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虹:流动的父权:流动农民家庭的变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3 次 更新时间:2011-03-24 23: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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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虹  

  婆婆知道后气死了。”她深感,“如果没出来过,并不是我没想过,但是我不敢,因为老一辈都那样。但是出来后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安徽来安阿朱)

  阿朱的故事印证了麦道威尔(Linda McDowell)的研究发现:移动几乎总是带来与性别有关的重新协商。居住方式本身与地域关系密切相关。从夫居之所以作为父权制的重要基石,因为它以与父系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建立的亲等,保证了父亲—男性权力的绝对优势。而从夫居模式的改变,将在父权制结构中制造出一个缝隙,譬如阿朱在丈夫失去了父系势力支持的情境下,制造了一对一的语境,从而给妇女开辟了对话协商的空间,产生了改变旧有性别规范的可能。另一个有意义的发现来自马春华对四川一个外出女性比例高于男性乡村的调查,她发现当地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妻子外出打工、丈夫在家带孩子的别样性别分工模式。尽管以上这些变化目前看来还是局部的、暂时的,但起码说明,在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社会倡导的男女平等观念相互作用下,传统的性别秩序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此外,脱域使亲属关系“碎片化”之后,流动者会将碎片化了的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根据实用性原则重新组织起来,这一重建常常导致对乡土社会血亲高于姻亲、亲属关系优于邻里关系的差等的改写。姻亲可能超过血亲而“喧宾夺主”曾为很多研究所证实,而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变化具有的另一层解传统意义:流动农民家庭关系网络的重建——无论是流出者在地化重建,还是守土的留守妇女在家乡重整偏重娘家亲属的网络——很可能在冲击差序格局的同时冲击父权制家庭的单系制。如马春华的研究发现,一部分外出女性在婚后还给娘家寄钱,甚至在赡养公婆的同时也赡养自己的父母。这种双系并重的倾向也为笔者许多观察所证实。类似这些局部微小的变化,正在对父系制本身形成虽然微小柔软但却广泛细密的侵蚀。

  

  三、家庭父权制:衰微中的重构

  

  如果仅仅从以上研究分析看,父权家庭制度在脱域、脱序和个体化带来的裂解力作用下,不说根基尽被掏空,也应饱受重创而摇摇欲坠。但现实却显示,广受冲击的父权制家庭无论在关系模式还是意识形态方面,依然顽强地延续着、重建着,仍在无时不在地支配、影响着流动者和他们的家庭。

  研究发现传统在以下几个关节点影响着流动家庭结构和关系模式的重建。

  

    (一)婚姻的断裂效应和复归家庭

  

  来自山东菏泽的小韩在一家大型外资企业打工,她引以为傲的是自己能靠个人努力当上组长,有着令人满意的工作和收入。我问她未来有什么打算?她说还不清楚,走着瞧,如果能在这里找到对象就一直做下去并把家安到这里。我问:“如果找不到呢?”她说:“那就等家里给‘说一个’。”“然后呢?”我又问。“然后?”她笑了笑说,“那就回家让婆家养着我”。

  说这话时她十分平静,彷佛继续在外奋斗和回家“让婆家养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就像出门向左还是向右一样纯属偶然。结婚,似乎是许多打工女孩独立奋斗史的终结。那个曾经以独立主体身份工作、奋斗,充满自信的女孩,为什么流动就业带来的“解放”意义到结婚即被消解?

  一位村长这样概括村里女孩的生活道路:“十六七岁外出务工,20岁左右订婚,这时大多数外出的女孩会回家。大约22岁的时候结婚,这时村里几乎所有外出的女孩都会回家了。”尽管她们中许多人曾用延宕婚期来抗拒这一宿命,但绝大多数打工妹无法逃避结婚的选择。“我结婚后想要出来就没门了。一旦结婚了,我所有的希望就到头了”。21岁的小高这样说。也许她们也曾心有不甘,如这个村被迫回乡但内心依然留恋城市的妇女史某所说:“农村比城市至少要差15—20年”,她“心里咯蹦得慌只有自己明白,不能说出来”。

  彩霞订婚前已在苏州某丝织厂打工7年,是个纺织好手。但未婚夫一定要求她辞职回乡。

  彩霞说回家没发展,挣不到钱。未婚夫说:“我们到底是农村人,别忘了你以后要怀孩子带孩子的”,他强调丝织车间里的噪音、湿气都“对孩子健康不利”。在男女双方家庭参加的调解会上,彩霞在父亲和哥哥的劝说下回苏北乡下结婚了。(江苏沭阳彩霞)

  谭深等的研究也证实,当外出未婚的女孩面临结婚时,她原先个人发展的期待和计划马上要根据男性的情况予以调整,而且往往是向下调整。而这种情况在同样外出的男性中是不会存在的。

  有关流动对打工妹的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挑战了外出打工所谓“家庭策略”的解释模型,证明女工外出的目的中包括摆脱家庭负担和父母对女儿的要求,证明她们成为一个独立挣取薪酬者的过程,是个人主义和自主性代替了群体取向、成就取向取代归属取向的个体化过程。但是现实却让我们看到,当个体化的打工妹通过婚姻重新嵌入家庭和家庭关系之时,这种嵌入带来的却是个人本位向家庭本位复归、女性个人主体向男性本位的复归。在婚后重大选择上,家庭本位再次成为主导价值。如200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显示,妇女要做出回流决定时,各类家庭原因占到了81.3%,个人原因不过占3.1%.另一项对四川、安徽流动妇女的研究表明,妇女回乡68%—79%是出于家庭需要,有的还是在丈夫强烈的男子自尊心要求下回来的。还有的已婚妇女外出打工的目的不是挣钱,而是“对丈夫在外不放心,主要控制丈夫不乱花钱。”妇女婚后去留之间所考虑的都是维持家庭的稳定和家庭利益。

  如何对婚姻给妇女带来发展断裂效应以及已婚妇女的两种复归做出解释?在说到现代化带来的主体化过程时,人们通常只看到它的解传统维度,而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却提出,个体化实际具有解放、脱魅和重新整合三个维度。当个人从历史的传统语境意义上的社会形式与义务中脱离,获得“解放”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传统所提供的知识、信仰和指导,丧失了传统稳定性所赋予个人的安全感。因此“解放”即“脱魅”。解放和脱魅之后还须经历个体重新植入新的社会形式和义务关系之中的“重新整合”过程。“重新植入”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独立了的个体仍要以某种身份和方式嵌合到既有的家庭关系之中,关键是什么影响并制约着她的植入?以何种方式植入?

  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并未改变今日中国农村从夫居为主的婚居模式。2000年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显示,流动经历对婚居影响不明显,女性农民婚后仍有七成采取从夫居,独立门户的不过1/4.在农村家庭从夫居、父系、父权三重支柱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之前,结婚,意味着她们仍要被嵌合到“支配—从属”的家庭权力关系之中,意味着她们今后的生活道路仍将受到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规范和约束。从固有家庭关系脱出的原子化到重新植入嵌合,是一个父权制家庭关系重构的过程,但又不是原有关系的简单复制,它以变化了的形式维系着家庭中的性别等级制度和性别角色规范。如彩霞案例所示,新的家长控制模式不再是绝对强制式的,在男性本位的语系中,也加入了健康、母职等现代话语。

  

    (二)重构代际秩序与孝道

  

  如前所述,在父权制家庭中,建立于辈分等级之上的父权是社会变迁过程中最脆弱也是最先遭到破坏的。但是研究令人惊异地发现,权力衰微之中的家长也会在传统伦理规范被破坏的同时,努力恢复某种秩序和建立新的规则。

  正如梁治平指出的:传统社会中代际交换关系的存续系于家庭中男性长辈的权力和权威,系于宗族制度和与之配合的道德伦理规范以及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今天乡村社会中代际交换的逻辑并没有变化,变化的是代际间可交换的资源和使交换得以维持的制约力量。今天农村的父辈不仅不具备经济的优势,亦无传统权力和权威可仰仗,为了改变在代际交换中的不利位置,只有寄希望于孝道重建。只是这种重建的努力对儿子们见效甚微。当今农村普遍的情况是,父母尚能种得动田的时候儿子是不会承担赡养父母责任的,甚至希望从不对等的代际交换关系中更多获利。但是对在外打工的女儿,重建孝道的努力却显然有效。

  打工经济使女孩对家庭的工具性意义越来越显现。如今女孩外出打工寄钱回家,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女儿们也把它当做自己的义务——

  现在女孩外出打工,头三年挣的钱要交家里,给兄弟念书和盖房子。这是规矩,不然人家会说你不孝顺。(江苏淮安丽丽)

  这是近30年间农村家庭伦理在失范与重构中形成的新规矩,这种新规则建立于女孩养家“效用”提高的可能之上,但规则本身则体现了偏重男系利益的倾向。

  重建主要由女儿身体力行尽“孝道”的伦理规范,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唐灿等在对浙东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进行研究时,也发现女儿越来越多地对娘家承担赡养责任的新风俗的形成,而这种新风俗是基于儿子与女儿之间缺乏公平性的不同赡养伦理之上的。父母对儿女间行为的差异往往用“女孩比男孩孝顺”,“男孩在外花销大,剩不下多少钱”来解释,实际形成儿子和女儿实践性差别的伦理基础,仍深深植根于维护男系承续的父系制。在新的伦理规则中单方凸显了女孩对娘家的新义务,女孩的权利并没有同步增加,包括受到更好教育的权利。也正因如此,尽可能提高女孩婚前效用就成为延续父系父权的新策略。最显见的就是女孩第一次外出打工的年龄普遍在提前,她们为增加家庭收入、保证兄弟读书盖房娶亲以继承家世,甚至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受教育机会而辍学外出打工。除了提高女孩婚前效用,女孩婚后效用的提高也是家庭要争取的。女孩在外恋爱父母“鞭长莫及”,但面临结婚则强烈要求女孩“就近找婆家”,以便日后照应父母。当老一代越来越意识到靠父系亲子关系得到赡养回报将变得不可靠时,力争控制女孩的收入(代收代存)和婚事,就成了父辈重建孝道的目标。

  

  四、从两类流动家庭看父权制传统如何延续和再建

  

  流动农民家庭的结构表现出高度的多样性和可变性。李强将流动农民家庭类型分为单身子女外出、兄弟姐妹外出、夫妻分居、夫妻子女分居、全家外出等五种类型。流动农民采取何种类型流动因不同情况而异,但是影响家庭聚散分合的并不仅仅是出于经济的考量。抚养和赡养人口在家庭利益序列中有很大差别。孩子的发展往往是流动家庭决策的重心,而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基本都不会带出来。所以所谓“举家外出”,通常未把老人计算在内。每一种流动家庭的成员结构都是在不断变化的,为研究便利,笔者在诸多类型中以夫妇为主轴判断家庭重心所在,根据家庭重心将流动家庭分为家庭中主要劳动力流动在外、妻子留守的“扎根式流动家庭”和夫妻共同在外、家庭重心在外(子女在或不在一起)的“离乡式流动家庭”两类。

  

    (一)扎根式流动家庭

  

  相当一部分农民采取家庭分离式流动,但要把根留在家乡。家庭拆分为外出和守土两部分,谁离乡谁守土,家庭要对此做出重要选择,亦即在不同家庭成员之间进行风险分配。为什么守土的通常是妻子而不是丈夫?追求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考虑男女间不同的市场回报率、生活成本等——只能对此做出部分解释,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也存在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找到工作、女性有更强挣钱能力的可能。由妻子留守照顾农田和家的选择,首先往往是沿袭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婚姻对两性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女性婚后“照顾家庭”、男人们婚后外出谋生被视为天经地义。其次,在父权制家庭体系中,女性从事家务劳动和照顾性劳动历来因无薪酬而不计算在成本之内,因此依靠女性的无偿劳动来维系低成本的代际人口再生产也就成了流动家庭的“自然”选择。

  妻子留守能否改变家庭中的权力支配关系?有观点认为,妻子留守使女性为家庭创造的价值显性化,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提高妇女的家庭地位,但另一些研究结果恰恰相反。丈夫离乡妻子守土的性别分工模式,导致目前许多地区形成以留守妇女为主、公婆辅助的女性主导型农业,女性主导型农业作为一种以维持生计为主要目的的小农经营方式,务农的经济收益和务工收入相比显然有很大差距。同时,正因为农业变成了女性主导的产业,在家庭经营体系中也逐渐沦为“副业”,生计农业劳动在一定意义上已被纳入家务劳动范畴,传统性别分工的“内”和“外”也有了新的定义——守土务农即“主内”,外出打工挣钱才是真正的“主外”。所以尽管妇女在男人缺席的情况下几乎承担了所有的生产和照料职责、尽管她们的田间劳动也为家庭创造了一定收入,但两性经济权力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她们对家庭的实际贡献份额也被低估,以至“谁拥有了外出务工的机会,谁在家庭事务中就有更大的发言权”。

  从亲属制度亲属关系看,父系、父姓、从夫居依然对扎根的妻子形成巨大约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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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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