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亚洲想象的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1 次 更新时间:2010-12-28 14: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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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 (进入专栏)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这个以海外周边地区为基地的革命运动在中国大陆扎下了根,进而为此后获得发展的政治革命、土地革命和军事斗争提供了最初的动力。这是沿海周边网络与内陆地区的互动在革命过程中的显现。

  与此相应,大陆与海洋的联系与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亚洲战争的特点。在《游击队理论--"政治的概念"附识(1963)》中,卡尔·施密特将"非正规地作战"的"游击队"置于政治思考的中心,进而将"游击队"视为与"国家以及军队的这种正规性质"相区别的"非正规力量"。"以往欧洲国际法的古典战争法中,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游击队的位置。游击队要么是一支轻装备、特别机动灵活、但属正规的不对,要么干脆作为可恶的罪犯被排除在法之外。" "游击队员不仅与海盗、也与科萨尔(Korsar)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正如陆地与海洋作为人类劳动和各民族间武力冲突的不同自然空间不可同日而语。陆地与海洋不仅发展出不同的作战手段和不同类型的战场,也形成了不同的战争,敌人和俘获的概念。只要我们星球上还可能存在着反殖民主义战争,游击队员就仍将是以陆战为特点的积极斗士。通过比较典型的海洋法形象和对空间方面的讨论,游击队员依托乡土的品格会更加鲜明。" [83]鸦片战争以降,中国面临的外来压力从内陆转向了沿海,传统的战争形式由此发生了变化。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海军彻底摧毁了清朝的北洋海军,控制了东亚地区的制海权;但从1931年入侵中国东北、1937年华北战争爆发至中国的全面抗战形成,强大的日本军队却无法征服贫穷的和军事上落后的中国。战争结果当然与复杂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关系的诸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很难从单一的角度加以分析;但日本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军事胜利却无法保障战争的最终胜利是和这一战争的特殊形态相关的:这个特殊形态就是正规作战与游击战、国家间战争与"人民战争"相互交织。与正规军队作战相互配合的是具有灵活性、非正规性和依托土地的品格的游击战争,后者与人民的普遍动员、高度的政治自觉的形成和清晰的敌我关系的界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族群复杂、地域广阔、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内陆地区,中国革命者将战争动员与革命动员综合起来,以独特的战争形式打破了欧洲国际法所确定的正规战争(国家间战争)概念,并为战后中国内部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奠定了完全不同于战前的基础。中国革命是在中国内陆的山脉、河流、丛林、平原之上展开的,通过土地革命的深入,现代中国的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国的革命政党--将几代农民和他们的后代转化为革命和战争的主体,从而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新格局。通过战争的洗礼和革命的动员,那个在欧洲视野中始终是落后、保守之象征的农业社会终于能够转化为能动的政治力量--革命建国、工业计划、城市发展和新型城乡关系的塑造均与这一新的政治主体的出现有着密切的关系。站在这个角度上重新理解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游击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讨论,关于持久战和中国农民和农村在战争中的角色问题的理论,以及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也许能够获得对于中国革命和战争的新理解。

  从上述各个角度看,如何理解亚洲大陆与海洋时代的关系,如何理解亚洲的内在整体性与亚洲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和历史联系的多样性,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单纯的海洋论视野无法解释当代中国正在发生的沿海地区与内地(尤其是西北)的深刻分化,以及沿海经济对于内陆经济的支配性,也无法解释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现代中国革命(以及俄国革命)的动力,以及二十世纪中日战争的特殊形态。更为重要的是:朝贡关系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它包含了不同文化和信仰的社会群体之间的礼仪和政治关系;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由朝贡、贸易和移民造成的网络还为革命、战争和其他社会交往提供了各种要素。在这个意义上,进一步阐释朝贡关系的多重内涵,并从这一多重性中发现其与现代资本主义相互重叠或相互冲突的部分,构成了一个值得进一步探索的课题。

  第三,朝贡体系的论述是在与欧洲民族-国家及其条约体系的对比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它所克服的是早期论述中那种以民族-国家作为近代性动力的唯一条件的看法。然而,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的二元论仍然是一种帝国-国家二元论的衍生形式。早在17世纪,清朝国家就已经以条约的形式在某些区域(如清俄边境)划定明确的边界、常设巡边军队、设定关税和贸易机制、对行政管辖范围内的居民行使主权,并与欧洲国家建立朝贡/条约关系,而在现代社会理论中,所有这些要素都被视为民族-国家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清朝既是一个民族状况复杂的帝国,也是一个国家制度极为发达的政治实体,它的发达的朝贡网络同时也包含了条约关系。如果将国家与帝国、条约与朝贡放置在简单的对立关系中来理解清代社会,就会忽略这一历史中帝国建设与国家建设相互重叠的过程,从而也无法理解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基本特点。正是由于朝贡体系与国家体系具有某种复合关系,从而朝贡关系并不能单纯地被描述为一种等级化的中心/边缘关系。[84]在这里,真正关键的问题不是承认还是否认东亚或中国是国家中心的还是朝贡体系的,而在于重新澄清不同的政治体的概念、不同的政治体的类型、不同的国家概念,而不至让国家概念完全被近代欧洲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历史所笼罩。朝贡体系与网络类型的研究主要以经济和贸易为中心,它所致力的是一种另类的资本主义形态的研究,但朝贡体制涉及礼仪、政治、文化、内外关系和经济等等内容,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这是不应被忽略的。

  如果朝贡体系是一种与近代欧洲主权国家不同的国家类型及其政治文化的产物,那么,我们就需要将问题放置在不同的国家类型、不同的朝贡性质的比较关系之中重新解释朝贡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中国历史中的朝贡关系与条约关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范畴,例如,当清朝与欧洲国家展开跨越边界的贸易、政治和军事关系时,朝贡关系本身也正是国家关系的一种形式。俄罗斯、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家与清朝的关系既被称为朝贡关系,但也是实质上的外交关系或条约关系。浜下武志在划分朝贡类型时曾经指出过最接近于后来所谓外交关系和对外贸易关系的"互市类型",而在朝贡圈内部又有所谓朝贡-回赐的关系,这一关系或者是等价的,或者是回赐超过朝贡的价值,从而朝贡关系具有经济贸易往来与礼仪往来的双重性质。在这一情况下,礼仪形式上的不平等与实质上的对等关系、朝贡关系的礼仪性质和朝贡贸易的实质内容相互重叠。如果朝贡关系与国家关系的重叠构成了朝贡实践的一个内在的特点,我们是否也应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欧洲国家的内外关系,即不是将条约体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的形式,而是看作是各种力量和形式历史地相互作用的产物?例如,我们可以追问:19世纪英国与印度、北美之间的贸易关系是朝贡关系还是条约关系?20世纪(尤其是冷战时代和后冷战时代)的美国(以及苏联)与那些分布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同盟国"或"战略伙伴"之间是主权国家间关系还是朝贡关系?在鸦片战争时代,魏源即已认识到:中国与英国在贸易方面的主要差别不是朝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差别,而是如下事实:中国并不依赖朝贡物品来支撑自身的经济,从而也没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将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关系与对外贸易直接关联起来,而英国本土的经济广泛地依赖它与北美、印度或其他殖民地区的贸易关系和朝贡品,从而英国经济内部存在着将国家体制与贸易关系直接连接起来的动力。如果说中国华商的海外贸易是一种"没有帝国的贸易"的话,那么,英国商人从事的则是一种有组织的、兵商结合的、在国家保护下的贸易。[85]西方列强为了逼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不得不承认中国是一个形式平等的合法主体,从而将欧洲基督教国家间或所谓"文明国家间"的国际法的主权概念运用于欧洲之外。如果按照"朝贡-条约"的规范性(或形式平等的主权概念)构架解释清朝与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冲突和甲午战争,势必遮盖19世纪发生在亚洲区域的权力关系的重大转变,进而用一种普遍主义的"理性"为欧洲国际法的扩张主义提供掩饰。因此,在朝贡与条约、帝国与国家的二元论前提之上,通过反转二者的关系来反击上述欧洲中心论的观点,很可能简化了亚洲内部的历史关系的复杂性。从这一视野出发,如何界定亚洲的"中心-周边"机制与欧洲的"国家"机制之间的既重叠又区别的关系成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亚洲的"近代"问题最终必须处理亚洲与欧洲殖民主义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宫崎市定就开始从广泛的交通关系中探讨"宋朝资本主义的产生",并深信"宋代以后近世史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以东洋近世史的发展去探讨西洋近世史的时候。"[86]他的"东洋的近世"的论述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东亚思想"的重叠并没有掩盖这一论述中包含的洞见。在一种世界史的构架内,运河的开凿、都市的迁徙、香料和茶叶等商品在连接欧亚贸易网络上的功能、蒙古帝国扩张所带动的欧亚艺术和文化的交流等不仅改变了中国和亚洲社会的内部关系,而且也将欧洲和亚洲从大陆和海洋两个方向上内在地关联起来。[87]如果构成"亚洲的近代"的那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从10-11世纪即已开始,那么,这两个世界的历史发展究竟是平行的,还是相关联的呢?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回答说:亚洲和欧洲从13或14世纪以来就已经深刻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我们在理解现代的发生时,必须从一个具有内在关联的世界体系的预设出发。[88]交通的意义不是将两个世界僵硬地捆在一起,而是如两个用皮带连接在一起的齿轮,一边转动,另一边也会同时转动。因此,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是:

  如果只有欧洲的历史,欧洲的工业革命不能发生。因为这不单是机械的问题,而是社会整体结构的问题。工业革命发生的背后,需要小资产阶级的兴隆,亦必须有从东洋贸易中得到的资本积累。要机器运转,不能单靠动力,还必须有棉花作为原料,更需贩卖制品的市场,而提供原料和市场的实际是东洋。没有和东洋的交通,工业革命大概不会发生罢。[89]

  宫崎市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史的范畴内部,他对亚洲与欧洲的交往关系的论述是单薄的;弗兰克的研究是经济主义和贸易主义的,几乎没有对欧洲社会内部的历史动力及其与资本主义的产生的关系作出令人信服的解说。在他们的海洋中心论的结构性叙述中,战争、突发事件和其他历史因素也不得不退居次要地位。但这些叙述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重新叙述"世界历史"的可能性。

  在这一互动的历史叙述中,"亚洲"观念的有效性反而削弱了,因为它既不是一个自足的实体,也不是一组自足的关系;它既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世界历史的起点,也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世界历史的终点。毋宁说,这样一个既非起点也非终点、既非自足的主体也非从属的客体的"亚洲"构成了重构"世界历史"的契机。如果需要修正"亚洲"观念的错误的话,那么,我们还必须重新检讨"欧洲"观念。套用列宁的语言来说,先进的欧洲到底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落后的亚洲又是怎样的历史关系的结果呢?社会内部的历史关系是重要的,但在长久的历史之中,不断伸展的区域互动关系对于一个社会内部的转变的作用又该如何估价呢?如果亚洲论述始终以一个自明的欧洲概念为背景,而不是深入到欧洲历史发展内部重新理解欧洲概念得以建构的动力,那么,亚洲论述就无法摆脱它的含混性。

  

  结语:一个"世界历史"问题:亚洲、帝国、民族国家

  

  上述叙述与其说证明了亚洲的自主性,毋宁说证明了亚洲概念的暧昧性和矛盾性:这一概念是殖民主义的,也是反殖民主义;是保守的,也是革命的;是民族主义的,也是国际主义的;是欧洲的,也反过来塑造了欧洲的自我理解;是和民族-国家问题密切相关的,也是与帝国视野相互重叠的;是一个相对于欧洲的文明概念,也是一个建立在地缘政治关系中的地理范畴。我认为,在探讨亚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自主性的过程中,必须正视这一概念的生成历史中所包含的衍生性、暧昧性、矛盾性-它们是具体的历史关系的产物,从而只有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之中才能得到超越或克服。

  首先,亚洲概念的提出始终与"现代"问题或资本主义问题密切相关,而这一"现代"问题的核心是民族-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发展。这一概念中的民族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张力是与资本主义市场对于国家和跨国关系的双重依赖密切相关的。由于讨论围绕着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等问题展开,从而亚洲社会的丰富的历史关系、制度形式、风俗习惯、文化构成都被组织在有关"现代性"的叙述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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