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亚洲想象的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51 次 更新时间:2010-12-28 14:2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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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角度看,浜下武志关于亚洲朝贡体系的研究既是对"脱亚论"的批判,也是对特殊论的反驳。他在经济史领域重新建立了一个以朝贡体系为纽带、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体系,并以此确认了亚洲内部--包括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连带关系"。尽管浜下武志同样重视东亚的内部的现代动力,但与宫崎市定勾勒的欧洲式的"国民主义"(即民族主义)的"东洋的近世"完全不同,他以朝贡体系为网络构筑了的亚洲的内在整体性。[72]在浜下武志及其代表的学派提供了三个主要的前提:第一,亚洲不仅在文化上而且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构成了一个整体;第二,这个整体是以中华文明为中心的、以超国家的朝贡网络为纽带的;第三,与这一朝贡网络相匹配的是与欧洲"国家"关系不同的"中心-周边"及其相应的"朝贡-册封"关系。如果说宫崎市定的"东洋的近世"以"国民主义"为中心,那么,浜下武志的叙述却挑战了这种"国家"与现代性之间的必然联系,进而以朝贡网络为纽带,构筑了一种有关世界和区域历史的另类叙事。在他看来,亚洲地区的朝贡网络没有被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扩张彻底击毁,"作为一个世界体系的亚洲"即使在近代也仍然存在。浜下武志的论述是富于启发性的,他不但发现了连接亚洲世界的一条内在纽带,并以此为线索勾勒当代世界的图景,而且也从周边的视野揭示了中国正史中的大陆中心论和王朝正统主义。对于那些拒绝承认日本与亚洲的历史联系的特殊论者来说,这是一个有力的批评;对于习惯于从中国内部视野来看待中国的中国学者来说,这一论述提供了一个从周边观察中国的历史视野;对于总是以帝国-国家、朝贡-贸易的二元论的学者来说,这一以朝贡网络(帝国体系)为中心寻找东亚现代性的努力构成了对于欧洲中心论的颠覆。

  东亚整体性这一"事实"是以"东亚"这一范畴为前提建立起来的预设或建构,而浜下的论述侧重于朝贡关系中的贸易方面,尤其是与东亚内部关系相互重叠的海洋贸易关系。我在这里试图以浜下武志的论述为基础展开论述,并对他的论述进行补充、平衡和扩展。首先,"朝贡体系"不是一个自足的和完整的结构,而是由参与这一朝贡历史实践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的产物,从而是一个不断流动的、多元权力中心相互生成的过程,任何一种新的力量参与到这一实践之中都会改变其内部的权力关系。滨下武志将朝贡关系中的宗属关系区分为六种类型(1,土司、土官的朝贡;2,羁縻关系下的朝贡;3,关系最近的朝贡国;4,两重关系的朝贡国;5,位于外缘部位的朝贡国;6,可以看成是朝贡国,实际上却属于互市国之一类等),[73]但这一完备的叙述过于依赖于稳定的"中心-周边"的框架和结构分类,难以完整地揭示朝贡实践的不断变化的历史内含。宫崎市定曾从经济史的观点对中国历史作出如下区分:古代至中世是内陆地区中心的时代,宋至近世转变为运河地带中心的时代,晚清以降则是海岸中心的时代,而后者显然是在欧洲影响下发生的新事态。[74]如果中国内部的中心-边缘关系是不断滑动的关系,那么,朝贡体系同样如此,例如,宋朝在战争条件下与北方民族形成的朝贡关系完全不能按照浜下的公式描述为"中心-周边"的关系,清朝与俄罗斯自17世纪以降形成的朝贡关系也不能被描述为"中心-周边"关系。

  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中心-边缘"关系的不断滑动。如果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心-周边"构架作为解释19世纪以降发生在亚洲内部的权力关系的前提就更难令人信服。正如浜下武志在他稍早时期的论文《资本主义殖民地体制的形成与亚洲--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英国银行资本对华渗入的过程》中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列强向亚洲特别是向中国金融渗透的深化,是与美国、澳大利亚的黄金发现所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大过程密切相关的。从金融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经济史可以被看作中国经济被编织在以伦敦为中心的整个世界一元化国际结算构造之中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亚洲的"近代"是在经济上逐渐被包容进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近代历史的过程,其特征就是金融性统治-从属的关系。[75]如果将"周边-中心"的框架延伸到19、20世纪,并用以描述亚洲内部的权力关系,势必掩盖某些传统的"周边"范畴在新的世界体系中所居于的实际的中心地位。例如,如果把日本的"脱亚"和近代化(包括对台湾的第一次入侵和甲午战争)放置在"摆脱朝贡国地位"的框架(亦即"中心-周边"框架)中解释,不可能说明鸦片战争以降这个"中心-周边"关系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心-周边"、中华帝国-朝贡国(日本)的二元论实际上复制了欧洲近代思想中的"帝国-国家二元论"--如同丸山真男的描述一样,欧洲"国家理性""一方面是在与神圣罗马帝国、罗马教皇那种超国家的上级权威对抗,另方面是在与封建领主、自治城市、地方教会等中世纪的社会势力的自理权要求相对抗中形成的。"[76]"中心-周边"框架无法描述日本在近代亚洲扮演的历史角色,无法解释为什么恰恰是"周边"(日本、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先后成为19、20世纪的亚洲资本主义的中心或亚中心区域,而中国大陆、印度和中亚等传统的"中心区域"却长期沦为"边缘"或殖民地。

  浜下武志的创造性的研究也为一种以网络而不是国家为中心的区域研究提供了可能,但也正是在这个网络视野的扩展中,那种过于稳定的朝贡贸易或中心-边缘架构本身也面临了新的挑战。正如浜下本人注意到的,在19世纪初期,中国的海外私人贸易网络成功地将官方的朝贡体系转化为私人贸易体系,这是长期历史互动的结果。许宝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说,"当欧洲人在16世纪初来到东亚的时候曾试图与官方的朝贡体系联系起来促进贸易的发展,但他们发现他们日渐依赖于广大的中国海外贸易网络,因而有意识地鼓励这种网络的发展。特别是在19世纪初期以降,以中国为中心的官方朝贡体系仅仅是一个从未真正实现的有关控制的官方幻想,因为中国面对着帝国主义列强的不断增长的霸权和侵略。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官方朝贡体系,而是私人的中国海外贸易网络把东亚地区整合到内在相关的历史体系之中。"[77]按照他的论述,不是朝贡贸易,而是私人海外贸易(包括走私活动),构筑了连接东亚和东南亚的贸易网络的更为重要的纽带。在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条件下,东南亚的市场发展与其说是朝贡贸易的结果,毋宁说是打破朝贡体制的结果,走私、武装贩运和欧洲国家的贸易垄断构成了18-19世纪东南亚贸易形式的重要特点。[78]在这里,网络的历史演变也正是"中心-边缘"的权力关系发生变异的产物。

  其次,在由朝贡网络结构起来的"海洋东亚"的图景中,亚洲内陆的历史联系及其变化明显地被置于从属的和边缘的地位。如果我们把西嶋定生对于"东亚世界"的描述与这一以朝贡网络结构而成的东亚世界做一个比较的话,后者的范围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东部地域沿海、半岛及岛屿,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大致与当代日本学术界关注的"海洋亚洲"的范畴相吻合。浜下是在与欧洲中心的对抗之中形成自己的亚洲论述的,他的描述集中在贸易、白银流通等方面,描述的重心是中国与东亚和东南亚的历史联系,亦即主要通过海洋联系形成的贸易交往,从而这一叙述与欧洲资本主义论述中的经济主义逻辑和海洋理论框架有着呼应关系。在他后来的论述中,海洋理论作为一种近代性的理论越来越居于观察亚洲问题的中心地位,因为这一理论处理的是一种与近代条约体系完全一致的政治经济关系。尽管浜下以朝贡体系作为结构性的框架,但他明确地指出这一世界体系的基本规则必须修改,其基本的方向是建立以海洋为中心的、不同于西方贸易体系的新东亚体系。日本作为最早以平等贸易的条约体制向朝贡贸易体系挑战的海洋国家居于时代赋予的特殊地位。也正由于此,这一"具有自己的内在整体性的历史世界"以东亚和东南亚为中心,突出了文化、距离、海洋、政治结构在形成区域关系、尤其是贸易关系时的重要性;但这一整体性的亚洲观对于在朝贡体系中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大陆关系(中原与中亚、西亚、南亚和俄罗斯的关系)缺乏深入的描述,对于海洋贸易圈的形成与大陆内部的动力的关系涉及甚少,对于早已渗透在亚洲内部的"西方"的显著存在未能提供更为清晰的勾勒。事实上,所谓"海洋时代"形成于欧洲工业革命、海洋军事技术的长足发展和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的条件之下,通过殖民主义和不平等贸易,"海洋时代"贬低大陆的历史联系和社会关系,使之从属于海洋霸权和由海洋通道连接的经济关系。

  从中国历史的视野来看,西北、东北和中原的关系是中国社会体制、人口结构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的更为根本的动力,即使在所谓"海洋时代",内陆关系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陈寅恪对隋唐制度的论述及于(北)魏、(北)齐,梁、陈和(西)魏、周等三大渊源,并指出隋唐"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而迄鲜通论其渊源流变之专书,则吾国史学之缺憾也"。[79]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唐代之藩将与府兵》等研究论述了隋唐以来的中国制度、人口和文化已经是欧亚大陆的多重文化渊源和制度渊源的产物。拉铁摩尔在《中国的边疆》一书中曾以长城为"中心"描述出一个超越政治和民族疆域的"亚洲大陆",为我们理解历史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提供了极为不同的视野。按照他的"中心"概念,游牧和农耕两大社会实体在长城沿线形成了持久的互动和相互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反射或渗透到各自的社会生活方式之中。[80]这个作为"互为边疆"的"长城中心说"纠正了中国历史叙事中的那种以农耕为中心的片面叙述,进而与黄河中心的中国叙述,以及宋代以后的运河-江南中心的中国叙述形成了鲜明对照。历史叙述的中心转移除了与各时代的中心地位的移动有关,而且也还与观察历史变化的视野、尤其是观察历史变化的动力的视野相关。在拉铁摩尔的视野中,只是在欧洲殖民主义和工业化的压力之下,中国历史内部的由北向南的运动路线才转向由南向北的运动路线,以致他用"前西方"与"后西方"的概念来描述亚洲大陆内部关系的转化。

  在讨论亚洲大陆的内部运动时,"前西方"与"后西方"的区分也是过于简化的。随着满洲入主中原,中原地区的人口、经济、贸易和其他文化关系的大规模北迁即构成了重要的现象。在17、18世纪,这一由南往北的运动主要来源于清朝帝国内部的运动,而与西方没有多大的关系。1857年,马克思在讨论中国对海洋霸权国家的态度时观察到一个现象,即当西方国家用武力来扩展对华贸易的时候,俄国没有花费多少就获得了比任何一个参战国更多的好处,原因是俄国没有同中国进行海上贸易,却独享以恰克图为中心的内陆贸易,仅1852年买卖货物的总价值就达到了一千五百万美元,由于货物价格低廉,这一总价值所代表的实物贸易量是极为可观的。由于这种内陆贸易的增长,恰克图从一个普通要塞和集市地点发展成为一个相当大的城市和边区首府,并与九百英里之外的北京建立了直接的、定期的邮政交通。[81]马克思在《中国和英国的条约》和《新的对华战争》、恩格斯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等文中,不止一次提到中英、中法在沿海的冲突如何为俄国在内陆获得黑龙江流域的大块土地和利益创造了条件,预言俄国作为亚洲头等强国的崛起将"在这个大陆上压倒英国",[82]批评英国媒体和内阁会议在公布中英条约内容时掩盖俄国在中国、阿富汗和中亚其他地区取得的更大的利益。如果我们把1905年日俄战争对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影响、20世纪中国与苏联的结盟与破裂放置在大陆与海洋关系的辩证法之中加以理解,那么,欧亚大陆的互动对于东亚地区的近代影响显然是极其巨大的历史存在。

  以朝贡体系为中心的亚洲论集中在"经济关系方面"(尤其是以海洋为纽带的贸易网络),对于战争、革命和其他事件并未做出相应分析。孙文曾将华侨视为"中国革命之母",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海外网络(尤其日本、东南亚各国)对于近代中国革命的影响,而这个海外网络与朝贡路线之间存在着重叠性的关系。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日本不仅成为流亡的改革者和第一代中国革命者往返逗留之地,而且也成为中国近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摇篮;正是在这个时代,一批日本知识分子成为中国革命和改革运动的直接参与者;越南、马来亚、菲律宾、缅甸等东南亚国家以及檀香山等地的华人华侨及其社团不但为中国的改良和革命提供了物质资源,也为这个地区的民族主义思潮注入了特殊的活力,从而形成了一个跨越国家边界的社会运动网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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