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怀念陈衡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81 次 更新时间:2004-08-18 23: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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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 (进入专栏)  

  

   一次,我家门房奉命雇四头驴子。因为胡适到了苏州,要来看望我爸爸,而我家两位姑母和一位曾经“北伐”的女校长约定胡适一同骑驴游苏州城墙。骑驴游苏州城墙确很好玩,我曾多次步行绕走城墙一圈。城墙内外都有城河。内城河窄,外城河宽,走在古老的城墙上,观赏城里城外迥不相同的景色,很有意思。步行一圈费脚力,骑个小驴在城墙上跑一圈一定有趣。

  

   可是苏州是个很保守的城市。由我家走上青门城墙,还需经过一段街道。苏州街上,男人也不骑驴。如有女人骑驴,路上行人必定大惊小怪。我的姑母和那位“北伐”的女士都很解放,但是陪三位解放女士同在苏州街上骑驴的惟一男士,想必更加惹眼。我觉得这胡适一定兴致极好,性情也很随和,而且很有气概,满不在乎路人非笑。

  

   我家门房预先雇好了四头驴,早上由四个驴夫牵入我家的柏树大院等候。两位姑母和两位客人约定在那儿上驴出发。我爸爸会见了客人,在院子里相送。

  

   我真想出去看看。但是爸爸的客人我们从不出见。我不敢出去。姑母和客人都已出门,爸爸已经回到内室,我才从“深闺之中”出来张望。我家的大门和两重屏门都还敞着呢。我实在很想看看胡适骑驴。但是结集出发的游人,不用结队回来。路人惊诧的话,或是门房说的,或是二位姑妈回来后自己讲的。

  

   胡适照相的大镜框子挂在任家客厅贴近阳台的墙上。不久后,钟书对我说:“我见过胡适了。”钟书常到合众图书馆查书。胡适有好几箱书信寄存在合众图书馆楼上,他也常到这图书馆去。钟书遇见胡适,大概是图书馆馆长顾廷龙(起潜)为他们介绍的。钟书告诉我,胡适对他说,“听说你做旧诗,我也做。”说着就在一小方白纸上用铅笔写下了他的一首近作,并且说,“我可以给你用墨笔写。”我只记得这首诗的后两句:“几支无用笔,半打有心人。”我有一本红木板面的宣纸册子,上面有几位诗人的墨宝。我并不想请胡适为我用墨笔写上这样的诗。所以我想,这胡适很坦率,他就没想想,也许有人并不想求他的墨宝呢。可是他那一小方纸,我也直保留到“文化大革命”,才和罗家伦赠钟书的八页大大的胖字一起毁掉。

  

   陈衡哲对我说,“适之也看了你的剧本了。他也说,‘不是对着镜子写的’。他说想见见你。”

  

   “对着镜子写”,我不知什么意思,也不知是否有所指,我没问过。胡适想见见我,我很开心,因为我实在很想见见他。

  

   陈衡哲说:“这样吧,咱们吃个家常tea,你们俩,我们俩,加适之。”她和我就这么安排停当了。

  

   我和钟书照例带了刚出笼的鸡肉包子到任家去。包子不能多买,因为总有好多人站着等待包子出笼。如要买得多,得等下一笼。我们到任家,胡适已先在。他和钟书已见过面。陈衡哲介绍了我,随即告诉我说:“今天有人要来闯席,林同济和他的ex-wife(前妻)知道适之来,要来看看他。他们晚一会儿来,坐一坐就走的。”

  

   不知是谁建议先趁热吃鸡肉包子。陈衡哲和我都是胃口欠佳的人,食量也特小。我带的包子不多,我和她都不想吃。我记得他们三个站在客厅东南隅一张半圆形的大理石面红木桌子旁边,有人靠着墙,有人靠着窗(窗外是阳台),就那么站着同吃鸡肉包子,且吃且谈且笑。陈衡哲在客厅的这一边从容地为他们调咖啡,我在旁边帮一手。他们吃完包子就过来喝咖啡。胡适是这时候对我说他认识我叔叔、姑姑以及“你老人家是我的先生”等话的。

  

   一次很亲近的聚谈

  

   林同济不仅带了他已经离婚的洋夫人,还带了离婚夫人的女朋友(一个二十多岁的美国姑娘)同来。大家就改用英语谈话。胡适说他正在收集怕老婆的故事。他说只有日本和德国没有这类故事。他说:“有怕老婆的故事,就说明女人实际上的权力不输于男人。”我记不准这话是当着林同济等客人谈的,还是他们走了以后谈的。现在没有钟书帮我回忆,就存疑吧。闯席的客人喝过咖啡,礼貌性地用过点心,坐一会儿就告辞了。

  

   走了三个外客,剩下的主人客人很自在地把坐椅挪近沙发,围坐一处,很亲近地谈天说地。谈近事,谈铁托,谈苏联,谈知识分子的前途等等。

  

   谈近事,胡适跌足叹恨烧掉了他的书信。尤其内中一信是自称“你的学生×××”写的。胡适说,“这一封信烧掉,太可惜了。”

  

   当时五个人代表三个家。我们家是打定主意留在国内不走的。任、陈两位倾向于不走,胡适却是不便留下的。我们和任、陈两位很亲密,他们和胡适又是很亲密的老友,所以这个定局,大家都心照不宣。那时反映苏联铁幕后情况的英文小说,我们大致都读过。知识分子将面临什么命运是我们最关心的事,因为我们都是面临新局面的知识分子。我们相聚谈论,谈得很认真,也很亲密,像说悄悄话。

  

   那天胡适得出席一个晚宴,主人家的汽车来接他了。胡适忙起身告辞。我们也都站起来送他。任先生和钟书送他到门口。陈衡哲站起身又坐回沙发里。我就陪她坐着。我记得胡适一手拿着帽子,走近门口又折回来,走到摆着几盘点心的桌子旁边,带几分顽皮,用手指把一盘芝麻烧饼戳了一下,用地道的上海话说:“‘蟹壳黄’也拿出来了。”说完,笑嘻嘻地一溜烟跑往门口,由任先生和钟书送出门(门外就是楼梯)。

  

   陈先生略有点儿不高兴,对我说:“适之spoilt(宠坏)了,‘蟹壳黄’也勿能吃了。”

  

   我只笑笑,没敢说什么。“蟹壳黄”又香又脆,做早点我很爱吃。可是作为茶点确是不合适。谁吃这么大的一个芝麻烧饼呢!所以那盘烧饼保持原状,谁都没碰。不过我觉得胡适是临走故意回来惹她一下。

  

   钟书陪任先生送客回来,我也卷上两条毛巾和钟书一起回家。我回家和钟书说:“胡适真是个交际家,一下子对我背出一大串叔叔姑母。他在乎人家称‘你的学生’,他就自称是我爸爸的学生。我可从没听见爸爸说过胡适是他的学生。”钟书为胡适辩解说:胡适曾向顾廷龙打听杨绛其人;顾告诉他说,“名父之女,老圃先生的女儿,钱钟书的夫人。”我认为事先打听,也是交际家的交际之道。不过钟书为我考证了一番,说胡适并未乱认老师,只是我爸爸决不会说“我的学生胡适之”。

  

   我因为久闻胡适大名,偶尔又常听到家里人谈起他,他还曾到过我家,我确是很想见见他。所以这次茶叙见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于胡适,他见过的人很多,未必记得我们两个。他在亲密的老友家那番“不足为外人道”的谈论中,他说的话最多。我们虽然参与,却是说得少,听得多,不会叫他忘不了。以后钟书还参加了一个送别胡适的宴会,同席有郑振铎;客人不少呢,同席的人是不易一一记住的。据唐德刚记胡适评钱钟书的《宋诗选注》时,胡适说,“我没见过他”,这很可能是“贵人善忘”。但是他同时又说,“大陆上正在‘清算’他”,凭这句话,我倒怀疑胡适并未忘记。他自己隔岸挨骂,可以不理会。但身处大陆而遭“清算”,照他和我们“吃tea”那晚的理解,是很严重的事。他说“我没见过他”,我怀疑是故意的。其实,我们虽然挨批挨斗,却从未挨过“清算”。

  

   她说还欠我一封信

  

   有一次,任先生晚间有个应酬而陈先生懒得去,她邀我陪她在家里吃个“便饭”,只我们两个人。我去了。大概只有我可以去吃她的“便饭”,而真的“便”,因为我们的饭量一样小。我也只用小小的饭碗盛半碗饭。菜量也一样小。我们吃得少,也吃得慢。话倒是谈了很多。谈些什么现在记不起了。有一件事,她欲说又止,又忍不住要说。她问我能不能守秘密。我说能。她想了想,笑着说,“这钱钟书也不告诉,行吗?”我斟酌了一番,说“可以”。她就告诉了我一件事。我回家,钟书正在等我。我说,“陈衡哲今晚告诉我一件事,叫我连你也不告诉,我答应她了。”钟书很好,一句也没问。

  

   既是秘密,我就埋藏在心里。事隔多年,很自然地由埋没而淡忘了。我记住的,只是她和我对坐吃饭密谈,且谈且笑的情景。

  

   一九四九年的八月间,钟书和我得到清华大学给我们两人的聘约。钟书说,也许我换换空气,身体会好。我们是八月底离开上海的。我还记得末一次在陈衡哲家参加的那个晚宴,客人有一大圆桌。她要量血压,约了一位医生带着量血压器去。可是医生是忙人,不及等到客人散尽;而陈衡哲不好意思当着客大量血压,所以她预先和我商定,只算是我要量血压,她特地约了医生。到我量血压的时候,她就凑上来也量量。我们就是这样安排的。那晚钟书和我一同赴宴。

  

   陈先生血压正常,我的血压却意外地高。陈先生一再叮嘱,叫我吃素,但不必吃净素。她笑着对我和钟书讲有关吃素的趣事。提倡素食的李石曾定要他的新夫人吃素。新夫人嘴里淡出鸟来,只好偷偷儿到别人家去开荤。李石曾住燕园,和我们家是紧邻。解放军过河之前,他们家就搬走了,进驻了解放军。

  

   我们到了清华,我和莎菲先生还经常通信,只是不敢畅所欲言了。“三反运动”(当时称“洗澡”)之后,我更加拘束,拿着笔不知怎么写,语言似乎僵死了。我不会虚伪,也不愿敷衍,我和她能说什么呢?我和她继续通信是很勉强的。

  

   随后是“三校合并”,我们由清华大学迁入新北大的中关园小平房。钟书那时借调到城里,参加翻译毛选工作。有一天任鸿隽先生和竺可桢先生同来看钟书。钟书在城里。我以前虽然经常到任先生家去,我只为他带鸡肉包子,只和陈衡哲说话,我不会和名人学者谈话。那天,我活是一个家庭妇女,奉茶陪坐之外,应对几句就没话可说。钟书是等不回来的,他们坐一会儿就走了,我心上直抱歉。从此我没有再见到任先生。他是一九六一年去世的。我留下的是任先生赏我的墨宝,我征得他子女的同意,复印了作为本文附录,希望任先生的诗集能早日问世。

  

   一九六二年八月,我家迁入干面胡同新建的宿舍大楼。夏鼐先生和我们同住一个单元。大约一两年之后,他一次出差上海归来,对我说,陈衡哲先生托他捎来口信,说她还欠我一封信,但是她眼睛将近失明,不能亲自写信了,只好让她女儿代笔了。我知道他们的孝顺女儿任以书女士是特地从美国回来侍奉双亲的。我后来和她通过一次或两次信。到“文化大革命”,我和陈先生就完全失去联系。在我们“流亡”期间,一九七六年一月,我们从报上得知她去世的噩耗。

  

   我和陈衡哲经常聚会的日子并不长,只几个月,不足半年。为什么我们之间,那么勉强的通信还维持了这么多年呢。只因为我很喜欢她,她也喜欢我,我们之间确曾有过一段不易忘记的交情。我至今还想念她。

  

   摘自《杨绛作品精选·散文(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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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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