机制又是什么?从田野调查结果看到,家庭并非是消极承受社会变迁带来的冲击——诸如家庭离散、亲属关系碎片化和人的主体化——的后果的客体,而是一个积极适应变化和抵抗变化的组织。它通过婚姻关系将原子化了的个体重新植入父权家庭、沿着男系传承的父权制轴心重建伦理秩序、在被迫采取新居制的条件下以类扩展式家庭应对市场化、在去地域化之后重建“地方性关系”、以亚文化圈保留传统文化习俗和地方认同等方式延续着、重建着父权制家庭。而父权制延续和重建的动力,既是父权制家庭结构和父权制意识形态延续自身的需要,也是流动农民当下在国家制度约束和市场主导交互作用下,所选择的一种最经济务实、最能适应严酷环境的家庭制度。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重建并非是传统父权制结构的简单复制。如果说,今天流动的农民家庭仍然不脱以父系世系为核心的父权制形态,那么这也是一个处于不断流变之中的父系父权制度,是流动的父权。

  去地域化和再建地方性关系、解传统和传统重建、个体化和个体再次依附于家庭和家长以寻求庇护,如何解读这种传统和现代性交错夹缠的矛盾景象?贝克有关“工业社会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的论述,极为精辟地将工业社会界定为一个“在现代性中建构起基于性别、种族和阶级的现代等级制度”,他于现代工业体制中析出反现代性因素,于现代相貌下勾勒出工业社会那半张封建的面孔,并且指认这半张封建的面相并非“传统的遗迹”,恰是现代工作和生活制度的本质。

  贝克的论述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迪:工业体制、市场并非天然是“反封建”、反对等级制的。那些看似是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矛盾,实际就孕育在现代性自身之中。不过贝克尚未明确指出另一点,即市场在把劳动者变成一个可以自由流动的个体的同时,还通过婚姻制度在两种生产间建立起一个生产优于并支配人口再生产的等级序列。实际上工业社会不仅需要建立起基于社会身份、性别、年龄等的等级制劳动力市场,还需要建立起两种生产间的等级关系——这是现代工业体系本身的逻辑。

  以往研究普遍将土地视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亿万农民流动于城乡之间却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的重要“减压阀”,但却忽略了流动家庭在以其特有的适应性应对变迁产生的结构应力中所起到的“缓冲带”作用。农村家庭中最强壮的劳动力被城市工业体系所吸收,但他们代际人口再生产的成本却由农村家庭不成比例地承担了,公共领域的矛盾在私人领域——家庭中得以一一化解,这表明了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父权制家庭模式尚可有效消解社会紧张。应该强调,父权制家庭形态表现出来的适应性,是以家庭成员中的弱势者:老人、妇女、儿童承担了风险成本为代价的。但是,家庭这种缓冲消解变迁应力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社会空间的割裂,因代际、两性之间资源和风险的非均衡性分配也使矛盾冲突在不断累积(如表现为儿童、妻子、老人“三留守”带来的大量社会问题),贝克关于现代化正在耗尽“它的他者”的预言,对我们可以作为一种警示。特别是当新生代农民工走上社会舞台并不断彰显着个人权利意识之时,他们是否还愿意忍受社会空间的割裂、家庭成员的长久分离?是否还愿意接受传统家庭规范对个体的约束和压抑?

  2010年,被称为“新世纪第七个一号文件”的中央一号文件出台,其主题是统筹城乡发展和坚持“以城镇化引导农民变市民”的方向,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系统。这是政府释放的重要善意,对进城的农民工改变“农民工”的模糊身份、改变“暂住”和家庭成员被迫长期分离的状态无疑是一个福音,对未来农村家庭变迁也将产生更大更积极的影响,我们对此抱有极大的期待。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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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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